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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不断增长的个人能力和认知水平、生理心理快速发育的重要时期都给青少年的成长与人格形成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同时，在互联网串联起了全球的背景下，当代青少年的信息渠道来源更加多元化，公众人物、明星艺人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网络出现在青少年的面前。追星这一活动的内涵愈加丰富，青少年对明星艺人的追逐与崇拜也催生了研究者对互联网背景下的青少年偶像崇拜现状的关注。偶像崇拜是指个体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产生的情感与价值观的认同，进而模仿其行为、装扮等的崇拜行为[1]。因此，明星艺人的言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青少年追随者的行为举动甚至价值观的建立，并且青少年个体对偶像崇拜的不同卷入程度也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有研究认为，初中生偶像崇拜行为会正向促进崇拜性消费行为[2]。即个体在明星艺人等崇拜对象的宣传和吸引下产生的消费行为，被称为崇拜性消费[3]。有学者认为，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对偶像崇拜行为存在预测作用，个体拥有较差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则可能预示着更不理性的偶像崇拜程度[4]。这说明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认同感和信赖感的社交关系时，更容易将崇拜偶像当作精神寄托，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其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产生不利影响。

孤独感是指个体在无助、无处倾诉、无法依赖他人且感到形单影只的一种情绪情感[5]。常伴有孤独感的个体会对自己的社会生活缺乏适应能力，无法与他人建立守望相助、相互依赖的良好社会关系。有研究认为，偶像崇拜卷入程度高的个体孤独感可能更高，并且社会适应能力更弱[6]。这是因为卷入程度更高的偶像崇拜行为花费的时间更久，且在当下互联网的背景下，偶像崇拜行为更多开展在网络上而非线下。个体的卷入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社交的机会更少且社会适应能力更弱，现实中的友谊建立更为困难，于是孤独感水平越高。近年来的研究认为，青少年的归属感与网络情感体验存在正相关[7]。即当青少年在网络使用中获得越满意的情感体验，就会有更良好的归属感体验。而当下在网络上进行的打榜、投票、签到和崇拜性消费及晒单等偶像崇拜行为都使青少年获得了一定的网络情感体验，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寄托。这些活动在占据了一定时间之后对于青少年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可能导致个体感到孤独、与同龄人缺少共同语言，提高了孤独感水平等。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公共场所或社交场合与他人交往时出现忧虑甚至恐惧的情绪体验[8]。一项交叉滞后研究表明，青少年友谊关系质量能够负向影响社交焦虑水平[9]。即青少年个体拥有质量越高的同伴友谊，越能够减轻或越少出现社交焦虑情况。这说明青少年在生活中培养了良好的同伴关系后，提升了其社会化水平，社会支持的来源也将有更多比重来源于朋辈支持，对于降低青少年个体的孤独感有着重大积极意义，进而预防或降低个体的社交焦虑情况。有研究认为，青少年在社交网络上的使用强度越高，则社交焦虑水平越严重[10]。有学者认为，网络作为媒介为个体的偶像崇拜行为提供了更大的平台[11]。因此，当青少年通过网络使用进行对偶像明星资讯的获取以及偶像崇拜行为，强度越高越可能导致个体对网络追星的过度卷入而与现实生活产生脱离，影响其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交能力，日积月累可能会产生社交焦虑，进而对青少年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不利影响。综上，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对孤独感的影响，并研究社交焦虑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心理发展提供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为正确引导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提出合理建议。故研究假设偶像崇拜行为与孤独感和社交焦虑之间三者存在两两相关的关系，且社交焦虑在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与孤独感水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1年2月-2021年6月面向山东省初、高中生发放相关调查问卷，共回收数据557份，其中有效数据522份，有效率为93.7%。其中男性250名（47.9%），女性272名（52.1%）；初中生222名（42.5%），高中生300名（57.5%）；独生子女267名（51.1%），非独生子女255名（48.9%）。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问卷

根据研究需求，自行制定一般资料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内容包括被试性别、学习阶段、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身边人对自己的偶像崇拜支持程度等。

2.2.2 偶像崇拜量表

偶像崇拜量表（Celebrity Attitude Scale，CAS）是由McCutcheon等人编制、彭文波等中国学者进行修订并被广泛使用的用于测量偶像崇拜程度和类型的量表[12]。该量表共27题，分为娱乐社交（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情感投射（emotional projection）、完全认同（complete identity）、关系幻想（relationship fantasy）和病理边缘（pathological edge）五个维度，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方式，从1分（完全不是这样）到5分（完全是这样）。研究者通过各维度得分的聚类分析将个体的偶像崇拜类型分为四种，分别为低卷入群体、交际型群体、移情型群体和妄想型群体。该量表信效度良好，适用于青少年，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2.2.3 孤独量表

孤独量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UCLA）由Russell等人编制，本研究采用其于1996年修订的第三版[13]。该量表共20题，采用Likert四级计分，从1分（从来没有）到4分（总是），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孤独感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4 社交焦虑量表

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ubscale of Self-Consciousness Scale，SASS-CS）共6题，采用Likert五级计分，从1分（极不相符）到5分（极为相符）[14]。总分越高则社交焦虑程度越高，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4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一致性检验、皮尔逊相关、多元回归分析等。随后运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bootstrap法共计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经Harman单因素检验得量表使用总题项中共有8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1.20%，小于临界值40%。故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青少年偶像崇拜类型、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基本情况

青少年偶像崇拜类型分布中，低卷入型群体占比最高，为42.3%；交际型群体人数占比22.6%，移情型群体人数占比为21.6%；妄想型群体的人数占比最少，为13.4%。如表1所示。

表 1 青少年偶像崇拜类型描述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dolescent idol worship types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得，青少年社交焦虑得分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四个群体中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14.62，p<0.001），经事后检验可得，青少年偶像崇拜低卷入群体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低于移情型群体和妄想型群体的社交焦虑得分，交际型群体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妄想型群体。如表2所示。

表 2 青少年社交焦虑在不同偶像崇拜群体类型上的差异检验

Table 2 Difference test of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in different groups of idol worship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以下同。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得，青少年孤独感得分在偶像崇拜的四个群体类型中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12.58，p<0.001）。经事后检验可知，青少年偶像崇拜低卷入群体的得分显著低于交际型群体、移情型群体和妄想型群体在孤独感上的得分，妄想型群体的孤独感得分显著高于另外三个类型群体。如表3所示。

表 3 青少年孤独感在不同偶像崇拜群体类型上的差异检验

Table 3 Difference test of adolescent loneliness in different groups of idol worship

3.3 青少年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相关关系

经pearson相关分析可知，青少年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三者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r=0.27，p<0.05；r=0.25，p<0.05；r=0.42，p<0.05）。如表4所示。

表 4 青少年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相关关系

Table 4 Correlation among Idol Worship,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of Adolescents

3.4 青少年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对孤独感的影响情况，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可得，青少年偶像崇拜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情况（β=0.27，p<0.001）；偶像崇拜和社交焦虑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二者都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情况（β=0.15，p<0.001；β=0.38，p<0.001）。如表5所示。

表 5 青少年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olescent idol worship,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3.5 青少年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经SPSS·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得，偶像崇拜对孤独感直接效应的值为0.06，bootstrap法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直接效应显著；偶像崇拜对孤独感总效应的值为0.10，bootstrap法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总效应显著；偶像崇拜经社交焦虑对孤独感产生间接效应的值为0.04，bootstrap法95%的置信区间也不包括0，故间接效应显著。因此该中介效应类型为部分中介。结果如表6所示。

表 6 青少年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

Table 6 Mediating effect test and confidence interval of adolescent idol worship,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图 1 中介效应关系模型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relationship model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得到，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类型分布以较为理性的低卷入型群体占多数，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但是，妄想型群体即非理性偶像崇拜类型的青少年在本研究中有13.4%，有必要引起广泛关注，对青少年的理性追星进行合理引导。在本研究中，偶像崇拜、社交焦虑和孤独感之间皆呈两两显著相关，青少年正处于情绪丰富和行为易冲动的年龄阶段，偶像崇拜的行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需要被关注和指导。偶像崇拜行为越缺乏理性，则对个体的负面影响越甚，通过花费在网络的追星时间可能会使青少年个体缺少了必要的社会交往活动，出现社交焦虑以及感到孤独等问题。有研究认为，偶像崇拜会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16]。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交焦虑和孤独感之间呈正相关，且二者能够正向预测抑郁[17]。在本研究中，偶像崇拜行为的卷入程度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还可以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影响其孤独感水平。在社会生活中，社交焦虑可能影响到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对于青少年而言，养成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对于其成年后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研究认为，社交焦虑能够作为中介变量在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发挥作用[18]。因此，培养青少年的在课余生活中的社交能力，理性进行偶像崇拜行为是今后研究者及相关人士在对青少年进行合理引导时的关键问题，提高青少年的社会交往水平，改善社交焦虑问题，进一步降低其孤独感，促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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