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系,北京
人类对积极触摸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早在1945年Spitz就指出了积极触摸体验在早期个体发育过程中的重要性。相比于正常家庭的儿童,孤儿院中的儿童虽然也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在他们的成长中基本没有积极触摸体验,阻碍了他们更好、更健康的发展[1]。HarryHarlow的猴子实验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刚出生的小猴子面前放两个母猴模型,一个是有奶喝的铁丝模型;另一个是没有奶喝的布偶模型。原本对哺乳动物的幼崽来说,觅乳是一种生物本能,但大部分时间里,小猴子都宁愿呆在没有奶喝的母亲模型旁边,这是因为绒布柔软温暖的触感,满足了他们对于积极触摸的需要[2]。母婴间的积极触摸,不仅可以增强安全感和依恋关系,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础[3]。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触摸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也有不可替代的治愈性。女性一般会经常用一种非性接触(Non-Sexual Touching)来表达自己对同伴或是伴侣的爱意。比如抚摸、牵 手、环抱他人等等,这是女孩子们增强情感交流和他人联结的一种方式。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发起触摸,而女性之间的触摸也多于男性之间,并且女性比男性更乐意回应触摸[4]。
Meaney的研究探讨了新生幼鼠与母亲舔舐之间的关系则提供了早期发育过程中积极触摸的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他发现与其他幼崽相比,母亲在新生幼鼠早期舔舐多的幼鼠在其成年后表现出来的应激反应明显较低[5]。对遗传学和行为学而言,Murgatroyd等人发现这种保护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产妇对于新生儿的抚摸[6]。在积极触摸的治疗价值方面,Diego等人指出推拿治疗可以降低唾液皮质醇,增加尿羟色胺的代谢水平,从而减少抑郁、孤独、紧张、焦虑、侵略、疼痛等负性情绪[7]。Playfair基于护理关怀中的事件分析,指出触摸可以减轻患者的疼痛恐惧,以及临终的孤独感[8]。
不少研究探讨了积极触摸体验带来的积极影响因素。例如:Thompson & Hampton指出积极的触摸体验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社会联结[9]。触摸作为一种非言语交流,实际上是其中一个人(即发出者)向另一个人(即接收者)发出指示,以引起发送者预期的响应[10]。触摸的社会意义模型中假定触摸的许多形式都代表了文化共享的意义,这意味着发出者和接收者有着相似的想法,而文化共享无疑会带给双方更多的社会资源[1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日常社交活动是通过诸如信息、书面邮件、表情符号或电话等方式进行的,虽然这些媒介都能够传递信息,但由于交流媒介通常支持较少的感官渠道(例如,仅仅文本或音频),结果导致交流缺乏上下文、非言语的提示能力以及及时反馈,这将导致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失真,缺失了即时的情感表露,从而影响到用户和其社交伙伴的感知[12]。Rovers和Van Essen的观点中认为,在社交媒介中设计易于理解的触摸符号或者“触摸”语言是以一件非常困难的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由上述研究可知,积极触摸体验在社会联结以及减少负性情绪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介的局限性,无法满足我们对于积极触摸体验的重要需求,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在被迫接受非触摸式的生活方式。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积极触摸体验在我们一生中的重要性,但国内尚未有可以测量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的工具。目前为止仅有的积极触摸体验和态度的测量工具是Trotter等人在2018年编制的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Touch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Questionnaire,TEAQ),该问卷是一项测量个体对积极触摸的态度和体验的自我报告测评工具。他们对触摸进行了理论建构,包括人际间触摸以及非人际触摸,并测量了个体现在和儿童期的积极触摸体验以及对积极触摸体验的态度[13]。该问卷的侧重在于所有积极的触摸体验,这不仅提高了该问卷的生态效度,还使得该问卷可以在各个领域中实测,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生活中一系列的触摸行为对个体的重要性。
原始的TEAQ包含117个与积极触摸体验有关的项目,Trotter等人在问卷的编制过程中通过主成分分析将原始TEAQ减少至57个项目,并确定了亲朋好友触摸(FFT)、当前亲密触摸(CIT)、童年期触摸(ChT)、自我关怀的态度(ASC)、亲密触摸的态度(AIT)、陌生触摸的态度 (AUT)六个维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均表现良好,其中最高的Cronbach’s α系数为亲密触摸的态度(AIT)0.93,最低的Cronbach’s α系数为自我关怀的态度(ASC)0.81。因此,本研究引进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Touch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Questionnaire,TEAQ),对其进行汉化,并检验在中国文化下应用的适应性和信效度,为今后国内积极触摸的相关研究提供评价工具和参考。
首先由两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和一位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将Trotter等人在2018年编制的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TEAQ)翻译成中文版问卷,然后由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将中文回译成英文,发现没有显著差异,最后再由2位博士对预测的问卷进行表述纠错,以避免项目有歧义、难以理解以及表述不够简练等问题,最终获得中文版的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原量表共包含57个题目,包含并确定了亲朋好友触摸(FFT)、当前亲密触摸(CIT)、童年期触摸(ChT)、自我关怀的态度(ASC)、亲密触摸的态度(AIT)、陌生触摸的态度(AUT)六个因子,其中亲朋好友触摸含11个题目,当前亲密触摸含14个题目,童年期触摸含9个题目,自我关怀的态度含5个题目,亲密触摸的态度含13个题目,陌生触摸的态度含5个题目。此次修订在原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保留原有问卷的所有题目,但对于部分题目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首先,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相比于西方见面时的脸颊吻,我们在见到朋友或家人时通常会采用拥抱的形式,因此将第4题“见到家人朋友时,我会很自然地亲吻他们的脸颊”修改为“问候家人朋友时,我会很自然地和他们拥抱”和第16题“当朋友和家人用亲吻向我打招呼时我感觉很好”修改为“家人朋友向我打招呼时的拥抱让我感觉很好”,这使得问卷更符合中国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初编问卷6个维度共57题的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所有的题目均采用所有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完全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清楚”“有点同意”“完全同意” 依次记为1分、2分、3分、4分、5分。
首先制定项目筛选标准为(1)根据初始问卷施测过程中被试的作答反应,将被试不理解、容易产生歧义、重复的题项修改或删除。(2)采用项目分析的方法:A.考察题目的区分度:首先将问卷总分前27%设为高分组,后27%设为低分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每个项目在高低组上的差异,以求出高低分组被试在各个条目平均数上的差异,检验每个项目平均数是否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该项目是否具有区分度,并删除未达显著的项目;B.对项目与总分进行相关分析:以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作为项目是否需要删除的依据,将相关过高(r>0.80)或相关过低(r<0.30)的题目进行删除;(3)对项目分析后保留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研究者编制问卷的实际经验,项目删减的原则如下:(1)共同度小于0.4;(2)因子载荷值小于0.4;(3)存在双重载荷(双重载荷均在0.4以上);(4)因子包含的项目数少于3。初测共收到有效问卷36份。按照以上删除准则,对于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原本57个题项中,共有3个题项被删除,保留54个项目。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从中提取出6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素,即将原本6个维度中可以合并的题项进行合并,不符合标准的进行删除。再测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40份。按照以上准则,原本54个题项中,共有3个题项被删除,保留51个项目。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将从中提取出6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素,最后形成51题的正式版问卷。
采用线上问卷星的形式发布问卷,共发放问卷249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40份,有效率为96.4%。为探讨人口学调查,问卷包含了性别、年龄段、学历、户籍、独生子女、专业、职业现状、婚恋状况以及性行为有无9个人口学信息,其中男性75名(占总人数的31.3%),女性165名(占总人数的68.8%);高中学历及以下为2人,中专为3人,大专/高职为9人,本科生为118人,硕士生及以上为118人;学生179人,工作54人,退休7人;单身/离异142人,恋爱75人,已婚23人。
首先对数据进行核检,把不按规律作答和数据缺失在50%以上的被试数据删除,对异常数据进行原始数据核对填补。然后将数据库随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部分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SPSS21.0进行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AMOS21.0做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进行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并选择最大方差法对数据进行正交旋转,统计结果表明 KMO=0.803,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因此,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研究者编制问卷的实际经验,项目删减的原则是:(1)共同度小于0.4;(2)因子载荷值小于 0.4;(3)存在双重载荷(双重载荷均在0.4以上);
(4)因子包含的项目数少于3。依据这些标准对初始问卷的项目进行删减,每次删除一个项目,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依据重新分析的结果确定下一次删除的项目[14]。各题项提取特征根大于2的因子共有6个,总方差解释量为50.875%,结果比较理想。第三题“我必须非常了解一个人才会喜欢与他拥抱”区分度小于0.05因此删除该题项,此外其中一些题目的因子载荷小于0.4,从因子载荷最小的54题开始依次剔除后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共删除了6道题目分别是3题、54题、42题、45题、18题、36题。最终的统计结果表明KMO=0.816,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因此,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各题项提取特征根大于2的因子共有5个,总方差解释量为54.324%,各题项在对应因子上的负荷均大于0.4且无多重负荷的题项,共51个题目,但项目与初步设想是不一致的(见表1)。按照题项内容并结合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的理论建构,将自我关怀的态度(ASC)维度删掉,剩下亲密触摸的态度(AIT)(13 项)、亲朋好友触摸(FFT)(13 项)、童年亲密触摸(ChT)(14 项)、当前亲密触摸(CIT)(6 项)、陌生触摸的态度(AUT)(4 项)一共五个因子。表1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45题在任何因素上的负荷值都为0,分析原因可能是英文版问卷的题项翻译有误导致的,第45题“I often have my skin stroked”翻译成中文“我经常抚摸我的皮肤”难以让被试理解,因此出现理解歧义(见表1)。此外,在自我关怀这个维度方面的题项由于因子载荷较小,所包含的题目基本都已删去,因此中文版问卷在探索性上的5个维度与英文版6个维度的确定上并不是一致的,这在讨论部分将仔细分析。
表 1 问卷的因子结构和各项目的因子载荷
Table 1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factor load of each item
|
AIT |
FFT |
ChT |
CIT |
AUT |
20 |
0.780 |
||||
44 |
0.771 |
||||
19 |
0.749 |
||||
40 |
0.733 |
||||
34 |
0.721 |
||||
31 |
0.688 |
||||
28 |
0.630 |
||||
50 |
0.613 |
||||
47 |
0.556 |
||||
10 |
0.516 |
||||
8 |
0.474 |
||||
49 |
0.465 |
||||
24 |
0.464 |
||||
57 |
0.844 |
||||
51 |
0.834 |
||||
13 |
0.815 |
||||
38 |
0.694 |
||||
17 |
0.581 |
||||
48 |
0.580 |
||||
2 |
0.561 |
||||
56 |
0.523 |
||||
46 |
0.481 |
||||
52 |
0.476 |
||||
4 |
0.467 |
||||
21 |
0.430 |
||||
14 |
0.395 |
||||
45 |
|||||
15 |
0.726 |
||||
9 |
0.725 |
||||
6 |
0.721 |
||||
22 |
0.704 |
||||
33 |
0.649 |
||||
35 |
0.649 |
||||
30 |
0.616 |
||||
5 |
0.597 |
||||
43 |
0.572 |
||||
25 |
0.456 |
||||
16 |
0.454 |
||||
53 |
0.420 |
||||
55 |
0.414 |
||||
23 |
0.404 |
||||
27 |
0.903 |
||||
26 |
0.888 |
||||
12 |
0.885 |
||||
41 |
0.708 |
||||
29 |
0.512 |
||||
11 |
0.499 |
||||
39 |
0.596 |
||||
1 |
0.577 |
||||
37 |
0.530 |
||||
32 |
|
|
|
|
0.497 |
注: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转法:最大方差法。a. 旋转在25次迭代后收敛。
使用正式样本的一半(n=120)使用AMOS对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对积极触摸体验5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题目与因子之间的Regression Weights我们发现37题、28题在陌生触摸的态度(AUT)维度上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删除不显著的37、28题,随后我们发现AUT维度只剩2道题,无法代表AUT维度,因此删去AUT因子,又根据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小于0.6不可接受的原则,删除FFT因子上的21和51题、CIT 因子上的23、25、27、53题、CHT因子上的32题、AIT因子上的8、10、12、24、26题,并根据Modification Indices中Covariances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亲密触摸的态度(AIT)(8项)、亲朋好友触摸(FFT)(9项)、童年亲密触摸(ChT)(6项)、当前亲密触摸(CIT)(6项)的四因子模型,一共29题的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
拟合度指数(GFI)与调整后的拟合度指数(AGFI)受样本容量的影响较小,0.90 以上是理想的数值。标准拟合指数(NFI 或 TLI)、比较拟合指数(CFI)和递增拟合指数(IFI)三种评价指数在0.95以上表示模型拟合很好,而在0.90以上就表示模型可以接受;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小于0.05表示模型拟合很好,而在0.05-0.08之间表示模型拟合较好。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选择了GFI、AGFI、CFI、NFI、NNFI、RMSEA几个指数来对模型的适合度进行检验[15]。从表2可看出,本研究中GFI、AGFI、CFI、NFI、NNFI均在0.7-0.9之间,RMSEA在0.05以上。这显示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与实际资料拟合程度不是很好,原因将在讨论中进一步分析(见表2)。
表 2 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Table 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l fitting index of questionnaire
拟合指数 |
χ2 |
df |
χ2/df |
GFI |
RMSEA |
CFI |
NFI |
NNFI |
数值 |
820.999 |
368 |
2.231 |
0.788 |
0.077 |
0.867 |
0.785 |
0.853 |
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的维度为4个,即亲密触摸的态度(AIT)、亲朋好友触摸(FFT)、童年亲密触摸(ChT)以及当前亲密触摸(CIT)。验证性因素分析标准化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问卷验证性分析路径图
Figure 1 Path map of confirmatory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信度指标:采用克隆巴赫(Crombachα)一致性系数来检验各个维度的信度指数,结果如表3表明,3个维度的α系数都在0.83以上,整个问卷的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0.918,说明整个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指标(见表3)。
表 3 有效性问卷5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Table 3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of five dimensions of validity questionnaire
|
1 |
2 |
3 |
4 |
5 |
总问卷 |
信度系数(α) |
0.898 |
0.885 |
0.666 |
0.898 |
0.369 |
0.918 |
效度指标:内容效度是指项目对预测的内容或行为范围取样的适当程度。本问卷的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几点: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积极触摸体验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及维度进行分类整理;B.对英文问卷进行多次翻译与润色;C.由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研究生对编制的问卷维度及题目进行讨论,给出反馈意见并对问卷进行修改,选择与实际相符合的项目,力求项目的表述简明易懂,删去或修订被评定为不好的题目,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是指一个测验实际测到所要测量的理论结构和特质的程度,是实验与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即实验是否真正测量到假设的理论[16]。从问卷数据分析方面来看可以保证其结构效度。由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可知,与共提取了5个因子,问卷各项目的因子负荷值都在0.4以上,总方差解释率为54.324%。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本研究首次对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验证。修订后的问卷与Trotter等人的问卷在结构方面基本一致,但在因子数量方面,中文版问卷从英文版的6个因子减少至4个;在题目方面,中文版的问卷题目总数也从原问卷的57个减少到29个;在题目的表述方面,中文版问卷删除了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部分,并依据中国文化重新修改问题题目,例如:“问候家人朋友时,我会很自然地亲吻他们”改为“问候家人朋友时,我会很自然地和他们拥抱”。
原问卷中的多个题目未被分配到4个因子之中,并且原问卷中有多道题目在修订后的中文版问卷当中被删除,经分析发现,删除的题目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存在表述不当的因素,此外中西方文化对于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的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在中国文化中,个体在自我关怀方面表现出较少的关注,并且在与陌生人的积极触摸方面也经常回避,这种内敛、含蓄的方式使得中国文化下的个体在生活中与陌生人的积极触摸非常少,从而影响陌生触摸态度(AUT)维度的测定。并且自我关怀(ASC)维度的题目翻译成中文后,看起来是一些非常正常的行为表现,例如:自我关怀因子下的题目“我喜欢使用润肤露”“洗澡时,我喜欢使用沐浴露”“我喜欢给皮肤去角质”而并非自我关怀行为。以往对自我关怀的研究表明,自我关怀可以从纪录每天积极或者友善的事件来践行对自我的关爱[17],因此对自我的关怀仅仅从生活中常做的事情着手显然是不够的。
本研究着重探讨了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的中文版修订,结果表明问卷的信效度都相对理想,但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被试量较少,使得再测与正式问卷在维度上并不一致;其次,在问卷维度及问题表述上还不够清晰;最后,问卷的题目设置直接翻译过来是否适用于中国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改进取样样本,可扩大取样范围,增加样本量。另外,对问卷的题目进行修改,使题项的表述更加准确。并做出深入和合理、科学的解释,使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
修订后的中文版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的题目表达方式和答案选项更容易为被试理解,并且将TEAQ各维度项目的份越高,个体的积极触摸体验越高,态度越积极。对随机抽取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问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分析结果表明问卷也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修订后得出的四因子模型。最后,修订后的积极触摸体验与态度问卷除了可以有效地应用到非言语表达领域中,更重要的是可以应用于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情感联结、社交网站使用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为人际互动、人际疏离等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 Spitz R.Hospitalism:An inquiry into the genesis of psychiatric condition in early childhood[J].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1945,1:53-74.
[2] Harlow,Harry F.The nature of love[J].American Psychologist,1958,13(12):673-685.
[3] Hertenstein M J,Holmes R,Mccullough M,et al.The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 via touch[J].Emotion,2009,9(4):566-573.
[4] Stier D S,Hall J A.Gender differences in touch: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view[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4,47(2):440-459.
[5] Meaney M J,Szyf M.Maternal care as a model for experience-dependent chromatin plasticity? [J].Trends in Neurosciences,2005,28(9):456-463.
[6] Murgatroyd C,Quinn J P,Sharp H M,et al.Effects of prenatal and postnatal depression,and maternal stroking,at the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ene[J].Translational Psychiatry,2015,5(5):e560.
[7] Diego,Miguel A,et al.Aggressive adolescents benefit from massage therapy[J].Adolescence,2002,37(147):597-607.
[8] Playfair,Catherine.Human relationships:an exploration of loneliness and touch[J].British Journal of Nursing,2010,19(2):122-126..
[9] Thompson E H,Hampton J A.Th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status on communicating emotions through touch[J].Cognition & Emotion,2011,25(2):295-306.
[10] Mead G H,Morris C W.Mind,Self &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J].Philosophy,1935,10(40):493-495.
[11] Burgoon J K,Newton D A.Applying a social meaning model to relational message interpretations of conversational involvement:Comparing observer and participant perspectives[J].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1991,56(2):96-113.
[12] Da Ft R L,Lengel R H.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Media Richness and Structural Design[J].Management Science,1986,32:554-571.
[13] Trotter P D,Mcglone F,Reniers R,et al.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Touch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TEAQ):A Self-report Measure to Determine Attitudes Toward and Experiences of Positive Touch[J].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2018,42:379-416.
[14] 王明姬,王垒,施俊琦.社会比较倾向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5):302-305.
[15] 王小凤,占友龙,燕良轼.中文版内疚和羞耻倾向量表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5):865-868.
[16] 刘畅,伍新春,陈玲玲.父母协同教养问卷中文版的修订及其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4):727-730.
[17] 杨大春.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米歇尔·福柯的生存哲学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11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