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理工学院,常州
近年来,中职生校园欺凌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度热点。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着中职生校园欺凌的现状、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1,2]。虽然有助于了解中职生校园欺凌,但尚存在不足:这些研究均属于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重在分析变量间的关系,但忽略了个体间的差异。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采用更为宏观的视角,可以探索出某个群体内具有相同行为模式的亚群体,恰好能够弥补上述不足。因此,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中职生校园欺凌行为的类别,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按照表现方式的不同,校园欺凌可划分为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这些行为的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欺凌(受欺凌)的模式。Bradshaw(2013)对美国高中生和初中生的数据分析发现受欺凌类型可以分为言语—身体受欺凌型,言语—关系受欺凌型,高言语—关系—身体受欺凌型等十种类型[3]。Han(2021)采用PISA(2015)数据对东亚5个国家和地区中学生数据分析发现,受欺凌者可分为从无欺凌到严重受欺凌六种类型。网络欺凌作为一种新的欺凌形式,与上述欺凌行为组合后,也能够形成不同的受欺凌类型[4]。例如,Wang(2012)对美国6到10年级学生数据分析发现,受欺凌者可分为综合欺凌、言语/社会欺凌、无欺凌型[5],谢家树(2019)研究表明,中学生受欺凌者可分为所有类型受欺凌者、传统类型受欺凌者、传统轻型受欺凌者[6]。以上研究表明,不同群体的受欺凌行为类型并不相同,这或许体现了群体的特异性。中职生受欺凌群体存在何种类型,尚需要研究进一步探索。
对受欺凌行为模式的探索有助于了解其外部特点,对欺凌影响因素组合模式的探索有助于了解不同欺凌类型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遗憾的是,就研究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尚未发现可供借鉴的资料。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很多,总体上可大致划分为学校、家庭和个体三个方面。学校因素中。学校氛围、学校纪律、师生关系、同伴地位等因素都对校园欺凌有显著影响[7]。家庭因素中,消极教养方式、父母忽视、父母的暴力行为、父母高拒绝等因素均能预测校园欺凌[8],个体因素中,个体的问题行为、情绪问题、社会交往能力等因素都与校园欺凌行为有关[9]。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定采用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中职生校园受欺凌行为存在何种类别;第二,中职生校园受欺凌的影响因素可以组合成哪些类别。希望通过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更进一步了解中职生校园欺凌的外部表现与内在规律,为中职生校园欺凌的防治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本研究拟定采用PISA(2018)中职生数据进行分析。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由经合组织(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主要调查15-16岁中学生的学校政策、学习成绩、学习行为等诸多因素。其数据权威性强、数据量大、调查变量丰富,适合用于本研究数据分析。
选择PISA(2018)受欺凌中职学生366名作为被试,其中男生251名,女生115名。
选择PISA测试中的受欺凌行为六道题目、受欺凌程度、归属感、纪律氛围、教师支持、积极情绪、自我概念作为分析变量。PISA采用六道题目测试学生受欺凌情况,六道题分别为“其他同学故意忽略我”“其他同学取笑我”“我受到其他同学的威胁”“其他同学带走或弄坏我的东西”“我被其他同学打或者推到”“同学间散步有关我的下流笑话”。其中第一题、第六题为关系欺凌,第二题、第三题为言语欺凌,第三题、第四题、第五题为身体欺凌。被试选择自己在“一年内”“一个月内”“一周内”受到多次上述欺负行为的情况。PISA将一个月内受到多次欺负定义为受欺凌,若被试选择自己在“一个月”或者“一周内”受到欺负,则界定为受欺负。依照此标准,可分别计算出被试受到言语、身体、关系欺凌的情况。受欺凌程度由六道测试受欺凌行为的题目转换合成,具体转换公式参考PISA(2015)调查报告[10]。其余变量均为PISA以调查学生为总体计算出的Z分数。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表 1 变量及其说明
Table 1 Variables and their descriptions
变量 |
说明 |
变量类型 |
身体受欺凌 |
学生被同学推搡、踢踹、击打的情况,一个月内多次受到他人身体侵犯则定义为身体受欺凌 |
类别变量 |
言语受欺凌 |
学生被同学取外号、嘲笑的情况,一个月内多次受到他人言语攻击则定义为言语受欺凌 |
类别变量 |
关系受欺凌 |
学生受到同学排挤、嘲笑、拒绝的情况,一个月内多次受到社会关系攻击则定义为关系受欺凌 |
类别变量 |
受欺凌程度 |
学生受到分数越高代表受欺凌程度越高,分数高于1.51代表该学生受到严重的欺凌 |
连续变量 |
归属感 |
感觉被群体的其他成员接受和喜欢的程度,分数越高代表归属感越强 |
连续变量 |
纪律氛围 |
课堂上纪律严格的程度,分数越高代表学校纪律氛围越好 |
连续变量 |
教师支持 |
教师在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帮助或者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出的兴趣,分数越高代表教师支持程度越高 |
连续变量 |
积极情绪 |
体验到高兴、自豪、爱等积极情绪程度,分数越高代表及积极情绪程度越高 |
连续变量 |
自我概念 |
学生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困难学习任务的程度,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概念越高 |
连续变量 |
采用SPSS19.0和HLM7.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对身体受欺凌、言语受欺凌、关系受欺凌进行分类。由于这3个变量是分类变量,采用潜在分类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以下简称LCA)。LCA的各项拟合指标见表2。
表 2 中职生受欺凌潜在分类分析拟合指标
Table 2 Latent class analysis fit indice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
类别 |
AIC |
BIC |
Entropy |
LMR-LPT(p) |
2类 |
1339.723 |
1367.042 |
0.831 |
p<0.001 |
3类 |
1313.658 |
1313.658 |
0.999 |
p<0.001 |
4类 |
1299.893 |
1358.432 |
0.851 |
p<0.001 |
5类 |
1307.893 |
1382.043 |
0.712 |
p>0.05 |
LCA从低维度类别开始逐渐向上拟合。LMR-LPT(p)显著代表与原有的类别相比增加一个类别是否显著。AIC是赤池信息量,BIC是贝叶斯信息量,数值越低,代表模型的拟合度越好。Entropy代表归类的准确性,越高越好。依照此标准,3类模型与2类模型相比,LMR-LPT(p)显著,代表增加一个类型是必要的,3类模型的BIC、AIC都较低,并且准确率Entropy达到了0.999。4类模型与3类模型相比,虽然AIC较低,LMR-LPT(p)显著,但其具有较高的BIC,准确率Entropy也有所下降。综合考虑,3类模型拟合度最佳。三类受欺凌行为类别的剖面图如图1所示。
图 1 中职生受欺凌行为类型剖面图
Figure 1 Item probabilities for 3-class LCA model
由图1可知,第一类群体共有47人,占比12.83%,关系受欺凌概率为1.00,身体欺凌受概率为0.38,将其命名为“关系—身体欺凌型”,第二类共有211人,占比57.65%,关系受欺凌概率为0.60,言语受欺凌概率为1.00,身体受欺凌概率为0.60,将其命名为“综合欺凌型”,第三类仅包含身体欺凌,共有108人,占比29.52%,将其命名为“身体欺凌型”。
采用χ2检验考察三种欺凌行为类型的性别以及学校位置差异,采用z检验进行事后比较,结果见表3。
表 3 不同受欺凌行为类别的人口学分布
Table 3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关系—身体受欺凌 |
综合受欺凌 |
身体受欺凌 |
χ2 |
|
性别 |
||||
女 |
23(20.00%) |
50(43.48%) |
42(36.52%) |
15.33*** |
男 |
24(9.56%) |
161(64.14%) |
66(26.29%) |
|
z检验 |
女生>男生 |
男生>女生 |
女生>男生 |
|
学校位置 |
||||
城镇和农村 |
8(8.79%) |
48(52.74%) |
35(38.46%) |
5.34 |
城市 |
39(14.18%) |
163(59.27%) |
73(26.55%) |
|
z检验 |
农村=城市 |
农村=城市 |
农村>城市 |
表3结果表明,不同欺凌行为类别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关系—身体受欺凌”类别和“身体受欺凌”类别中,女生的比例要高于男生的比例;在综合欺凌类别中,男生的比例要高于女生的比例。不同类别学生的学校分布也不一致,在身体欺凌类型中,城镇和农村的学校要多于城市的学校。
选用受欺凌程度、归属感、纪律氛围、教师支持、学业自我概念、积极情绪6个变量进行分类分析。由于这6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以下简称LPA),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中职生受欺凌影响因素LPA拟合指标
Table 4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fit indice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
类别 |
AIC |
BIC |
Entropy |
LMR-LPT(p) |
2类 |
7013.916 |
7099.774 |
0.941 |
p>0.05 |
3类 |
6932.355 |
7049.434 |
0.940 |
p<0.01 |
4类 |
6867.166 |
7015.466 |
0.945 |
p>0.05 |
表4结果表明,3类模型的拟合结果最佳:相较于2类模型,增加1个类别是显著的,并且AIC和BIC相对于2类模型更小,准确率Entropy达到了0.94。4类模型虽然拟合指标比3类模型更好,但是LMR-LPT(p)不显著,接受3类模型作为最终的结果。3类模型的剖面图如图2所示。
图 2 中职生受欺凌影响因素类别剖面图
Figure 2 Profile plot for the 3-class model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如图2所示,第一类受欺凌学生占比60.6%,这类学生具有很高的受欺凌程度,将其命名为“严重受欺凌型”,这类学生具有很低的纪律氛围、教师支持、归属感、积极情绪、自我概念;第二类学生占比37.3%,这类学生具有中等程度的受欺凌水平,将其命名为“一般受欺凌型”,这类学生具有较低的纪律氛围、教师支持、归属感、积极情绪、自我概念,第三类学生占比2.1%,这类学生具有相对较低的受欺凌程度,将其命名为“轻微受欺凌型”,这类学生具有相对较高的纪律氛围、教师支持、归属感、积极情绪、自我概念。
研究结果表明,中职生受欺凌行为可分为“综合欺凌型”“关系—身体欺凌型”“身体欺凌型”三种类型。已有研究探索出的类型大多按照受欺凌的严重程度将其划分为低、中、高类别,但本研究探索出了三种欺凌行为、两种欺凌行为甚至单一欺凌行为的组合模式。这一差异除体现中职生群体的特点外,还可能是由于数据分析总体的不同。以往的研究多采用所有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这种做法会纳入大部分没有欺凌行为的数据。LCA的目的是寻找行为模式相同的亚组,过多的无欺凌数据会降低模型对欺凌组别的敏感性。本研究仅对受欺凌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可能对受欺凌者的类别更敏感。
本研究探索出人数最多的类型为“综合受欺凌型”,该类型大约占比58%。这种类型的学生频繁遭受身体、言语和关系上的欺凌。“综合欺凌型”是以往研究中必定出现的类型。但不同的是,这种类型在受欺凌学生中比例较高,超过一半的学生都被归入了该类型,此外,综合欺凌型学生受到的不同形式欺凌行为的概率较高,三种欺凌行为的概率都高于0.6,这表明,这类学生频繁地受到了三种不同类别的欺负。Finerlhor的系列研究表明,频繁遭受多种形式欺凌的学生是所有受欺凌类型中最危险的类别,他将这类学生命名为“多重受害者”(Poly-victimization)[11]。Finerlhor(2009)的研究表明,除了受到欺凌外,“多重受害者”还容易遭受其他更严重的行为问题(性侵、虐待)[12]。因此,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尤其注重对综合欺凌型学生的识别、保护与心理疏导。
本研究探索出的第二种类型是“身体受欺凌型”,大约占比30%。“身体欺凌型”受害者是中职生群体特有的类型,以往研究没有出现这种单一受欺凌行为组成的类别[3,6]。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测量方式有关。在PISA测试中针对身体欺凌测量的题目有3道,这就增大了身体欺凌类别出现的概率。此外,身体欺凌属于显形欺凌,学生在回答题目时,更倾向报告显形欺凌[13]。除去测量方式的偏差,“身体欺凌型”的出现反映了中职生校园欺凌行为的特点:暴力与直接。身体欺凌产生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就欺凌者而言,自我控制的缺乏、对规则的蔑视、暴力倾向甚至犯罪经历都有可能促使其产生身体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而言,与欺凌者体质上的差距,肥胖、情绪问题、低自尊等因素都容易让其成为身体欺凌的对象。身体欺凌造成的直接后果也非常严重,遭受身体欺凌的受害者很容易进医院。身体欺凌还与一系列问题行为有高相关,例如吸毒、性侵、校园暴力等[14]。
本研究探索出的第三种类型是“关系—身体受欺凌型”,这一类型人数最少,大约占比13%。已有的研究并未发现“关系—身体欺凌型”,但有研究表明关系受欺凌和身体受欺凌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7,15],辅证了本结果的合理性。“关系—身体受欺凌型”中,关系受欺凌的概率为1.00,身体受欺凌的概率为0.38,故该类型以关系欺凌为主,身体欺凌为辅。身体欺凌和关系欺凌分属不同的欺凌类别,前者属于显性和直接欺凌,后者属于隐性和间接欺凌。关系欺凌以社会关系作为攻击他人的工具,常采用孤立、排挤、中伤等手段。虽然关系欺凌的激烈程度不及显形欺凌,但是对受害者心理造成的伤害却更严重[16]。长期遭受关系欺凌容易造成个体低自尊、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
研究发现,不同欺凌行为类别存在性别差异。在“综合受欺凌”类型上,男生比例要多于女生。总体而言,男生的受欺凌程度高于女生,“综合受欺凌”类型同样也反映了该趋势。在“关系—身体受欺凌”类型上,女生的比例要多于男生。“关系—身体受欺凌”类型主要以关系欺凌为主,身体欺凌为辅。关系欺凌属于间接欺凌,主要以散布谣言、排斥等间接手段为主。这种欺凌方式需要更多的社交技能,这方面恰好是女性更为擅长的。在“身体受欺凌类”类型上,女生的比例也高于男生。在绝大部分文献中,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成为欺负受害者。但近年来,也有大样本的调查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成为欺负受害者[17],并且新闻报道中有关女生遭受欺负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这些结果可能反应的是欺凌行为变化的趋势,但尚需更多的资料累计以揭示现阶段欺凌行为的性别差异。本研究仅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不清楚。该结果提示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要注意对女生的保护。从学校分布看,城镇和农村的学校相较于城市的学校具有更多的身体欺凌类型。在城镇与农村的学校中,可能由于学校的监管不够严格,也可能是由于生源质量与城市学校存在差异,致使校园暴力普遍存在,造成了该结果。
受欺凌程度与不同影响因素结合后,产生了三种类别。纳入分析的影响因素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学校、教师和个体。学校方面的因素包括归属感和纪律氛围,教师方面的因素为教师支持,个体方面的因素为自我概念和积极情绪。其中学校和教师方面的影响因素可视作受欺凌的保护因素,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概念可视作受欺凌学生心理变化的指标。第一类学生占比61.7%,大部分受欺凌学生均可归为此类别。从受欺凌程度分析,第一类学生的受欺凌程度均值为1.55,在PISA测试中,受欺凌程度大于1.51可视为严重受欺凌[18]。这表明,第一类学生遭受了严重的校园欺凌。从学校环境和教师行为分析,这类学生所在的学校纪律监管不严,教师对学生的问题行为关注的也不够,由此导致他们对学校没有归属感,游离在校园生活之外。从个体心理变化分析,由于长期遭受欺负,第一类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并没有太多的信心,自我概念低下。此外,第一类学生的积极情绪也很低,这表明长期的欺负受害让他们也承受了心理健康方面的压力,感受到了更低的积极情绪。第二类学生占比31.7%,约占受欺凌学生的三分之一。与第一类学生相比,第二类学生在其他五个变量上得分相对较高,但仍然低于总体学生的平均值。这表明,第二类学生具备第一类学生的所有特点,只不过程度相对较轻。在这些变量中,归属感得分与其他变量相差较大,这一结果可能表明归属感的提升是改变学生受欺凌境况的有效途径。第三类学生非常少,仅有8人。与第一、二类学生不同的是,第三类学生虽然也属于受欺凌群体,但他们的归属感得分较高、教师支持得分也比前两类更高,这表明,归属感和教师支持在削弱校园欺凌程度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此外,积极情绪得分也相对较高,这表明,这一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
本研究通过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PISA(2018)中职生受欺凌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中职生校园受欺凌行为可分为“综合受欺凌型”“关系—身体受欺凌型”“身体受欺凌型”三种类型。“综合受欺凌型”人数最多,“身体受欺凌型”人数次之,“关系—身体受欺凌型”人数最少。
(2)在“关系—身体受欺凌”类别和“身体受欺凌”类别中,女生的比例要高于男生的比例;在“综合受欺凌”类别中,男生的比例要高于女生的比例;在身体欺凌类型中,城镇和农村的学校要多于城市的学校。
(3)中职生受欺凌影响因素可分为“严重受欺凌型”“一般受欺凌型”和“轻微受欺凌型”。“严重受欺凌型”学生具有较低的纪律氛围、教师支持、归属感、积极情绪、自我概念,“一般受欺凌型”学生具有较低的纪律氛围、教师支持、归属感、积极情绪、自我概念,“轻微受欺凌型”具有相对较高的纪律氛围、教师支持、归属感、积极情绪、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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