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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拒绝敏感性的概念和测量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别人拒绝，但不同的人往往对拒绝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能接受并处理好这样的事件，但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被拒绝而产生过度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甚至从他人模糊的行为中感知到拒绝，从而影响人际交往，这种区别就是拒绝敏感性的差异（rejection sensitivity，RS）[1]。

1.1 拒绝敏感性的概念

拒绝敏感性是指对拒绝的焦虑或愤怒预期，易感知和过度反应的倾向。拒绝敏感性一词最初出现在精神病学领域，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937）第一次描述了拒绝敏感这一现象，她在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中指出，在人际交往中，有些人会预设自己被别人拒绝，并为此感到非常焦虑。当预设成为现实的时候，他们会体验到愤怒等情绪，甚至产生敌视和攻击的倾向，这是具有拒绝敏感特质的个体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

在心理学领域，唐尼（Downey）和费尔德曼（Feldman）经过大量研究将拒绝敏感性定义为“对拒绝存在防御性（焦虑或愤怒）预期，易感知和过度反应的一种倾向”[2]。这种倾向反映了对拒绝的认知偏差以及伴随而来的防御情绪，该概念获得了普遍认可。

拒绝敏感性是一种认知情感加工系统，包括认知成分（拒绝预期）和情绪激活（焦虑和愤怒）［3］，拒绝敏感的个体总是预期被拒绝，他们容易在模糊的线索中感受到被故意拒绝[4]，被拒绝后可能会产生焦虑或愤怒两种不同的防御情绪[5]。拒绝敏感性还可以被看作一种防御性动机系统，以帮助个体应对社会威胁线索。在浏览与拒绝相关的图片时，高拒绝敏感性个体比低拒绝敏感个体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惊恐反应，但在观看其他负性刺激图片时则没有显著区别。即对于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而言，拒绝线索更容易使其产生威胁感，进入紧张状态；相反，在面对接受线索时，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并没有比低拒绝敏感性个体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动机状态[6]。

1.2 拒绝敏感性的测量

当前主要使用两类问卷对拒绝敏感性进行测量：

（1）唐尼和费尔德曼以大学生为对象编制的拒绝敏感性问卷（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RSQ），适用于成人拒绝敏感性的测量，该问卷由18个情境构成，每个情境下包含两个问题：分别是焦虑程度以及预期被接纳的程度，拒绝敏感性得分=焦虑程度得分×预期被接纳程度的反向得分，问卷采用6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拒绝敏感性越高，该问卷α系数为0.83[2]。国内孙晓玲[7]、赵艳林[8]等研究者修订了该问卷。

（2）唐尼等人编制的儿童拒绝敏感性问卷（children’s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CRSQ），适用于儿童青少年[4]。该问卷包含12个场景，每个场景包括3个问题，分别对应着儿童的焦虑程度、愤怒程度和预期被拒绝的程度，采用6点计分，计算方法是将所有场景的焦虑得分、愤怒得分和拒绝期望得分分别求平均，得分越高表示拒绝敏感性越高。国内有研究从这12个场景中选择了6个场景进行修订，形成了简版儿童拒绝敏感性问卷[9]。

2 拒绝敏感性的相关理论

2.1 依恋理论

鲍尔比（Bowlby）的依恋理论解释了个体早期的拒绝经历和后期人际功能之间的联系，为拒绝敏感性倾向的形成及其对未来人际功能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童年早期，如果主要抚养者对婴儿的需要敏感、可以一致性地满足其需要，那么婴儿就会发展出安全的工作模式，认为自己是被他人接受以及支持的；与之相反，主要抚养者经常拒绝婴儿的需要，婴儿就会发展出不安全的工作模式，对他人是否接受和支持自己感到怀疑和焦虑，这种早期的拒绝经历会使得个体形成对重要他人的拒绝敏感的倾向[2]。

2.2 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

米歇尔（Mischel）提出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APS）阐明了人格的稳定性与变异性，CAPS认为情境是根据心理表征来定义的，个体遇到的情境线索会与人格系统中复杂的认知情感单元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引发某种特定的认知和情感动态，并决定人们的行为[10]。用CAPS框架来理解拒绝敏感性：拒绝线索被认为是特定的情境特征，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在情境中会被拒绝线索引出对拒绝的焦虑预期，然后拒绝的焦虑预期、拒绝感知以及对拒绝的情感反应之间会发生动态网络激活，从而决定了高拒绝敏感性个体对拒绝的过度反应[11]。

2.3 拒绝敏感性的社会认知模型

拒绝敏感性的社会认知模型描述了拒绝敏感的认知机制[2]，在人际关系理论和依恋理论的影响下，有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拒绝敏感性的社会认知模型[12]，如图1所示。

图1 拒绝敏感性的社会认知模型

Figure 1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根据拒绝敏感性的社会认知模型，个体在童年时期被拒绝的经验使其习得了拒绝与特定情境线索的联系，当成年后遇到类似的人际情境，这些情境线索将很容易启动对拒绝的焦虑预期，这种焦虑性预期被认为是拒绝敏感性的核心成分，促使他们在模糊线索中知觉到拒绝，产生敌意和攻击性反应。然而，可能正是这种消极的情绪以及行为反应，才真正诱发了他人的拒绝，结果强化了其先前对拒绝的焦虑性预期，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12]。

3 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关于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从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角度对拒绝敏感性进行论述。

3.1 个体因素

3.1.1 性别

关于不同性别的拒绝敏感性水平，以土耳其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拒绝敏感性水平高于男性（p<0.05），女性对于拒绝的焦虑程度、快速感知以及过度反应的倾向都要高于男性[13]。

感知到拒绝后，不同性别的高拒绝敏感性个体的应对方式也存在着差异：男性更容易体验到愤怒情绪，暴力行为出现得更多；而女性更多是陷入沉思以及反刍思维中，并减少积极付出，出现更多焦虑情绪[2]。

3.1.2 自尊

许多研究表明拒绝敏感性与自尊负相关［14-16］。一些研究认为自尊是影响拒绝敏感性的重要因素，自尊水平越低，拒绝敏感性越高[16]，与高自尊者相比，低自尊个体对拒绝线索的敏感性更高，并且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偏差[17]。另一些研究认为拒绝敏感性会影响自尊，当个体感知到社会排斥时，会使其降低自我评价以及自我价值感，从而导致了较低的自尊水平［14，15］。对于两种预测方向的争议，张雯等人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提供了可能的解释，研究在两个时间点测量了4-7年级儿童的多种维度的自尊和拒绝敏感性，结果显示在时间1测量的儿童多种维度的自尊均可以预测时间2的拒绝敏感性，而时间1的拒绝敏感性并不能预测时间2所有维度的自尊，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自尊是拒绝敏感性的预测因素[18]。这可能是因为，低自尊个体往往经历过不利的社会处境，长期的社会拒绝经历导致低自尊个体对拒绝线索高度警觉，也导致了防御性人际交往模式和敌意关系调节策略的形成，这也许是低自尊个体具有较高拒绝敏感性的动机性因素［7］。

3.1.3 边缘型人格特征

边缘型人格障碍个体的特征是害怕被拒绝、对想象中或者实际被抛弃感到焦虑（DSM-5），该症状的描述和拒绝敏感性非常相似。对于二者的关系，也有很多学者做了研究。邦格特（Bungert）等人发现，拒绝敏感性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自尊在拒绝敏感性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之间起着中介作用[16]。元分析（N=31）显示，拒绝敏感性和边缘型人格障碍有着中等程度的相关（r=0.338），与健康组进行对比，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拒绝敏感性[19]。

相比于边缘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特征在普通群体之中存在更普遍，其特点是个体情绪、人际关系、自我形象的普遍不稳定和行为上明显的冲动性（DSM-5），有元分析对拒绝敏感性与边缘型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N=50），亚样本结果显示，拒绝敏感性与边缘型人格整体特征中度相关（r=0.45），且样本年龄与女性被试比例不影响两者的关联[20]。

3.1.4 消极情感

消极情感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它反映的是悲伤、焦虑和愤怒情绪的倾向，以消极方式看待自己和经验的倾向，以及对压力的高度反应性[21]。纵向研究显示，儿童6岁和9岁时测得的消极情感倾向可以显著预测12岁时的拒绝敏感性，也许是消极情感倾向促进了个体对经验的负面解读以及对压力的强烈反应，使得面临更多人际压力的青少年易形成拒绝敏感性[22]。

3.1.5 依恋类型

成人依恋有四种类型：安全型、痴迷型、恐惧型和疏离型，其中痴迷型、恐惧型和疏离型都是不安全依恋[23]。不同依恋类型个体的拒绝敏感性是有着差异的，拒绝敏感性和安全型依恋呈负相关，与痴迷型、恐惧型以及疏离型依恋呈正相关，恐惧型依恋的个体的拒绝敏感性显著高于安全型、痴迷型和疏离型依恋的个体[13]。

3.2 情境因素

3.2.1 父母拒绝

父母拒绝对于个体的拒绝敏感性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人际接受—拒绝理论预测，儿童时期父母拒绝经历的影响会长期存在，童年期建立的模式通常会延伸到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中[24]。儿童经历的父母拒绝越多，其拒绝敏感性越高[25]。有研究发现，体验到同性别父母的接受或拒绝会产生更强烈的影响[26]；也有研究认为只有感知到父亲的拒绝与拒绝敏感性密切相关，感知到的父亲拒绝越多，对拒绝就越敏感[27]。父母的很多种行为中包含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拒绝，比如抚养者拒绝婴儿的需要、不良教养方式、家庭暴力等，这些不同形式的拒绝都影响着拒绝敏感性的形成[28]。

3.2.2 同伴拒绝

同伴关系在个体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伴接受或拒绝的经验影响着个体的拒绝敏感性，尤其对那些高度重视社会关系的青少年来说，同伴拒绝越多，其拒绝敏感性越高[29]。一项纵向研究在两个时间点评估了中学生的同伴拒绝，以及对拒绝的焦虑和愤怒预期，结果表明，在时间1的同伴拒绝预测了时间2男孩的焦虑和愤怒预期的增加，而被同伴喜爱则可以预测男孩和女孩对拒绝的焦虑预期的降低[30]。也有前瞻性纵向研究发现儿童9岁时的同伴支持可以负向预测12岁时的拒绝敏感性水平［22］。

3.2.3 家庭社会阶层

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对拒绝的敏感性往往存在差异，家庭社会阶层可以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14]，与高社会阶层相比，低社会阶层个体对于社会排斥和拒绝更加敏感[31]，这也许可以用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低阶层群体比高阶层群体拥有更少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更容易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32]。

3.2.4 社会文化环境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对于社会拒绝的敏感性是不同的。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相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归属感更强，更害怕关系破裂。将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生进行对比，后者的拒绝敏感性显著地高于前者，而关系流动性可以用来解释拒绝敏感性的这种跨文化差异，在关系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避免被群体拒绝，倾向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一旦被群体排斥，可能很难找到可替代的社交关系，因此对拒绝就更敏感[33]。

将关系内隐理论的框架扩展到一般人际关系中，也有助于理解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关系内隐理论将关系信念分为两种，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持宿命信念的个体认为关系是命中注定而无法改变的；而持成长信念的个体认为关系是通过双方的努力而发展的。与关系流动性高的社会（加拿大）相比，在关系流动性低（香港）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的个体更坚信宿命信念，而宿命信念和拒绝敏感性正相关，并且中介了关系流动性和拒绝敏感性的关系，发展宿命信念可能会加剧拒绝敏感性［34］。

4 拒绝敏感性与心理社会适应功能的关系

4.1 拒绝敏感性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和正常个体相比，高拒绝敏感性个体进入亲密关系后，容易在新伴侣的不敏感行为中感到被故意拒绝，高拒绝敏感性个体及其伴侣往往对亲密关系不满意。此外，高拒绝敏感性的男性在亲密关系中会表现出更多的嫉妒，高拒绝敏感性的女性对伴侣的支持较少，并且表现出更多的敌意，这也许是其伴侣不满意亲密关系的原因[2]。与低拒绝敏感性的个体相比，高拒绝敏感性个体的夫妻关系更容易破裂[35]。

一项实验根据拒绝敏感性分数将女性被试分为高拒绝敏感性和低拒绝敏感性，随机将被试分配在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内容是参加一个线上约会。实验组的被试被告知，对方不想与之继续接触；而控制组的被试则被告知，由于设备故障，不能进行下一步的交流。在实验条件下，高拒绝敏感性被试对约会对象的积极评价显著低于低拒绝敏感性的被试；而在控制条件下，无论被试的拒绝敏感性高低，她们对约会对象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36]。

在亲密关系中，高拒绝敏感性的男性对拒绝存在着防御性预期，可能会降低对亲密关系的投入，也可能在亲密关系中高度投入，以寻找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伴侣。那些对恋爱关系投入较高的男大学生，对拒绝的焦虑预期可以预测约会暴力[37]。

4.2 拒绝敏感性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元分析（N=52）显示拒绝敏感性和攻击性显著相关（r=0.183），并且与主动性攻击相比，拒绝敏感性和反应性攻击有更高的相关，即在挑衅情况下，高拒绝敏感性个体更可能将同伴的意图归因为敌意，更有可能采取攻击性行为［38］。唐尼等人在5-7年级的儿童中发现，在被同伴模棱两可的拒绝情境中，对拒绝有愤怒预期的儿童表现出更大的痛苦，被拒绝后表现得更有攻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拒绝敏感性儿童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困难增加，学习能力也会下降[4]。对中学生的纵向研究显示，对拒绝的焦虑预期是社交焦虑和社交回避增加的唯一预测因子，而愤怒预期可以预测攻击性的增加[30]。在中国青少年中也发现类似的结果，高拒绝敏感性的儿童存在着适应不良的风险，拒绝敏感性的焦虑成分可以预测社交焦虑，而愤怒成分与同伴侵害和较低的同伴偏好相关[15]。

4.3 拒绝敏感性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拒绝敏感性是抑郁障碍的风险因素之一［2，35，39］，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由于对拒绝的焦虑预期会对中性刺激赋予偏负性的意义，从而发展成自动化的负性解释偏差，成为抑郁障碍发展和维持的主要因素，并且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伴随时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负性解释偏差［40］。

此外，高拒绝敏感性可以预测更多依赖性压力源的发生。依赖性压力源是指受自身行为和认知特征影响的压力源，而这些预期产生的依赖性压力源也中介了拒绝敏感性和抑郁症状的联系[41]。还有纵向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拒绝敏感性和抑郁症状存在着双向关系，抑郁的个体更倾向以消极的方式看待人际关系，更容易感知到被拒绝，从而增加了拒绝敏感性[42]。

一项元分析对75项研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拒绝敏感性和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孤独感、边缘性人格障碍以及躯体变形障碍都有着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拒绝敏感性与抑郁症状、焦虑症状以及孤独感之间的纵向相关是稳定的[43]。拒绝敏感性还会增加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高拒绝敏感性的青少年容易经历人际困扰，当他们面临负性的情绪时，有可能会采取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以非自杀性自伤的方式缓解自己的情绪困扰[44]。

拒绝敏感性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病理性网络使用，由于高拒绝敏感性个体过度担心会被他人拒绝，更渴望获得归属感和人际支持，而网络作为一种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补偿性应对方式，有助于减少因现实人际关系不满带来的负性体验，从而使得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容易沉迷网络难以自拔［45］。

5 展望

近年来，关于拒绝敏感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者们在拒绝敏感性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以及对社会功能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目前关于拒绝敏感性的研究结论多数是来源于西方的，国内的实证研究还不是很多，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5.1 开展跨文化研究

拒绝敏感性作为一种对于社会情境中拒绝信息的敏感性，涉及对他人的拒绝行为和评价的反应偏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很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拒绝敏感模式[46]。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关系流动性比西方国家低，而关系流动性可以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47]，很可能基于中国样本得出的数据结果会和西方国家有所差异，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拒绝敏感性研究还需进一步开展。

5.2 关注干预研究

高拒绝敏感性不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对个体的人际关系也有着不利影响，在了解拒绝敏感性对个体心理社会功能的重要影响后，应更加关注于如何对拒绝敏感性进行干预，使个体免受高拒绝敏感性带来的困扰。而当前针对拒绝敏感性的干预的研究还不多[48]，本文从个体和情境的角度整理了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因素，未来可以根据这些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开发有效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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