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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玩乐（playfulness）作为一个积极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的新概念，正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玩乐被定义为 “能建构（或重构）一种情境来为自己或他人提供娱乐、幽默或消遣的倾向”[1]。玩乐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并会给个人的生活注入享受和娱乐［1-3］。 在心理学上，玩乐与快乐和积极情绪的体验密切相关［3，4］，并可能预防心理、行为和身体的功能问题[5]。

玩乐可有儿童与成人之分，儿童玩乐（child playfulness）以儿童玩具为核心，重在娱乐和益智；而成人玩乐（adult playfulness）以娱乐活动为核心，重在开心和减压。近年来，玩乐已被证明是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个人创造力及学术成就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6-8］，也是提高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参与度的一个强有力的促进因素[7]。而依照健康行为模型理论［9-11］，某些人格特质可以对具有健康导向行为的人的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该模型认为，玩乐越高的人越能产生积极的情绪，反过来又可以促进身心健康［1，12］。也有研究称，在身体活动和活力之间，以及人的玩乐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7]。此外，玩乐也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1，3，6，7］。

就像玩乐能使人在不利情境下，通过认知重构来取悦自己和他人[1]，幽默也可使人在面对不良环境冲击时，轻松化解，一笑了之［13-15］。幽默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结构，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因素的组合[15]。它能让人们在处理压力情境时转移注意力[14]，它是玩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一种相同的寻求乐趣的建构［16-19］。

另一方面，幽默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风格［20，21］：亲和型幽默（取悦他人，促进人际关系）、自强型幽默（应对压力，在困难时期保持幽默感）、攻击型幽默（贬低他人，讽刺、操纵他人或使用贬低性幽默）和自贬型式幽默（过度使用自我贬低、讨好或防御性否定）。前两种风格（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是适应性的幽默风格，而后两种风格（攻击型幽默、自贬型式幽默）则是不适应性的幽默风格[20]。

就玩乐和幽默风格之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表明，玩乐与亲和型和自强型的幽默风格［17，22，13］密切相关。幽默还被证明是玩乐的重要预测因素[6]。也就是说，高度玩乐的成年人被发现是幽默的、外向的和快乐的［1］。过去的研究表明，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与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自信呈正相关［13，15，22-24］和低抑郁［25，26］相关。在中国大学生的样本中，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中国大学生使用的适应性幽默风格越多，他们往往越快乐。以往的研究表明，亲和型幽默能增强人际间的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18]，自强型幽默有助于建立快乐、希望和乐观的积极心态[27]。以往的研究还表明，攻击型和自贬型式的幽默风格与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结构［18］，以及消极情绪[25]相关。

国内研究显示，幽默风格量表的四因素结构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也存在。亲和型、自强型幽默风格与外向性显著正相关，与精神质、神经质显著负相关；嘲讽型、自贬型幽默风格与精神质、神经质显著正相关，嘲讽型幽默风格与外向性显著负相关[29]。国内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不同幽默风格对个体身心的不同影响。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有益于精神健康，嘲讽型幽默和自贬型幽默有害于精神健康。[30]亲和型、自强型幽默风格与自尊水平、自我成效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抑郁、交往焦虑水平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嘲讽型、自贬型幽默风格与自尊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抑郁、交往焦虑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34]自贬型幽默风格与抑郁存在明显相关［35］，孤独感与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呈负相关[36]，嘲讽型幽默与总体消极心理相关最高[37]。

国内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幽默风格能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及社会支持；使用亲和型、自强型幽默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而使用嘲讽型、自贬型幽默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高起到消极作用[38]。外倾性与嘲讽型、自贬型幽默呈负相关，与亲和型幽默呈正相关，外倾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亲和型幽默，亲和型幽默对幸福感有直接的积极地预测作用[39]。幽默感高的人能较好地处理困难及人际关系，幸福感高的人面对生活态度更乐观，在日常生活中也更愿意使用幽默来作为美好生活的润滑剂［40］。

在中国社会，幽默很少被研究。这与中国人的保守、传统、集体主义等儒家主义思想关联密切。因此，本研究检测了香港和广州大学生的幽默风格与玩乐。玩乐是一种自娱自乐和娱人娱己的关键性情[1]，且幽默被认为是一种有助于应对不良环境威胁的关键性的玩乐形式［18，19］，因此本研究旨在检测香港和广州大学生的玩乐是否与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和主观幸福感正相关。特别是在当下的青少年精神健康备受关注的形式下，加强对玩乐和幽默关系的研究，会强化人们对玩乐怎样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共招募了166名香港大学生（男生66名，占39.8%；女生100名，占60.2%）和159名广州大学生（男生48名，占30.2%；女生105名，占66.0%；6名被试没有说明性别，占3.8%）。他们的年龄在17～26岁之间（M=20.1，SD=1.6）。香港的大学生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广州大学生来自中山大学。三所大学在声望上（2014年亚洲排名。香港城市大学，11名；香港理工大学，27名；中山大学，54名）以及大学生数量上（香港城市大学，2.4万人；香港理工大学，2.6万人；中山大学，3.4万人）是等同的。

2.2 测量工具

受访者被要求完成一份由玩乐简表、幽默风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量表（SHS）组成的问卷。其中玩乐简短测量[41]被用来测量玩乐。该量表包括5个项目，评估玩乐的整体自我描述（例如，“我是一个爱玩的人”）。这些项目是正向计分的，用四点李克特量表评分，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对于5个项目和主成分分析（采用正交旋转）的结果，Glynn和Webster［44］报告的α系数在0.73和0.83之间，解释了样本方差的57.7%。这个量表显示了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系数在0.80到0.89之间），以及收敛和发散的有效性（Proyer，2012b）。在本研究中，克隆巴赫系数为0.82。

中文译本的幽默风格问卷（CHSQ）[42]用于测量受访者的幽默风格。该问卷由Martin的幽默风格问卷（Martin等，2003）翻译成中文。CHSQ由4个分量表组成，其中8个项目关于亲和型幽默（如 “我经常和朋友一起大笑和开玩笑”），5个项目关于自强型幽默（如 “我幽默的人生观使我不至于为一些事情过分烦恼或沮丧”），7个项目关于攻击型幽默（如“如果有人犯了错误，我就会经常取笑他们”），以及5项关于自我挫折式幽默（如 “我让别人嘲笑我或取笑我比我应该的更多”），共25项。该量表为7点计分式李克特量表。受访者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为1（非常不同意）至7（非常同意）。中文版幽默风格问卷在其样本中显示出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61至0.81［22，42，43］。本样本分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在0.70～0.81之间。

主观幸福感量表[45]由四个关于幸福感的一般项目组成（例如：“有些人通常非常幸福。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享受生活，充分利用一切。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描述？”）。该量表为7点李克特式量表。受访者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从1（完全没有）到7（非常多）。前两个项目包括绝对评分和相对于同龄人的评分。在另外两个项目中，提供了个人快乐和不快乐的简要描述，以及每个特征的程度[45]。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a=0.89[46]）。在本样本中，SHS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7。

2.3 研究过程

在本研究中，受访者自愿填写问卷。问卷以繁体字印制，供香港大学生使用；以简体字印刷，供广州大学生使用。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将这份材料翻译成中文，再由一位英语专家重新翻译成英文，以确保保留项目的真实含义。这种翻译是为了适应被调查者的母语而进行的。完成问卷大约需要15到20分钟。问卷完成后，向受访者汇报研究的目的。

3 研究结果

3.1 玩乐、主观幸福感和幽默风格的地区差异

表1显示了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在玩乐、主观幸福感和幽默风格上的平均差异。在玩乐方面，尽管广州大学生自评玩乐低于香港大学生，但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广州大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香港大学生（t（321）=-2.27，p=0.02）。而就幽默风格而言，香港大学生在自强型幽默上的得分明显较低，t（318）=3.25，p<0.001，却在自贬型幽默，t（00.64）=4.77，p<0.001，和攻击型幽默（t（318）=3.66，p<0.001）的得分显著高于广州大学生。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在亲和型幽默上未发现显著差异。

表 1 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在玩乐、主观幸福感和幽默风格上的差异

Table 1 The differences of play,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umor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注：*p<0.05，***p<0.001。

3.2 玩乐、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

此外，就香港大学生而言，其玩乐与主观幸福感、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呈正相关。香港大学生的玩乐、攻击型幽默和自贬型式幽默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性（见表2）。就广州大学生来说，其玩乐与主观幸福感、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呈正相关，与攻击型幽默呈负相关。广州大学生的玩乐与自贬型式幽默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性（表2）。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支持了预期假设，在香港和广州的样本中，玩乐与亲和型幽默、自我提升式幽默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表 2 玩乐与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y and humor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注：*p<0.05，***p<0.001。

4 讨论

本研究检测了中国社会中的玩乐、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发现香港的中国人比内地的中国人更多地倾向于使用不适应性幽默和较少使用适应性幽默[53]。这可能是由于内地人较香港人更重视集体主义，即，广州大学生比香港大学生更重视人际和谐、相互依存和保全他人面子［54-57］。就儒家学说而言，中国人在社会交往时十分看重面子和人际和谐［58，17，59，60］。本研究还发现，玩乐与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高玩乐可通过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风格获得更多的主观幸福感。

简而言之，本研究肯定了玩乐和适应性幽默风格之间的预期正向关系［1，19］。换言之，爱玩的成年人可以通过使用适应性幽默风格来保持玩乐[1]，这反过来也可以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26，61］。

5 研究局限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本研究以香港和广州的大学生为样本，检测了玩乐与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虽然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了方便抽样的方式收集数据，这可能会导致样本偏差，并有可能制约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所以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招募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以验证本研究结果。第二，本研究中香港和广州的样本在性别和年龄上不太匹配。第三，由于本研究只比较了香港和广州的大学生，研究结果未必能代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未来的研究需要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尤其是台湾和澳门的人。最后，未来的研究应该加入更客观的测量方法，如实验和情景方法，以避免在研究玩乐时出现自我报告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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