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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质主义（materialism）与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是美国学者Inglehart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西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发展、变迁时提出的一对新理论概念[1]。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个体占有财物是非常重要的[2]。物质主义者用所有物来衡量自己与他人的成就，并认为物质是安全感的来源[3]。对于物质主义的研究时间较长，有学者专门开发出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VS）[2]，国内学者也对该量表进行了汉化［4］。过于看重金钱和物质的价值观，会削减物质主义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亲社会意向，降低他们的共情水平和对他人的信任度，对他人经受的挫折和困境表现出更多冷漠[5]。

近代工业文明以机械论世界观、自然观为典型特征，强调人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控制与支配权。为了追求物质的极大丰富，工业文明崇尚个人自由，倡导物质与消费，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人与自身、环境之间的关系恶化，进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6]。因此全球范围的工业国家（包括欧洲、北美、东亚、澳洲和部分拉丁美洲）的主流价值观正从“物质主义”逐步过渡到“后物质主义”[7]。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超越了单一的物质增长范畴，延伸到了“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公民自由”等领域，由此衍生出的环境关怀，以及环保、节能等概念，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鲜明的特征之一[8]。具体到我国，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以生态、理性、环保为主张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应运而生。2003年和2007年中国人均GDP分别突破1000 美元和2000美元，根据以往数据，这是衍生后物质主义的临界点［9］。郭莲[10]将1995年与2007年价值观数据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即我国大众的价值观确实逐步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近年来，我国重视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发展观，这也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一致。

这种价值观的转移是一整套文化变迁，涵盖了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全部文化领域[11]。研究表明，除了会造成个体层面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降低之外，物质主义还可能造成强迫性购买[12]，亲社会行为减少[13]，不道德行为［14］、偏见及种族主义[15]增加[16]；对个体的亲环境态度和行为有负向预测的作用[17]。而后物质主义者更关心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种族、移民、性别与权利、安全秩序、人际关系等[11]，对环境的保护意识更强［18］。

有关后物质主义概念及其与物质主义的关系研究表明，认可一种价值观（无论是物质主义还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都不会自动排除对另一种价值观的认可[19]。研究发现物质主义处于Schwartz价值观环状模型中与自我提高（如享乐、权力）相关的位置[20]，与之相对的是与自我超越（如普遍性、后物质主义）相关的价值观。但对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究竟是一维还是二维的问题尚有疑义。Inglehart认为，对某种价值观的选择需要以排除另一种为代价，他将这种权衡应用于测量方法，采用了一道四选项的题目来区分个体是“物质主义者”“后物质主义者”还是“混合者”。但有的研究者质疑这种单一题目的测量缺乏信效度[21]。从1995年开始 ，研究者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相关选项增加到12个。近些年，有研究者运用内隐联想测验来测量被试内隐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22]。Kyvelidis[23]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测量存在文化间的差异问题，即被试对同一问题的理解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鉴于目前对后物质主义的研究和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两者放在一起的研究较少，为了更好地探究两者间的关系及检验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为后物质主义的测量提供有效工具，本研究对Giacalone和Jurkiewicz[24]提出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量表（Revised Materialist-Postmaterialist Index）进行中文版修订及差异性检验。该量表是在Inglehart提出的12题单维度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量表（MPMI）基础上的修正版，其特点是，不假设二者是同一维度的两端，而把它们当作两个独立的部分看待。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按照被试数量是量表题目5～10倍的原则选取了两组样本。第一次测量数据为网络发放问卷，随机取样，共收回200份，有效率91.0%。被试年龄在17～73岁之间（M=28.53，SD=11.18）。以初测数据作为样本1，对样本1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第二次测量数据同为网络发放问卷，随机取样，共收回490份，有效率88.60%。将第二次测量数据分为样本2和样本3。样本2共397名被试，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表1所示。用样本2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信效度和差异性检验。用样本3数据（包含37名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研究生）来进行重测信度系数检测。

表 1 样本2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n=397）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sample 2 subjects (n=397)

2.2 研究工具

2.2.1 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量表

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R-MPMI）量表原始版为25题，其中物质主义部分14题，后物质主义部分11题。对美国127名学生的测量表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部分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和0.84。

首先由2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英文版R-MPMI问卷进行中文版翻译，在对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表达习惯进行对比之后，形成了初始版R-MPMI中文问卷。再由2名英语专业博士生将其译为中文。在反复修改比对之后确定了中文题项。在课堂上进行了施测之后，根据心理学专业师生的意见，整合成了初测版本R-MPMI问卷。中文版R-MPMI量表共包含25道题，采用5点计分，从“1”到“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两部分各自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的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程度越高。

2.2.2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

采用李静和郭永玉（2009）[4]修订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VS），该量表包含“中心”“幸福”“成功”三个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对样本2同时进行施测，进行物质主义量表相容效度的分析。

2.2.3 新生态范式量表

采用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修订的新生态范式量表（NEP）[25]，该量表包含“新生态范式”和“主导社会范式”两个因子，用以测量个体环境关心的水平。原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对样本2同时进行施测，进行后物质主义量表相容效度的分析。

2.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2. 0和AMOS 23. 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样本1的数据表明，物质主义部分和后物质主义部分平均分各自为36.49（SD=9.25）和43.59（SD=7.01）分。分数范围分别为14～63和23～55分，均接近正态分布。将样本1按总分降序排列，抽取前后27%的数据划分为高低分组，物质主义量表高分/低分组分别有56和49个数据，后物质主义量表高分/低分组分别有49和54个数据。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每道题在高分/低分组上得分差异均显著，两组t值分别在4.00～10.80和8.84～14.01之间（p<0.001）。考察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总分和每个题项之间的相关可得，各题项得分与量表总分间均显著正相关，物质主义量表各题的相关系数除第3题外均介于0.49～0.70之间（p<0.01），第3题相关系数为0.39，低于0.4，相关较低，故删除。后物质主义量表各题的相关系数均介于0.55～0.76之间（p<0.01）。

3.2 信度分析

对样本2数据进行Cronbach’s α系数和Guttman分半信度检验，结果表明，R-MPMI物质主义部分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分半信度为0.82；后物质主义部分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分半信度为0.82。重测信度检验显示物质主义部分的重测信度为0.82（p<0.01），后物质主义部分的重测信度为0.81（p<0.01）。各项信度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3.3 结构效度分析

3.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1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物质主义部分KMO值为 0.87，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676.36（df=78，p<0.001）。在不固定因子数目的前提下，主成分分析法表明有3个特征值大于1，结合碎石图看，在第一个因子（拐点）出现后因子坡度渐趋平缓。根据原始问卷，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问卷均为经过内容验证的单维度量表。根据各题项的载荷，逐次删除了在不同因子上具有交叉载荷且在第一个因子上载荷较低的4、14、6、8题，只剩一个大于1的特征值，可解释42.75%的变异。因此物质主义部分由9个题项组成。后物质主义部分数据KMO值为 0.86，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794.36（df=55，p<0.001）。在不固定因子数目的前提下，主成分分析法表明有2个特征值大于1，结合碎石图看，同样在第一个因子（拐点）出现后因子坡度渐趋平缓。根据各题项的载荷，逐次删除了在不同因子上具有交叉载荷且在第一个因子上载荷较低的6、4、9题，只剩一个大于1的特征值，可解释47.35%的变异。因此后物质主义部分由8个题项组成（见表2）。

表 2 中文版R-MPMI题项的因素载荷（删题后）（n=397）

Table 2 Factor loadings for Chinese R-MPMI questions (after deletion) (n=397)

3.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将R-MPMI量表题项重新排序后，对样本2进行分析。物质主义部分得分范围是9～42分（M=21.78，SD=6.77），后物质主义部分得分范围是16～40分（M=33.20，SD=4.92）。两组数据均接近正态分布。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单因素物质主义模型和单因素后物质主义模型的数据拟合指标较好（表3），说明修订后的R-MPMI结构效度良好。物质主义部分和后物质主义部分结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1和图2。

图 1 物质主义结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ure 1 Materialistic structural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图 2 后物质主义结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ure 2 Post-materialist structural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表 3 中文版R-MPMI量表拟合指数（n=397）

Table 3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MPMI scale fit index (n=397)

3.4 相容效度分析

根据样本 2 数据，计算R-MPMI中物质主义部分与MVS量表总分间的相关，后物质主义部分与NEP量表总分间的相关，来验证其相容效度。物质主义量表与MVS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59，p<0.01）；后物质主义量表与NEP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43，p<0.01）。

4 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量表的应用

4.1 人口学因素分析

后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14，p<0.01）。差异性检验表明，男性在物质主义得分上显著高于女性（t=2.13，p<0.05）。年龄方面，相关分析发现后物质主义得分与被试年龄呈显著正相关（r=0.20，p<0.01）。不同年龄段被试后物质主义得分差异显著（F=2.66，p<0.05）。事后检验表明，在后物质主义得分上，20岁以下、21～30岁被试与41～50岁被试、51～60岁被试得分差异均显著（p<0.05）。对学历层次在硕士及以上、本科、本科以下的被试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学历的被试在后物质主义得分差异呈边缘显著（p=0.09），事后检验表明，本科生与研究生在后物质主义上得分差异呈边缘显著（p=0.06）。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表 4 人口统计学变量在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上的差异性（n=397）

Table 4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materialism, post-materialism (n=397)

注：*表示p<0.05，#表示p呈边缘显著。

4.2 与以往研究的比较

将本研究和以往研究中新生态范式量表得分进行对比，洪大用[1]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NEP平均得分为61.24，且分数多集中于80分以下。吴建平等[25]的研究表明居民NEP平均得分为74.86，且集中于80分以上的比较多。本研究发现，被试NEP平均得分为73.26，得分80以上的被试占比将近40%，这与吴建平等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后物质主义与新生态范式、环境关心等概念在测量上具有显著相关性。吴建平等的研究还表明，男性NEP显著高于女性，而另一项有关环境关心的研究则表明，女性平均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男性[26]。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后物质主义得分上男女并没有显著差异，女性均分略高于男性。吴建平等2012年的研究表明年龄越小，NEP得分越高；而对于环境关心的研究表明年龄与环境关心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即年龄越大的人后物质主义得分反而越高。学历越高，NEP得分越高，本研究主要发现研究生后物质主义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生。

5 讨论

5.1 R-MPMI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 R-MPMI初测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及差异性检验。首先，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物质主义部分和后物质主义部分各有一个因子。在修订过程中，基于部分题项在不同因素上具有交叉载荷而进行了删减，主因素对总变异的解释率也分别提高到了42.75% 和47.35%。其次，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单因素模型对R-MPMI正式量表的物质主义部分和后物质主义部分数据拟合较好。再者，MVS量表与R-MPMI中的物质主义部分所测量的属性一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59，属中高度相关。而新生态范式强调与世界和谐共处，这是一种与生态价值观类似的观点[27]。这一概念与后物质主义概念上有关联性，但二者测量的心理属性不完全一致，因此相关系数达到0.40以上就是可以接受的。从结果来看，R-MPMI中的物质主义部分与NEP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3，说明该量表相容效度良好。最后，中文版R-MPMI正式量表的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部分各信度指标均在0.80以上。综上，R-MPMI具有良好的测量学属性。

5.2 R-MPMI与人口学因素的关系

对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得分的差异性检验表明，男性物质主义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即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物质主义倾向[28]。传统社会角色将男性定义为供养着，更具支配性；将女性定义为照料者，更注重关系维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女性与男性同等程度地参与到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因此在后物质主义上没有表现出差异。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得分与年龄的相关表明，后物质主义与被试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同辈分之间的确存在价值观断裂。但魏莉莉[29]发现90后比80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西方研究者也普遍认为年轻一代的后物质主义程度要高于年长一辈。该结论与本研究结论并不符，本研究表明年龄与后物质主义得分呈显著正相关，且年龄在30岁以下（90后出生）与年龄在40岁以上（80前出生）差异尤为显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关，年龄大的被试经历过更多工业化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时期，更加关注健康和环境问题，对生活质量、精神层面有更多的要求。但在这一点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1998）研究结果显示：大众环保实践参与水平与受教育程度间几乎完全呈线性相关。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间的被试在后物质主义得分上差异呈边缘显著，尤其是大学生与研究生之间。这可能是因为出于对繁重、无聊的高中生活的代偿心理，大学生会更加注重自我享受。而研究生面临的处境更加复杂，对各种社会问题可能会有更系统化的思考。

5.3 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呈现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两者的确处于Schwartz价值观环状模型中接近对立的位置，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二者是一维还是二维的关系。尽管Inglehart声称单一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维度存在，但有证据表明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二维且平行的[30]。也有学者尝试用二维模型取代一维模型[31]，Giacalone和Jurkiewicz[24]认为有四个价值象限（高物质主义-高后物质主义，高物质主义-低后物质主义，低物质主义-高后物质主义，低物质主义-低后物质主义），将一维、二维、交互三种模型进行比较，发现交互模型预测了更多的个人、社会认同（DPSI）。研究表明混合价值观是当前青年价值观的主要趋势［32］。因此两者的关系很可能是复杂的、交互的、情境性的。且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概念尚不清晰，因此两者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索。

5.4 居民环境意识整体状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吴建平等的研究结果相比，新生态范式的平均得分基本持平，得分在80以上的占比较多，表明居民的环境意识维持在较高水准。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提升、环保知识日益普及；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极端天气、沙尘暴等仍不时发生，居民的风险认知和危机意识不断提升。

由于被试取样的有限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分布不均衡，因此本研究在这些变量对价值观的影响上尚不能得出普遍结论。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如职业背景等。再者，目前对于该领域尤其是后物质主义的研究比较稀少，且多集中于社会学等领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6 结论

本研究在修订问卷的基础上检验了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结果表明：①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均支持中文版R-MPMI中物质主义量表和后物质主义量表的单因子模型；②中文版R-MPMI量表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量表各项信效度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③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呈显著负相关，物质主义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后物质主义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不同学历的被试在后物质主义得分上具有差异性。

本研究进一步表明居民的环境意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准。但价值观的转移需要经历一个长足的过程，且只有更多地转移到生态相关的价值观上来，环境问题才有根除的希望。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全面推进生态建设的转型期，环境现实依然严峻而复杂，需进一步探究不同人群、地域、组织的环保价值观、态度行为差异，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环保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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