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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因素是影响个体发展的一个重要近端因素[1]。与社区、父母的工作环境等远端因素相比，近端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更直接、也更迅速。已有文献显示，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期，父母构建的家庭教养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2，3］。

总体上来看，过往针对父母教养过程的研究主要采取类型取向，关注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包括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四种，及其心理发展结果。一般来说，权威型父母会采取积极的教养行为，有利于孩子自主性的发展，帮助他们更多地投入学习，并取得更好的成绩[4]。而专制型、放任型与忽视型父母采用消极控制性教养行为，如冷漠、消极控制、过度干涉等，不利于孩子的情绪调节和控制能力的发展，例如会让儿童焦虑水平更高，使个体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5]。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提出，类型取向无法深入区分父母教养过程中的内在成分，不能很好地引导父母在教养过程中做出具体的改变，开始将研究的焦点转移到成分取向，也就是探讨父母教养过程中的不同成分，由此引入了父母教养投入（parental involvement）的概念，对父母教养投入的各项活动和具体行为进行分类和维度划分［6-8］。简言之，父母教养投入与父母教养方式这两个概念的一个区别在于，父母教养方式侧重于探索父母教养子女的风格，而父母教养投入更加侧重于父母教养子女的内容和行为本身，是父亲和母亲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为了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而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投入，因而父母教养投入更像是教养方式的具体表现，会对孩子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父母教养投入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主要介绍父母教养投入的概念界定、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及其对孩子的学业和心理健康存在的潜在影响，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2 父母教养投入的界定

早期的教养投入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父亲，研究者试图找出父亲的教养投入应该包括哪些内容。Levine和Pitt认为一个称职的父亲需要给孩子提供身体照顾、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9]。Hawkins和Palkovitz将父亲的工作（father work）细分为七种类型的内容，分别为（1）合乎道德的基本责任（ethical work），即回应孩子对安全和生存的需求；（2）看管孩子（stewardship work），即根据儿童对资源和机会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环境；（3）促进孩子成长发展（development work），即照顾和关注孩子，保证孩子的食宿条件；（4）娱乐（recreation work），即帮助孩子在游戏中放松，以及学会合作和面对挑战；（5）激励（spiritual work），即鼓励孩子，帮孩子建立自信；（6）建立亲密关系（relational work），即交流和陪伴，以回应孩子对亲密感和共情的需要；以及（7）引导工作（mentoring work），即提供建议，以满足孩子对学习和社会支持的需求[6]。有些学者更加侧重父母在学业上的教养投入，认为父母教养投入指父母、儿童和学校一起开展旨在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活动，进一步可以区分为基于学校的投入和基于家庭的投入[10]。其中，基于学校的投入是指家长在学校开展的活动，如家长会；基于家庭的投入是指家长与孩子的互动，如提供资源以支持孩子在家学习。

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探索，Lamb提出，父亲教养投入（paternal involvement）这一概念包括三个维度，即互动性（engagement）、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7]。具体来说，互动性指父亲直接参与照顾儿童的行为，是父亲与儿童之间的直接互动，例如休闲、玩耍、辅导学习等；可及性指儿童可接触父亲的情况，具体指的是儿童在需要时能得到父亲的帮助；责任性指父亲是否关心儿童的幸福健康，是否承担有关儿童教养的责任，强调父亲了解儿童需要什么并且做出应对，例如参与关键决策、照顾生病儿童等。国内研究者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实情，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概念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提出了父亲教养投入（paternal involvement）和母亲教养投入（maternal involvement）的概念，是指父亲或母亲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为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而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参与，包括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这一概念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父母教养投入的内容[8]。

3 父母教养投入的测量

目前，父母教养投入研究主要使用问卷法测量父母双方的教养投入，包括自评问卷和他评问卷两种方式。通常使用的自评问卷是由父母自己填写，评估自己对孩子的教养投入。例如，Hawkins开发了父亲参与教养量表（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IFI）[11]。该问卷共26个题目，将父亲教养参与划分为9个维度，即管教责任、学业鼓励、支持孩子的母亲、提供经济支持、交流与陪伴、表扬和情感支持、鼓励孩子发展才能、阅读与家庭作业，以及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该量表适用于从幼儿到青少年的父亲，采用七点评分（0=“完全不符合”，6=“非常符合”），分数越高代表父亲参与教养的水平越高。另外，Dubeau，Devault和Paquette编制了父母参与问卷（The Parental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PEQ），可用于评估家长对子女发展和福祉的关注参与。该问卷包括52个题目，分为七个维度，包括情感支持、纪律管教、身体照顾、对世界的开放性、肢体游戏和回想（即使孩子不在身边也会想到孩子），以及参与家务劳动的多少。题目采用Likert 量表六点评分，1表示“从不”，6表示“每天”；部分难以量化或事件发生频率不高的题目，采用Likert 1-5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经常”，该问卷信效度良好，可以用作心理学测量工具[12]。

他评问卷通常是由孩子填写，评估自己感受到的父母教养投入。目前，比较常用的他评问卷是由伍新春等人修订的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Parental Involvement Behavior Questionnaire），该问卷是由伍新春等人编制的父亲教养投入问卷（Father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修订而成[13]。具体做法是选取其中的互动性子问卷，并进行称谓替换，将相应称谓改为“爸爸”或“妈妈”，例如“我督促孩子做作业”修订为“爸爸督促我做作业”。经修订最终形成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包括生活照顾、学业支持、情感交流、规则教导、休闲活动五个维度，共22个项目，用于测量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投入水平。该问卷采用Likert 5点评分，0表示“从不”， 4表示“总是”。目前，该问卷已在全国各地小学、初中和高中施测。施测结果表明，这一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测量青少年父母教养投入水平[14]。

4 父母教养投入的影响因素

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投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责任分配、文化背景等原因，父亲和母亲这两种亲职身份对孩子的教养投入是可能存在差异的。Lamb在研究中发现，父母的教养投入在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上存在不同的模式，具体来说，父亲对孩子的教养投入，更多的是互动性方面；在可及性方面，父亲的投入时间大约只有母亲的三分之一；而在责任性方面，许多父亲基本上不承担任何责任［7］。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探讨父母教养投入的影响因素，Hoover和Sandler提出了一个父母教养投入动机模型，将影响教养投入动机的主要因素分为三类，具体介绍如下[15]。

第一类因素是父母与教养投入有关的动机信念，包括父母的角色构建和父母帮助孩子在学校取得成功的自我效能感。父母教养的角色建构指的是父母对于他们应该在子女教育方面做些什么的信念，主要源自父母与学校教育相关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说，拥有较为积极的角色建构的父母会比持有较少积极角色建构的父母更多地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来。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自我效能感可以决定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追求目标，以及在实现这些目标时的坚持程度。父母对于帮助孩子在学校取得成功的自我效能感主要受到教养投入成功的个人经验、他人教养投入成功的替代经验，以及他人的口头说服的影响[16]。父母正是基于他们教养投入的可能结果来做出教养投入的决定，即父母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父母更多的教养投入，有利于孩子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二类因素是家长对教养投入邀请的态度，包括来自学校的一般性邀请以及来自教师和儿童的具体邀请。以往研究发现，学校相关的一些因素会让家长感受到学校在邀请他们投入到子女的教养活动中，比如学校尊重和回应父母的问题和建议，营造积极的、值得信赖的学校氛围，这些因素会激励父母的教养投入[18]。教师和孩子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教养邀请也会增加父母的教养投入，比如教师邀请父母参加家长会，在增加家长教养投入方面非常有效。其原因可能是这种邀请强调了教师对父母教养投入的重视，而父母也通常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会尽力满足有利于孩子发展的各种需要。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可能会出现隐含或明确的教养投入邀请，这些来自孩子的求助往往也会带来家长的教养投入增加[17]。

第三类因素是父母的生活背景，包括有关教育子女的技能和知识，以及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社会经济地位等。父母对个人技能和知识的感知会影响他们对自己可能从事的各种教养投入活动的看法，包括父母对子女学业成绩的期望以及对学习价值的看法等[16]。一般来说，如果父母认为他们拥有有助于教养投入活动的技能和知识，他们就会更有动力进行教养投入活动，例如，更了解数学的父母可能更愿意协助孩子做数学作业，父母的教养投入也会受到工作方面的限制，例如，与工作或生活环境更加具有灵活性的父母相比，其就业要求相对较高和缺乏灵活性的父母报告的教养投入程度往往比较低[15]。

在父母教养投入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是很多研究者都非常感兴趣的影响因素，但其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指的是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家庭收入和有偿工作时间等。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的教养投入存在正相关，即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由于缺乏教育传统和忽视相关知识，以及缺乏追求长期教育成就的动机，一般较少参与子女的教育。这一类发现被用来解释许多教育干预方案成功的原因，研究者认为积极的教养投入可能是一种保护因素，可以防止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压力因素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直接解释教养投入水平，父母的教养投入主要取决于社会背景的特征，特别是父母与儿童、教师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社会经济地位[10]。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父母态度和父母期望的中介作用来影响父母教养投入，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父母教养投入，但是会通过影响父母对于教育的认知，从而影响父母在教养方面的投入程度[19]。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往往会对他们的孩子有更高的期望，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则倾向于从中学开始降低他们的期望，一些低收入父母会认为，教育子女是学校的责任，不是父母的责任，而高期望和持积极态度的父母会更多地在教养方面付出，比如教育期望高的父母对子女的家庭作业会有更严格的监督，持积极态度的父母更愿意为其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或其他支持[20]。

5 父母教养投入对孩子学业的影响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父母的教养投入与孩子的学业成就存在紧密的联系，并且还可以促进学业相关特质的发展，例如孩子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待学业的态度以及自我调节能力等［21］。

研究者对于父母教养投入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进行了深入探索，Green等人将父母在孩子学业上的教养投入划分成了两种类型，基于学校的教养投入和基于家庭的教养投入。研究发现，虽然这两种教养投入对孩子的学业都有影响，但基于家庭的教养投入可能与孩子的学业成就关系更密切[22]。父母通常会认为家庭作业是育儿的重要部分，家庭作业可以引导儿童学习，因此家庭作业被认为是家庭教养投入的最常见形式。不过，家庭作业对孩子的学业影响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投入中的家庭作业部分有助于学生取得学业成功，但也有研究显示两者的关系不显著，甚至存在负相关[23]。

对于上述不一致的研究发现，有学者认为不能单纯从数量和频率上分析父母教养投入孩子家庭作业的影响，应考虑与父母教养投入的具体成分[24]。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Ryan和Deci（2017）将父母教养投入分为父母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和控制（control）两部分，其中，自主支持指的是父母会考虑孩子的观点，同时鼓励孩子表达自我和主动完成家庭作业，而控制指的是父母使用命令的方式对他们的孩子施加压力，或者提供正确的作业答案来干扰孩子的思考。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孩子的学业成功与他们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有关，而父母教养投入的成分决定了是否能满足这些需求，Ryan和Deci认为，自主支持是养育子女的一个积极维度。这一结论在一些研究中也得到证实，父母自主支持与孩子掌握学习方法、内在学习动机有关，最终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25]。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自主支持可以预测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学习，但对学业成绩没有直接影响。事实上，教养投入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来自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学习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父母自主支持可能更多地与孩子心理资源的发展有关，而不是直接影响学业成绩，父母控制往往强迫孩子学习，对孩子期望过高，在学习中提供过度甚至不必要的帮助[26]。父母控制不仅可能对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会阻碍与学业相关的心理资源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父母控制破坏了孩子对能力和自主性的先天需求，限制了孩子独立开展认知任务和自我学习的机会[27]。

6 父母教养投入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

除了学业成绩，父母教养投入对孩子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28]。尤其在青少年时期，个体的心理发展往往伴随着新的压力、行为的变化和心理相关问题，父母的教养投入可以帮助青少年应对各种压力源，保持心理和身体健康[29]。

首先，父母对青少年的教养投入可以帮助他们减缓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体验。一项调查中评估了五个加勒比国家的父母教养投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该调查抽选了1063名青少年，结果发现，父母的教养投入可以降低青少年报告的孤独和焦虑情绪。在个体发展早期阶段，也就是个体的儿童时期，父母教养投入还会对个体产生更为长远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在儿童时期父母教养投入水平较高，会降低个体在成年早期患抑郁症的风险[30]。

其次，父母的教养投入，例如监测、支持和温暖等形式，在降低风险行为方面效果尤为显著。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投入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的自杀率，降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产生［31］。这一影响可能是因为父母对青少年的教养投入可以帮助青少年学习如何应对压力，帮助个体更好地感知自身掌握的资源和社会支持，从而减少青少年的无助感，此外，父母教养投入也会减少青少年自杀想法的产生和制定自杀计划的可能性，与父母亲密互动的青少年更不容易将自杀想法转化为行动，因为他们的父母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监管和保护[32]。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父母在学校层面的教养投入可以削弱同伴伤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不管是传统的校园欺凌，还是来自网络的伤害，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33]。因此，父母的教养投入既可以影响青少年与家庭的关系，也会通过在学校层面的投入影响青少年和学校的关系，通过父母教养投入来增加家庭和学校的联系可能成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方式。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投入对于子女的心理健康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性。父亲往往更多地投入儿子的教养过程，而对他们的女儿投入较少，特别是在孩子长大以后，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一项综述研究也指出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投入存在差异，虽然二者在结构上类似，但由于母亲花在儿童身上的时间往往比父亲多，母亲影响的效应值通常大于父亲影响的效应值。不过，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父母教养投入的效应值差异可能是因为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父亲直接的教养投入，而没有考虑到潜在影响的其他方面，如父亲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经济投入等，如果考虑到这些潜在的因素，父亲对于孩子的心理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34]，具体来看，母亲的教养投入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而父亲的教养投入与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一项研究评估了父母支持、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反社会行为和社会主动性方面的作用。该研究结果表明，与父亲相比，母亲的行为控制在预测男孩反社会行为方面占主导地位，因为母亲知道儿子的朋友是谁，以及他们在哪里花费时间和金钱，对儿子非常了解，所以儿子从事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就更小；而父亲的支持在解释子女的社会主动性方面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孩子们越多地报告自己的父亲支持他们，他们就越有可能主动积极地在家庭之外参与亲社会的活动[35]。

7 研究展望

自父母教养投入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对父母的具体教养投入活动、其影响因素，以及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与学业成绩的作用都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索。回看以往对父母教养投入的界定，Lamb的三因素理论将父母教养投入区分为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具有更好的系统性，因此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13]。未来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深化人们对于父母教养投入的内容和作用机制的理解。目前，有两个研究方向亟需关注。

首先，父母教养投入的研究工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虽然国外已经开发了一些比较成熟的问卷，如父母参与问卷[12]，但由于存在文化差异，在我国开展父母教养投入的研究需要修订或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量表。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开始这一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比如伍新春等人基于Lamb的三因素理论开发的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8]。但是，该问卷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它只测量了父母教养投入的互动性维度，而没有测量可及性和责任性维度。鉴于教养投入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仅包括陪伴玩耍、辅导作业等客观活动内容，也包括关心支持孩子、承担养育责任等主观感知内容[6]，所以非常有必要对不同的内容进行测量，并且考虑不同的测量视角，如结合父母自评和孩子他评两种方式，以更准确地评估父母教养投入的效果。

其次，父母教养投入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已有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投入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与学业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比如，研究者们发现不同成分的教养投入可能对孩子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27]，表明父母教养投入的不同成分很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目前，研究者已经开始对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一些探索。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投入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学习等因素，进而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父母教养投入也可以增加孩子在学校层面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从而对孩子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对父母教养方式背后的心理机制及其作用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综上所述，在未来研究中，开发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的父母教养投入测量工具，并且对父母教养投入的作用机制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探索，对于在我国开展父母教养投入的相关研究和教育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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