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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认为幸福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利益和最终动机。在心理学领域，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即生活满意度（Life With Satisfaction）、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1]。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依据其自身设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2]，依赖于个人对好生活的标准[3]，是认知和判断的过程。幸福感对生活领域的影响主要包括健康和长寿、收入和组织行为、个人和社会行为[4]。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可以影响健康，幸福快乐的人有更健康的饮食，吃更多的蔬菜和水果[5]。此外，在控制了初始健康和其他因素之后，幸福降低了健康和患病人群的死亡风险[6]。在社会行为方面，主观幸福感高的人结婚的可能性更大[7]，且离婚的可能性更小[8]，在工作上，快乐的员工更有可能在主观绩效和财务绩效上有更好的表现[9]，主观幸福感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工作绩效，减少了员工的工作退缩行为[10]。

时间洞察力（Time Perspective）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个人和社会经验的持续流被划分为时间类别或时间框架，从而赋予这些事件顺序、连贯性和意义[11]。Zimbardo和Boyd[11]的时间洞察力理论包括五个维度：（a）过去消极，反映了对过去的普遍消极厌恶看法；（b）过去积极，反映了对过去的一种积极和感性的态度；（c）现在宿命，表现出相信未来是命中注定的，个体无法通过行为改变未来的态度；（d）现在享乐，反映了对时间和生活的享乐主义、冒险精神的态度，暗示了一种倾向于当前的快乐而不关心未来的后果；（e）未来，反映了为实现长期目标而进行思考和规划。

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表明，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相关[12]。Bryant[13]认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包括回忆过去积极事件、维持或思考当前积极事件以及预测未来积极事件的能力。Durayappah[14]提出了幸福感的3P模型，即Present、Past和Prospect，该模型使用时间（现在，过去和预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假设为了维持和提升幸福感，幸福感网络必须在时间状态之内和通过时间状态发展。3P模型证明了主观幸福感是时间的组成部分，因为人们不仅渴望追求幸福（预期），而且渴望体验幸福（现在），并保护先前获得的幸福（过去）。还有研究发现[15]，时间洞察力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能力强于大五人格，其中过去消极时间洞察力与低生活满意度相关，过去积极时间洞察力与高生活满意度相关。此外，Cornelia和Loredan[16]发现，青少年的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过去消极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过去积极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过去消极和现在的享乐与抑郁、焦虑和压力正相关，而过去积极和平衡的时间洞察力（Banlanced Time Perspective）与心理压力呈负相关[17]。现在享乐的个体有更多的积极情感，更有活力[11]，更乐观[18]，然而享乐主义的个体似乎也更容易抑郁[17]，有研究表明［19］现在享乐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过去消极和现在宿命与神经质[20]、特质焦虑和抑郁正相关，过去消极和现在宿命的个体往往对生活不满意[21]，现在宿命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22]。然而，未来维度与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一些研究表明，未来取向的人有很强的计划能力和责任心[11]，更热爱运动［23］，Park，Lee和Heo[24]建立了未来与现在的比率再评估一个人在未来时间取向和现在时间取向之间的相对时间取向倾向，研究结果表明，未来取向倾向较高的个体对当前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并未发现未来与幸福感有关系[18]。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不一致，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的内在机制。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被定义为个人或团体所期望的，可以依赖于另一个人或团体的词语，承诺，口头或书面陈述[25]。对雇主信任度低的个体更担心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26]，回避型依恋个体对伴侣缺乏信任［27］，且更容易受到恐惧和情绪的影响[28]，信任是人们与家庭成员、恋人、朋友和同事之间持续关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29]，发展信任他人的能力是形成健康人格和成功适应社会的重要因素[30]。社会资本通过不同的渠道（如社会关系、个人信任等）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31]，人际信任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32］。管理者的人格已被证明能够影响员工的信任水平，时间洞察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决策和行动[33]，有研究表明[34]，时间洞察力会影响员工对管理者的信任程度，具有过去积极、未来取向、平衡时间洞察力的管理者被认为比过去消极、现在宿命的管理者更值得信任，且员工对管理者的信任和员工的态度都会随时间洞察力改变。因此，人际信任有可能在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例如，个体的过去积极表征会影响其现在的心理和行为，过去积极的个体倾向于回忆以往的幸福生活，会有更好的情绪体验[35]，通过社会互动对自己周围的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由此推论，时间洞察力可能会通过人际信任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因此，本研究假设：H1：时间洞察力、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两两相关；H2：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人际信任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假设模型图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 among Time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2 方法

2.1 被试

样本由初中一年级学生组成，包括348名被试，180名男性，168名女性。年龄范围在11~14岁之间（M=12.88，SD=0.48 ）。

2.2 工具

2.2.1 时间洞察力

使用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11]（ZTPI）评估被试的时间洞察力，该量表包含56个项目，5个分量表：过去消极（例如，“我想到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现在享乐主义（例如，“我尽量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充实，过好每一天”），未来（例如，“明天是截止日期，在今晚的比赛前做其他必要的工作”），过去积极（例如，“让我愉快地思考我的过去”）和现在宿命论（例如，“命运在我的生活中决定了很多”）。被试使用5分李克特量表表明他们认可每个项目陈述的程度（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对每个子量表分别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4、0.62、0.71、0.71、0.71。

2.2.2 人际信任

使用Rotter[25]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TS）用来评估人际信任，用于调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对他人可靠性的估计或者预测，包括言辞、承诺、口头和书面陈述等方面。量表由25个项目组成，如“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虚伪的现象越来越多了”，“通常父母在遵守诺言方面是可以信赖的”，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2.2.3 主观幸福感

使用生活满意度量表[36]用来评估主观幸福感，它由5个项目组成，如“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接近我的理想状态”，“我的生活条件非常好”，采用7点的李克特式反应格式，用于衡量对一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整体的认知判断，得分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陈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37]。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在程序上做了相应的控制，如采用匿名，反向计分等。此外，本研究中采用He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出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共26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变异量为10.16%，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1，从表中可知，过去消极时间洞察力与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p<0.01），现在宿命论时间洞察力与人际信任（p<0.01）和主观幸福感（p<0.05）显著负相关，过去积极时间洞察力和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p<0.01），未来与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p<0.01），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p<0.01）。部分验证了假设1。此外，人口学变量和研究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例如性别、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与时间洞察力、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在后续的统计分析中将其纳入协变量。

表1 研究变量相关矩阵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the main study variables

注：n＝4168，*p<0.05，**p<0.01，***p<0.001，SWB，IT，PN，PP，F，PF，PH分别代表主观幸福感、人际信任、过去消极、过去积极、未来、现在宿命、现在享乐。

3.3 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本研究的假设，即人际信任在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使用AMOS23.0检验中介模型的拟合程度，采用 Bootstrap检验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良好， χ2/df=1.76，RMSEA=0.06，SRMR=0.03，TLI=0.91，CFI=0.96。在控制了性别、生源地类型和家庭经济情况后，模型中过去消极显著负向预测人际信任（β=-0.23***，p<0.001），以及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18，p<0.01），过去积极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信任（β=0.23，p<0.01），以及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15，p<0.05），人际信任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30，p<0.001），因此，人际信任在过去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信性，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间接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中显示了每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以及Bootstrap法得到的效应的标准误（Bootstrap SE）、置信区间的上限（Boot LLCI）和下限（Boot ULCI）。如果上限和下限之间不包含零，则说明统计学意义显著（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从表2可知，过去消极能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效应值为-0.07，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0.13，-0.03］，区间不包含0，统计学意义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7.56%；过去积极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效应值为0.07，95％的置信区间［0.02，0.13］，区间不包含0，统计学意义显著，间接效应占比31.40%。综上所述，结果表明人际信任在过去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图如图2所示。

图2 中介模型图

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ime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4 讨论

本研究以初中青少年为样本，探索了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人际信任可能作为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在机制。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具体而言，过去消极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过去积极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未来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现在宿命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现在享乐主义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过去消极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个体一致沉浸在具有消极体验的回忆中，不能积极应对当下的工作学习和社会交往，导致生活质量较低，从而使得他们具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这和Cappeliez等人[38]的研究结果类似，他们构建了一个晚年健康和回忆的模型，结果发现回忆的自我积极和自我消极功能与老年人的幸福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关系，并且自我消极功能的贡献更大。过去积极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0]。当人们在回味或重新体验过去的美好经历时[35]，或者人们对生活持有积极的态度时[39]，他们的幸福感会更高。此外，当人们重新设想情景，通过原谅而减少负面想法时，他们会更快乐[40]。未来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这与部分研究结果一致[41]。对未来有清晰认知的学生为目标付诸行动，这种积极的态度使其成长起来，促进了其心理发展，从而更可能会对生活满意。相比较低未来取向的个体，高未来取向个体焦虑和抑郁也更少[11]，更加乐观[18]，有更多积极情绪[42]。研究表明对未来结果的考虑与健康行为例如癌症筛查［44］相关，这些积极功能为个体主观幸福感奠定了基础。然而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未来与生活满意度不相关[44]，一味强调未来目标会降低对当前活动的享受水平。现在宿命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因为该维度被认为是对个人有最大负面影响的时间洞察力维度，它与更高水平的攻击、焦虑和抑郁[11]等不适应的心理结果有关。现在宿命的个体对于日常生活中时间的流逝有较高的焦虑倾向，控制时间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有焦虑的感觉，从而就会有进一步损害个体的主观幸福感[45]。此外，现在宿命的人们相信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12]，生活满意度与控制点有关，内部控制低的人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更低，而外部控制的人对当前的生活满意度更高［46］，根据控制点概念，现在宿命的个体更可能是属于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人可能会更好地控制他们的负面情绪，从而更可能会对生活感到满意。现在享乐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这与Stolarski[15]的研究结果一致；Drake，Duncan和Sutherland等人[19]得出了与我们不同的结果，他们发现现在享乐与正念和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对他们的样本分析，发现会造成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我们样本的差异。

对于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问题，本研究检验了人际信任在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过去消极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过去积极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过去消极负向预测人际信任，过去积极时间洞察力正向预测人际信任，而人际信任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因此人际信任在过去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过去消极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为-0.07，占其总效应的27.56%，过去积极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为0.07，占其总效应的31.4%。这可能是因为过去消极的个体过于关注过去的消极体验，无法投入到当下的生活当中，不会主动与家庭或社区建立联系，因此他们难以获得社会支持，也难以信任他人。较高的人际信任和较大的社交网络与较好的自我报告健康呈正相关[47]，而且当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增加时，他们感受到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就会降低[48]，从而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具有过去消极时间洞察力个体，不容易信任他人，因此主观幸福感较低，而过去积极时间洞察力则相反，他们更容易信任别人，从而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5 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揭示了一些以前较少研究的关系。具体而言，本研究以初一学生为样本，探讨了时间洞察力、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评估这一关系对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和心理健康干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还具有实践意义，结果表明，为了理解和提高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需要考虑他们的时间洞察力和人际信任水平，在设计干预方案时，应该考虑对个体过去的个人评估，教导青少年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过去并接受以前的经历，开展相应的训练以提高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问卷调查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未来可以采用多元评估策略或实验操纵进一步探索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验证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我们无法确定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需要开展纵向和实验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时间洞察力、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再次，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没有完全验证假设一和假设二，可能的原因如下：本研究所处的文化背景与其他研究有差异，且样本具有特殊性，由于不同的调查对生活满意度结构的解释不同，采用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方法也会影响结果。从此，本研究的样本仅仅由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组成，且样本取样不足，影响了结果的概括性，限制了本研究发现的可推广性，因此未来希望能在一个更大的、更有代表性的样本或是一些具有差异的样本上重复本研究。最后，本研究仅探讨了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需要评估其他可能与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有关的其他变量，如环境与个体交互变量可能会起到的交互或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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