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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Milgram，Sroloff，& Rosenbaum，1988；Knaus，2000）。有研究估计大约有80%-95%的大学生存在拖延行为（Steel，2007），大约50%的个体认为他们存在习惯性拖延（Day，Mensink，& O’Sullivan，2007），超过95%的拖延者表示想要减少拖延（O’Brien，2002）。这些调查主要是针对传统拖延，也称被动拖延，指的是拖延任务的倾向，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失败（Steel & König，2006），和非适应性以及有害的行为有关（Sigall & Kruglanski，2000）。但有研究者发现，拖延也有积极的影响。比如Chu和Choi（2005）认为除了被动拖延，还有主动拖延，它是一种功能性的拖延，个体通过有意的拖延获取更好的收益（Choi & Moran，2009），它和个体更多积极的特质相连，比如较高的情绪稳定性、更好的自我效能感、有效的压力应对等等（Chu & Choi，2005；倪士光、李虹、徐继红，等，2011）。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拖延应该是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连续体。倪士光等人（倪士光、李虹、黄琳妍，2012）提出的整体化模型则认为，当个体自我调节成功时表现为主动拖延，而自我调节失败的时候则是被动拖延。

拖延行为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跨期决策行为（Steel，2006），受到多种人格、认知因素的影响。人格特征是拖延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Kim，Fernandez，& Terrier，2017），其中冲动性和拖延的联系非常紧密。研究者认为拖延是冲动性的一种核心表现（Tsukayama，Duckworth，& Kim，2012）。具有高冲动性的个体，无法为了获取远期目标而推迟眼前的满足，表现出更多的被动拖延（Schouwenburg & Groenewoud，2001）。自我调节的失败被证明是一种功能失调的冲动性（Lyons & Rice，2014）。近年来，还有研究者对拖延和冲动性的遗传特性进行了研究。澳大利亚的研究者用双胞胎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相关（Loehlin & Martin，2014）。Gustavson，Miyake，Hewitt和Friedman（2014）的研究解释了这种相关性，发现遗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二者使用高优先目标有效调节行为的能力上。尽管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高冲动性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拖延，可是这主要是针对被动拖延所做的研究。Chu 和 Choi（2005）发现主动拖延者在时间知觉、应对方式和专业成绩上的表现与非拖延者非常接近，因此，本研究的【假设一】为主动拖延者和非拖延者的冲动性类似，显著低于被动拖延者。

拖延行为除了受到人格特征的影响，还会受到认知特点的影响。认知闭合需要指的是个体应对模糊性时的动机和愿望，对于个体来说，它是“给问题找到一个明确答案的愿望，因为相对于混乱和不确定，任何明确的答案都更好些”（Kruglanski，1989）。它是一个有丰富预测能力的变量，对理解个体在模糊情境中的决策、归因和行为倾向等有重要意义。认知闭合较高的个体具有很强烈的动机去寻找确定性，给出答案，即使所下的决策或许并不恰当；而认知闭合较低的个体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较高，对立刻消除自己所面临的模糊和不确定状态的偏好较低，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去进一步搜集信息或者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刘雪峰、张志学，2009）。根据主动拖延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主动拖延的个体会通过有意的拖延获取更好的收益（Choi & Moran，2009），也就是说他们对模糊性的容忍度更高，有更强烈的动机获取新的信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取得更好的结果。与被动拖延者和非拖延者相比较，主动拖延者作出决定而搁置计划，甚至会在较短时间里改变日程安排，他们不会像非拖延学生那样严格执行学习计划，也不像被动拖延者那样行动安排混乱，而是主动地重构学习任务以应对外部需求的变化（Hu，Huhmann，& Hyman，2007）。也就是说主动拖延个体对不确定更加开放，会更好的接收新的信息，适时适当地做出调整。因此，本研究的【假设二】为主动拖延者的认知闭合需要显著低于被动拖延者和非拖延者。

根据冲动性和认知闭合需要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我们提出【假设三】，认为冲动性低的个体，其认知闭合需要更低，也更容易表现出主动拖延，反之冲动性高的个体，其认知闭合需要更高，更容易出现被动拖延，即认知闭合需要在冲动性和拖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且针对不同类型的拖延，其中介作用不同。

随着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拖延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行为过程，涉及人格、认知、动机等不同方面，本研究从拖延的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主动拖延和被动拖延与冲动性、认知闭合需要的关系，将为进一步阐释主动拖延和被动拖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形成的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233名大学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89岁（SD=3.29）男性占37.9%（n=88），女性占总人数的61.8%（n=144），1人性别数据缺失。本科生134人，占57.5%，研究生99人，占42.5%。

1.2 工具

（1）主动拖延量表（APS）（Choi & Moran，2009）APS用于测量个体的主动拖延，16个题目，包括四个分量表：结果满意（outcome satisfaction）、压力偏好（preference for pressure）、有意拖延（intentional decision）以及限期内完成任务的能力（ability to meet deadlines）。问卷采用5点量表，1代表完全不正确，5代表完全正确。分数越高代表主动拖延越高。因为国内现有的翻译版本对原版的改动太大（倪士光，李虹，徐继红，& Choi，2011），本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返回翻译，确定了语义的对等和问句的可靠性（Brislin，1980），符合量表修订原则，并且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70、.83、.86和.79。

（2）一般性拖延量表（GP）（Lay，1986）GP用于测量个体的被动拖延，为单维度量表，包括20个题目。问卷采用5点量表，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被动拖延越严重。本研究Cronbach’s α系数为.87。

（3）冲动量表（UPPS）（Whiteside & Lynam，2001）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冲动性行为和反应的性质与程度，45个题目，包含4个分量表：急迫性（Urgency）、缺乏预先考虑（Lack of Premeditation）、缺乏毅力（Lack of Perseverance）以及快感寻求（Sensation Seeking）。采用两点计分，“是”计1分，“否”计0分。分数越高代表冲动性越高。本研究采用UPPS的中文版（甘治萍，2006），Cronbach’s α系数从0.69到0.78。

（4）认知闭合需要（NFC）（Pierro & Kruglanski，2005）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应对模糊性时的动机和愿望，包括14个题目。问卷采用6点量表，1代表强烈不同意，6代表强烈同意。分数越高代表认知闭合需要的程度越高。本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返回翻译，确定了语义的对等和问句的可靠性（Brislin，1980），并且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75。

1.3 程序

数据通过课堂和宿舍发放回收，并赠送小礼品。数据分析使用SPSS21.0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动拖延、被动拖延与冲动性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除了冲动性的“快感寻求”分量表以外，冲动性总分和其他分量表均与被动拖延呈显著正相关。冲动性总分、“急迫性”和“缺乏毅力”两个分量表均与主动拖延总分以及“结果满意”“压力偏好”“限期完成任务的能力”三个分量表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冲动性总分以及“快感寻求”“急迫性”两个分量表与“有意拖延”呈显著正相关。“限期完成任务的能力”还与“缺乏预先考虑”呈现显著负相关。认知闭合需要与冲动性总分以及“急迫性”和“缺乏毅力”分量表呈显著正相关，和主动拖延总分以及“结果满意”“压力偏好”“限期完成任务的能力”三个分量表呈显著负相关，和被动拖延没有相关。具体结果见表1。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相关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results of all variable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them

注：*p<0.05，**p<0.01，***p<0.001。

2.2 不同类型拖延者的冲动性比较

计算主动拖延总分和被动拖延总分的33%和67%的百分位点，然后按照百分位点的分数，将主动拖延和被动拖延分别转化为高、中、低三个组，从而对被试进行分类。其中典型的主动拖延者（高主动拖延，低被动拖延）30人、被动拖延者（高被动拖延，低主动拖延）31人、非拖延者（低主动拖延，低被动拖延）25人。比较这三个组别的冲动性量表及其分量表的分数，发现除了快感寻求分量表之外，总量表和其他分量表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均为显著，事后检验选用LSD方法，具体结果见表2。

表 2 不同类型拖延者的冲动性的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

Table 2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ost hoc test for the impulsivity of different procrastinators

注：*p<0.05，**p<0.01，***p<0.001。

根据冲动性总分及各分量表在三个不同组别中的均值，绘制了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非拖延者、被动拖延者和主动拖延者的快感寻求差异不大，但在冲动性总分和其他冲动性分量表上，被动拖延者的分数明显高于非拖延者和主动拖延者，而主动拖延者和非拖延者的差异不明显。但是在认知闭合需要上，非拖延者和被动拖延者的差异不大，主动拖延者的认知闭合需求明显低于被动拖延者和非拖延者。

图 1 不同拖延者的冲动性和认知闭合需要的比较

Figure 1 The comparations of the impulsivity and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mong different procrastinators

2.3 认知闭合需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认知闭合需要和被动拖延不相关，因此认知闭合需要在冲动性和被动拖延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通过多层回归分析冲动性总分、认知闭合需要对主动拖延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冲动性总分对主动拖延的预测作用显著（B=-0.14，p<0.05），加入认知闭合需要后，冲动性总分对主动拖延的预测作用变得不显著；认知闭合需要对主动拖延的预测作用显著（B=-0.30，p<0.001）。

参照Preacher和Hayes（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的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LLCT=-0.2083，ULCI=-0.0583），表明认知闭合需要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188.此外，控制了认知闭合需要后，冲动性对主动拖延的影响不显著（LLCT=-0.2575，ULCI=0.1102）。因此，认知闭合需要在冲动性对主动拖延的影响中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3 讨论

总的来说，本研究发现主动拖延和被动拖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进一步提示我们拖延行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需要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首先，冲动性和主动、被动拖延的关系得以验证。被动拖延者的冲动性显著高于主动拖延者和非拖延者。人们之所以倾向于推迟行为或决策，其原因可能是缺乏冲动控制（Van Eerde，2003），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被动拖延者来说，简单有趣、甚至与学习或工作无关的事情如游戏等似乎更易于施行，更具吸引力，能得以较快实现与满足；而那些困难、枯燥、需要付出较大努力的任务如写作论文等，则倾向于被拖延或回避。但是主动拖延和非拖延的个体则不同，他们对计划以及目标等具有很明确的认识，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达成目标。只不过对于主动拖延的个体而言，拖延也是一种达成目标的策略，因此他们比非拖延者的应对方式更为灵活。

其次，认知闭合需要和主动、被动拖延的关系也符合本研究的预期和假设。不论是非拖延者，还是典型的被动拖延者，他们对于模糊性的容忍度都较低，情境或结果的不确定性会让他们处于压力或焦虑状态中，因此被动拖延者往往逃避任务去寻求更明确的情境，而非拖延者则选择立刻行动以减少模糊性。主动拖延者因为其认知闭合需要较低，更适应模糊的情境，他们会根据不断接收的新信息进行行为和策略的调整。认知闭合需要和被动拖延以及主动拖延的“故意拖延”分量表相关不大，但和主动拖延的其他分量表都有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认知闭合需要对于拖延的行为表现影响不大，但它对主动拖延的认知过程和绩效表现影响较大，也说明了不同认知闭合需要倾向的人的确会影响到决定个体行为模式的认知、动机等特征，进而产生不同的绩效结果。

最后，认知闭合需要在冲动性对主动拖延的影响里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冲动性低的个体，认知闭合需要也较低，主动拖延较高。冲动性高的个体会对内部或外部刺激进行迅速地、无计划的反应，而不考虑这些反应对个体或他人的负性后果（Moeller FG，Barratt ES，Dougherty DM，et al.，2001）；而冲动性低，尤其是急迫性较低的个体，往往三思而后行，他们不会因为模糊性而感到焦虑，在信息不够充足的情况下轻率而迅速地做出决策，这恰恰和主动拖延故意拖延任务以取得更多优势资源是一致的。

事实上，拖延行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心理机制，片面地关注任何特定的方面都无法准确地理解拖延（张顺民、冯廷勇，2017）。主动拖延的提出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拖延的复杂性。本研究从冲动性和认知闭合需要的角度探讨了人格和认知动机对于主动、被动拖延的不同影响，为我们更好地揭示拖延行为形成的机制提供了实证的证据。今后的研究，可以针对拖延的具体认知评价过程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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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主动拖延量表（APS）

2．一般拖延量表（GP）

3．冲动量表（UPPS）

4．认知闭合问卷（N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