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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大学生恋爱现象变得日益普遍，《2016中国大学生恋爱白皮书》基于36741名大学生调查指出，有过恋爱经历的中国大学生多达80％[1]。恋爱关系属于亲密关系的狭义层面，是个体进入青春期后对异性产生爱慕喜欢的情感，并渴望与其建立的亲密关系[2]，也是情侣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别的人际和心理关系[3]。在恋爱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恋爱满意度（Love satisfaction），是恋爱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变量[4]，它是情侣双方对彼此关系质量的感知评价［5］。大学生正值成年初期，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可知，此时他们的主要发展任务就是获得亲密感和归属感，避免孤独感，体验爱情的实现。亲密关系的建立是大学生完成自我同一性，顺利过渡到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而恋爱是大学生亲密关系的重要建立途径[6]，确立恋爱关系也被认为是个体社会关系发展的标志[7]。恋爱满意度对应于个体对其关系的积极性判断程度[8]，拥有高恋爱满意度的个体可以维持更久的亲密关系，同时它也是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因子[9]。大学生通过恋爱关系产生高满意度可以有效避免亲密与孤独的冲突。相反，缺乏恋爱满意度个体可能会面临分手和离别，经历一个悲痛的过程，产生的悲观消极情绪会影响大学生学业成绩和生活质量，恋爱挫折与冲突也是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0]。可见，探索大学生恋爱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预防相关问题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角色（Gender role）是指在生理基础上产生的符合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包括两性的人格特征，他们的不同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11]。最初有关恋爱满意度的研究多关注到的是男女性别差异，后来随着性别角色的提出，许多学者开始围绕二者进行研究。目前许多相关研究显示，随着时代发展，双性化趋势日益明显，双性化个体（同时具有高度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也被认为心理相对健康，他们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12]。同时，在人际关系方面，双性化特质还可以促进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减轻人际困扰，并在两性交往中展现出一定优势[13]，使个体在恋爱过程中能体验到更高的恋爱满意度[14]。此外，还有研究显示，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均显著正相关于恋爱满意度，未分化个体的恋爱满意度最低，而双性化、女性化个体则较高［15］。由此可见，性别角色也是影响恋爱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共情（Empathy）又称移情、同理心，是指个体理解和体验他人的情绪感受，并且能够对此做出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16]。以往研究显示，共情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个体情绪发展和人际交往的重要方面，共情与亲密和冲突的人际管理能力呈正相关，高共情的个体更易感受到社会支持，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有利于维持人际和谐[17]，还可增加亲密关系满意度并改善家庭关系质量[6]。此外，共情也是爱情表达的重要维度，共情能力越强则爱情表达行为越多，可继而提升亲密关系满意度[18]。可见，共情与个体的恋爱满意度也密切相关。并且，有研究显示性别调节了共情对恋爱满意度的预测作用[6]。纵观以往研究，共情常被作为中介变量以研究其他变量间的关系机制。而关于共情与性别角色的相关研究还较少，早期的多数研究只是考虑到共情的性别差异，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即单一认为男性或女性的共情能力更强，显然不够准确。后有研究开始关注到性别角色这一变量，认为传统两性中，只有女性的性别角色与共情直接相关，而共情表现的差异产生紧随两性习得对方的性别角色之后[19]。近年来，有研究明确指出，较之性别，性别角色才能更好地区分共情能力差异，其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化、双性化个体的共情水平更高[20]，为我们奠定了研究基础。

综上可知，大学生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两两之间关系密切，然而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较少，故本研究拟进一步探索大学生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三者间的关系机制并提出假设：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两两呈显著正相关；性别角色、共情均能正向预测大学生恋爱满意度；共情在大学生性别角色与恋爱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提升大学生的恋爱满意度提供一定的新思路。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方便取样方式在大学生中发放问卷700份，回收后剔除无恋爱经历者、填充规律者及信息不完整者，最后得到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为71.43%。其中，男生128人，女生372人；城镇214人，农村28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50）

该量表是刘电芝等修订的适用于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良好评估工具[21]，由50个词汇构成，采取Likert7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7分，包括为三部分：男性化量表、女性化量表（各16题）以及中性化量表（18题，不参与计分）。男性化量表得分为男性化特征，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男性化特征越明显，同理，女性化量表得分为越高表明个体女性化特征越明显，两者之和为性别角色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性别角色越趋向于双性化。男、女性化分量表的原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84，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男、女性化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88。

2.2.2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

该量表由台湾学者詹式修订，张凤凤等对其进行检验，发现量表可以很好地评估中国人群的共情能力[22]。量表共22个项目，其中第2、5、10、11、14题为反向计分题，采取Likert5级计分法，从“完全不恰当”到“很恰当”分别记为0～4分，包括观点采择（5题）、想象力（6题）、共情性关心（6题）和个人痛苦（5题）四个维度，所有项目得分总和代表了共情能力，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共情能力越好。总量表原Cronbach’s α系数为0.78，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60～0.79之间，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64～0.78间。

2.2.3 亲密关系满意度量表（QRI）

该量表是由Patrick和Knee修订的QRI量表的中文翻译版[23]，共包含6个题目，采用Likert7级计分，从“完全不赞同”到“完全赞同”分别记为1～7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对目前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高。总量表原Cronbach’s α系数为0.9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24]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7个，第一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19.15%，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检验各问卷的信度和共同方法偏差，并运用AMOS 21.0进行中介模型的构建及检验，其中采取吴艳等[25]所提方法打包男性化特征、女性化特征以及恋爱满意度的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对大学生在性别角色、恋爱满意度和共情上的得分情况及性别角色、恋爱满意度和共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

3.1 恋爱满意度的差异检验及性别角色分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大学生恋爱满意度的一般人口学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恋爱满意度在生源地（t=2.749，p<0.01）、恋爱次数（F=3.128，p<0.05）、恋爱时长（F =14.270，p<0.01）及是否异地恋（t=-2.031，p<0.05）上存在显著差异。来自城市，恋爱次数多、时间长，为同城恋的个体恋爱满意度更高。本次调查中大学生的性别角色分布情况为：未分化161人（33.2%）、男性化84人（16.8%，其中男生23人，女生61人）、女性化81人（16.2%，其中男生6人，女生75人）、双性化174人（33.2%）。

3.2 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性别角色（包括男性化特征及女性化特征）、共情与恋爱满意度两两呈显著正相关（p<0.01）。

表 1 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Table 1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ender role, empathy and love satisfaction

注：1性别角色，2男性化特征，3女性化特征，4共情，5观点采择，6想象力，7共情性关心，8个人痛苦，9恋爱满意度。*p<0.05，**p<0.01，下同。

3.3 性别角色、共情对大学生恋爱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以性别角色、共情为自变量，恋爱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从中可知，性别角色（包括男性化特征及女性化特征）、共情均对恋爱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p<0.01）。

表 2 性别角色、共情对大学生恋爱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gender role and empathy to love satisfaction

3.4 性别角色与恋爱满意度的关系：共情中介效应检验

皮尔逊积差相关显示，性别角色、共情、恋爱满意度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由此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三者的中介作用。使用AMOS21.0建立拟合良好的中介模型如图1、图2。图1模型拟合指标是：df=41，χ2=96.62，χ2/df=2.36，p<0.01，RMSEA=0.05，CFI=0.98，IFI=0.98，NFI=0.96，TLI=0.97，图2模型拟合指标是：df=32，χ2=96.28，χ2/df=3.00，p<0.01，RMSEA=0.06，CFI=0.97，IFI=0.97，NFI=0.96，TLI=0.96。

然后根据Bootstrap方法[26]分别对观点采择在男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之间、共情在女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经过5000次重复抽样，选取95%的偏差矫正置信区间。由检验结果可知，男性化特征通过观点采择对恋爱满意度预测的置信区间是［0.054～0.181］，不包括0，中介效应成立，其路径系数为0.110，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5%。同理，女性化特征通过共情对恋爱满意度预测的置信区间是［0.058～0.302］，不包括0，中介效应成立，其路径系数为0.16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8%。

图 1 观点采择在男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间中介效应路径模型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path model of perspective taking between masculinity and love satisfaction

图 2 共情在女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间中介效应路径模型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path model of perspective taking between masculinity and love satisfaction

4 讨论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对于大学生性别角色、恋爱满意度与共情的现状以及性别角色、恋爱满意度与共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如下分析讨论：

4.1 大学生性别角色、恋爱满意度与共情的现状

4.1.1 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仍处于待完善阶段

童年早期形成的性别意识会随着成长得到完善，大部分人会成为双性化个体。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大学生的性别角色分布呈现三足鼎立趋势，未分化、单性化和双性化各约占三分之一，与以往研究一致[21]，表明目前大部分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仍处于待完善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双性化趋势理应日益明显，而目前的状况表明学校、家庭、社会对于性别角色意识还不够重视，学生性别角色的发展是盲目自发、缺乏指导的。大学阶段是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学生心理问题多发的阶段，大学生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应给予他们更多关注，完善的性别角色也有利于他们保持身心健康[27]。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存在女生男性化和男生女性化现象，对应了我们生活中可见的“女汉子”“暖男”等现象，也提示了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影响的削弱，人们不再只被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所束缚，男女平等的思想被越来越多地接受。

4.1.2 大学生恋爱满意度的人口学差异及其与共情的得分状况

在人口学变量上，恋爱满意度在生源地、恋爱次数、恋爱时长及是否异地恋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来自城市，恋爱次数多、时间长，为同城恋的个体恋爱满意度更高。究其原因，可能由于来自城市的个体更加具有经验的开放性，接受能力更好，更能理解他人，获得更高的恋爱满意度；恋爱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恋爱的经验就越足，情侣间相处会更融洽，关系更稳定长久，恋爱满意度也越高；相对于异地恋，同城恋的情侣一起相处的时间更久，与彼此的交流陪伴更多，更加有安全感，对恋爱关系的满意度也越高[16]。

此外，本次大学生被试群体在恋爱满意度和共情上的得分均值分别为5.12、2.50，与它们各自的理论中值4、2相比，均处于中等稍偏上水平，表明大学生对于自己恋爱关系的感知评价水平及自身的共情能力较高，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2 大学生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间的关系

首先，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与恋爱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且性别角色能正向预测恋爱满意度，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16］。表明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中的某些特质都会对恋爱满意度有积极影响，不仅仅只限于单一性别角色特征，比如男性化特征中的大度、沉稳、心胸开阔等，以及女性化特征中的温柔、细心、善解人意等，这些都是个体希望对方所拥有的，也再次说明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被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传统的女性化特征也被更多地认可。而双性化个体同时具有高度的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两种性别角色特征在个体身上融合，具有更加完善的人格特质，更能从双方角度考虑，进行有效换位思考，利于感情表达交流，故而在恋爱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14]。并且，较之男性化特征，女性化特征对恋爱满意度的预测力更强，可能女性化特征中的某些特质在恋爱过程中对满意度起到更大的作用[28]。

其次，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与共情显著正相关，且性别角色能正向预测共情。虽无研究直接证实二者关系，但有研究显示双性化个体的共情水平最高[20]，而双性化个体是同时具备高度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的，便可以对这一结果有一定解释。其中，男性化特征与共情的观点采择维度相关显著，表明男性化特征越明显，观点采择能力越好。可能由于男性化特征具备理性、大度、有判断力等特质，有利于个体换位理解对方的观点。女性化特征与共情显著正相关，表明女性化特征越高，共情能力越好。可能由于女性化特征中的善于倾听、能体谅人、善解人意等特质，本来就都是共情能力的体现。

再者，大学生的共情与恋爱满意度也显著正相关，且共情能正向预测恋爱满意度，与以往研究一致[6]。表明共情能力越强，恋爱满意度越高。在恋爱过程中，共情能力高的个体更能够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感受，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采取积极的问题解决方式，以亲社会的方式处理冲突，从而拥有更高的关系满意度。相反，共情能力低的个体则可能被负面情绪主导，难以向对方表达同理心或用积极的策略解决冲突，引发激烈矛盾，则可能降低双方关系质量[29]。

4.3 共情在性别角色和恋爱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共情之观点采择在男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共情在女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大学生性别角色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恋爱满意度，还可以间接通过共情进而影响恋爱满意度。

一方面，大学生性别角色可以直接影响恋爱满意度。正如上文所述，性别角色与恋爱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并能正向预测恋爱满意度，即性别角色得分越高，个体的恋爱满意度越高。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女性更多地展现出一些男性化特征，如心胸开阔、勇敢、大度等；而传统的女性化特征如温柔、善解人意、细心等也在男性身上得以体现，印证了当代社会性别角色双性化发展趋势及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15]。并且，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中的这些特质都是恋爱中的两性所期盼对方拥有的，利于个体恋爱满意度的提升。当人们打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禁锢时，两种性别角色特征在个体身上得以融合，会发展出更加完善的人格特质，更能从双方角度考虑，容易感同身受以进行有效换位思考，利于感情的表达交流，进而在恋爱中会获得更高的满意度[14]。

另一方面，大学生性别角色还可以间接通过共情影响恋爱满意度。具体说来，男性化特征高的个体具有大度、理性、心胸开阔、有判断力等特质，有利于换位了解和接纳别人的观点，观点采择能力强，从而提升了共情能力。女性化特征高的个体具有善解人意、细心、能体谅人、富有同情心等特质，容易和别人形成共鸣，给对方更多的包容和关心，共情能力也更高。而共情是理解的艺术[30]，共情能力高的个体对恋人的观点和看法会保持开放态度，不会简单否定而是倾向于接纳，能够与对方处于平等地位去感同身受，能够换位思考，会使对方体验到被尊重及理解，有利于情感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同时，他们能在恋爱中及时关注到对方的情绪情感变化，让对方体验到关爱，在遇到分歧时也会更加包容，并且采取积极的解决方式避免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可提升恋爱满意度，发展更为稳定安全的亲密关系。相反，缺乏共情能力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忽略对方的处境和感受，在遇到分歧和矛盾时固执己见，不肯退让，甚至可能相互推卸责任，指责对方，不利于恋爱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从而降低关系满意度。

4.4 建议

恋爱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阶段，可以培养个体的责任感，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对大学生进行爱情教育是必要的[31]。本研究建构了一个中介模型对性别角色影响大学生恋爱满意度的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究，而共情在性别角色对恋爱满意度的影响之间起中介效应，验证和丰富了大学生恋爱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为后续建议、干预措施带来启示：首先，完善的性别角色是提升恋爱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童早期形成的性别意识会随着成长得到完善，大部分人会成为双性化个体。处于人生发展新一阶段的大学生依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学校及授课老师应摒弃传统的性别观，予以部分未成为双性化的个体积极正确的性别角色引导。大学生也应该对性别角色加强了解，正视和完善自身的性别角色。另外，共情在性别角色对恋爱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为提升大学生的恋爱满意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共情能力进而提升其恋爱满意度。为此，教育工作者应多提供平台和机会锻炼学生的共情能力，重点识别和关注那些缺乏共情能力的学生，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给予他们适时恰当的帮助。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性别角色、共情和恋爱满意度三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仍处于待完善阶段，其共情、恋爱满意度水平普遍中等稍偏上，有待提升。

第二，大学生性别角色、共情与恋爱满意度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能正向预测恋爱满意度和共情，共情也能正向预测恋爱满意度。

第三，共情在大学生性别角色对恋爱满意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共情之观点采择在男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共情在女性化特征与恋爱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军成，陈卫旗，梁文燕，等．大学生恋爱投入对亲密关系满意度、学业表现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3）：433-437．

[2] 刘翔平．沙利文人际关系理论简介［J］．心理科学进展，1988，6（2）：11-17．

[3] 王中杰，赵山明．大学生婚姻态度在自尊与恋爱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7，31（8）：654-658．

[4] Mattson R E，Roggee R D，Johnson M D，et al．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mantic dimensions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J］．Personal Relationships，2013，20（2）：328-355．

[5] 张瑞．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的初步编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8（8）：169-171．

[6] 王中杰，赵山明．性别在大学生恋爱满意度与共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7，31（7）：573-576．

[7] 杜红梅，李佳瑶．国外青少年恋爱关系研究综述［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9）：56-60．

[8] Avivi Y E，Laurenceau J-P，Carver C S．Link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to perceived mutuality of relationship goals and perceived goal progress［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09，28（2）：137-164．

[9] Rohmann E，Fuhrer A，Bierhoff H-W．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cross European cultures：The role of love styles［J］．Cross-Cultural Research，2016，50（2）：178-211．

[10] 史辉．大学生自杀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研究—基于全国部分院校大学生自杀事件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20（3）：105-108．

[11] 张林，邓小平．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身体自我认知对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24（3）：53-57．

[12] 张萍，毕重增．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与安全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3）：350-352．

[13] 王中会，王晶．女大学生性别角色、性别观念与大学适应的关系［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11（1）：102-109．

[14] 杨炯，胡怀林，俞乐笑．大学生性别角色与两性交往质量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2）：86-90．

[15] 何艳，付海玲，韩洁．关于大学生性别特质与恋爱满意度的调查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6）：616-617．

[16] 王皓．性别角色特征与恋爱满意度的关系［D］．保定：河北大学，2010．

[17] 岳童，黄希庭，傅安国，等．特质积极共情：一种高利他性的人格品质［J］．心理学报，2021，44（3）：754-760．

[18] LAMY L．Desired versus feared empathy：the role of empath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ove［J］．Studia Psychologica，2006，48（1）：45-56．．

[19] 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等．共情的性别差异［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9）：1423-1434．

[20] 王梦露．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性别角色差异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7．

[21] 刘电芝，黄会欣，贾凤芹，等．新编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揭示性别角色变迁［J］．心理学报，2011，43（6）：639-649．

[22] 张凤凤，董毅，汪凯，等．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的信度及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杂志，2010，18（2）：155-157．

[23] Patrick H，Knee C R，Canevello A，et al．The role of need fulfillment in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7，92（3）：434-457．

[24] 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942-950．

[25] 吴艳，温忠麟．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12）：1859-1867．

[26]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27] 袁靖姣，李连玲，井西学．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人际困扰程度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3（5）：750-752．

[28] Steiner-pappalardo N L，Gurung R A R．The femininity effect：Relationship quality，sex，gender，attachment，and significant-other concepts［J］．Personal Relationships，2002（9）：313-325．

[29] Perrone-mcgovern K M，Oliveira-silvA P，Simon-dack S，et al．Effects of empath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on psychophysiological arousal and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J］．Applied psychophysiology and biofeedback，2014，39（1）：19-25．

[30] 赖丽足，任志洪，颜懿菲，等．共情的双刃剑效应：COVID-19 心理热线咨询师的继发性创伤应激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J］．心理学报，2021，53（9）：992-1002．

[31] 彭福燕，赵智昕，李旻臻，等．有恋爱经历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行为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J］．中国学校卫生，2019，40（11）：165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