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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婚姻质量是当今社会研究热点问题。斯帕尼尔（Spanier）认为婚姻质量是指个体对当下婚姻状态的适应性评估）[1]，徐安琪认为婚姻质量是个体结合客观事实对当下关系评估[2]。卢淑华则认为婚姻质量是一段时间夫妻情感生活、物质生活等综合评价[3]。从以往对婚姻质量的定义研究中，可以看出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很多，而且因素之间关系复杂。

在家庭暴力与婚姻质量的关系问卷调查研究中，存在夫妻互动和婚姻态度的多重中介作用[4]，表明夫妻互动和婚姻态度是婚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我国北京，四川、新疆（主要是汉族被试）等省市已婚被试的应对策略，婚姻质量调查研究中发现被试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等因子得分均低于美国常模，而角色平等性得分高于美国常模[5]。表明，性格相容，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等等也是婚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也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婚姻质量存在差异。目前在我国多元文化背景下，国内对婚姻质量的探讨研究主要集中于汉族夫妻，缺少本土化的测量工具用于评估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质量，为此在本研究中主要关注新疆地区维汉婚姻质量的异同。

在对婚姻质量的测量研究中，奥尔森（Olson）等人对以往婚姻质量评估内容进行梳理[6]，修订形成包含124题的信度在0.85～0.90之间的《婚姻满意度量表（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而我国学者对婚姻质量的测量大部分是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彭昌孝将奥尔森的婚姻质量问卷进行修订[7]，形成重测信度为0.84的《婚姻满意度量表（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程灶火结合我国实际[8]，修订形成包括90道题目，信度在0.48～0.70之间的《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Chinese marital quality questionnaire）》。

现有国内对婚姻质量的测量研究，仅报告量表信度，未报告量表维度之间的区分度。如果量表题目之间区分度过低，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或其结果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9]。并且，目前在我国没有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用以评估新疆维汉群体的婚姻质量。考虑到《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的测量内容较为全面。因此，结合我国多元文化背景，在本研究中基于《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Chinese marital quality questionnaire）》进行维汉双语版的修订，分别形成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并对新疆维汉婚姻质量的异同进行考察。

2 研究方法

2.1 目的

（1）婚姻质量测量工具的修订（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

（2）新疆维汉家庭婚姻质量的比较。

2.2 工具

婚姻质量的初始评估工具《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7]，其中43道题是反向题设计，探索性因素分析时提取（特征根）1个共因子，解释率为64.5%，信度在0.48～0.70 之间，未报告区分度以及问卷拟合度。考虑到新疆维汉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根据布里斯林（Brislin）[10]跨文化问卷回译的方法，邀请3名精通维汉双语人士分别独立将《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卷》（国语版），翻译成《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维吾尔语版），请另外三名精通双语人士进行回译，以确保语义无丢失。

2.3 施测对象

由于本研究首先需对问卷进行修订和问卷结构的验证，本研究于2019年1月起，基于随机抽样的原则，采取网络填写的方式，共采集两批有效被试，第一批被试用于问卷模型探索，第二批被试用于模型验证以及维汉婚姻质量的比较。第一批样本汉族230人，维吾尔族233人，其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见表1；第二批样本汉族219人，维吾尔族214人，其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见表2。

表1 第一批样本人口统计学计量

Table 1 Demographic measurement of the first batch of samples

表 2 第二批样本人口统计学计量

Table 2 Demographic measurement of the second batch of samples

3 结果

3.1 《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的修订

首先检验样本可靠性，将样本采用Amos 21.0采用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及每个维度题目之间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AVE）进行检验。已有的测量研究建议在问卷修订时，其信度应在0.7以上AVE在0.36～0.5之间为可接受[11]。

根据表3《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各维度信度（CR）在0.70～0.75之间说明《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信度较好；问卷区分度（AVE）在0.21～0.26之间（统计测量学要求在0.36～0.5之间为可接受[11]），说明维度之间语义表达不清晰，说明该模型拟合不理想，可能是测量维度较多，且维度之间测量内容过于重复，由此问卷区分度较低，由此对问卷模型重新探索。

表 3 《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信度和收敛效度

Table 3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of Chinese marriage quality questionnaire

注：F1表示性格相容；F2表示夫妻交流；F3表示化解冲突；F4表示经济安排；F5表示业余生活；F6表示情感与性；F7表示子女与婚姻；F8表示亲友关系；F9表示家庭角色；F10表示生活观念。

最终形成4个维度，22个条目的《简易婚姻质量问卷》的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其KMO值为0.91，通过最大方差法提取了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对解释率为55.41%。

表 4 《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

Table 4 Simple Chinese marriage quality questionnaire (Mandarin Version)

对《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据表5其信度（CR）0.77～0.83之间，其区分度（AVE）在0.40～0.52之间，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修正拟合指数CFI=0.98，IFI=0.98，RMSEA=0.03，说明《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信效度良好。

表 5 《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信度及收敛效度

Table 5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of simple Chinese marital quality questionnaire

注：w1表示夫妻互动；w2表示情感体验；w3表示化解冲突；w4表示婚姻观念；斜体表示开根号的AVE。

由此在本研究中，《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结合《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中的计分方式[12]，该问卷采用五级评分法，即“绝对不是”计1分；“基本上不是”计2分；“不同意也不反对”计3分；“可能是这样”计4分，“确实如此”计5分，其计分方式见表6。

表 6 《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计分方式

Table 6 Scoring methods of simple Chinese marriage quality questionnaire (Uighur version) and (Mandarin Version)

注：其中h为正向计分题目，f为反向计分题目。

3.2 新疆维汉婚姻质量异同

基于《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首先采用第二批新疆已婚被试（汉族219名，维吾尔族214名）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维吾尔族总体婚姻质量显著比汉族高3.35（95% CI：-6.17～-0.53），p<0.05；新疆维吾尔族已婚人士在情感体验维度得分比汉族高0.38（95% CI：-0.66～-0.10），p<0.05；新疆维汉已婚人士在夫妻互动，化解冲突和婚姻观念三个维度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具体结果见图1。

注：其中夫妻互动、情感体验、化解冲突、婚姻观念的分数比率为维度分/10的百分比，婚姻质量的分数比率为婚姻质量得分/100的百分比。

图 1 新疆维汉婚姻质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Figur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arriage quality between Uygur and Han in Xinjiang

将婚姻质量得分作为因变量，将性别和民族作为自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M=61.54，SD=1.02）比女性（M=58.54，SD=1.00）得分高F（432，1）=4.40，P=0.037<0.05，η2=0.010）；民族主效应显著F（432，1）=5.68，P=0.018<0.05，η2=0.013，维吾尔族已婚人士（M=61.75，SD=1.01）比汉族已婚人士得分（M=58.34，SD=1.00）更高；性别×民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432，1）=0.012，P=0.91，η2=0.000）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男性的婚姻质量均优于女性。

4 讨论

对于婚姻质量测量工具的修订，相较于之前的《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共删除30道反向题，及38道存在交叉载荷大于0.4的题目。现有研究表明，反向题目会导致问卷多维度的出现，甚至有的极端反向题会直接汇聚成一个维度，从而导致问卷模型的结构变差，测量结果与事实不符[13]。问卷题目之间的交叉载荷过高，会导致题目的残差不独立，甚至会使得测量的内容发生改变[14]。本研究在对反向题目和交叉载荷过高的题目进行删除后，两项测量工具的模型拟合度得到优化。这也表明，反向题目以及交叉因子载荷的题目设计，使得测量结果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此外，对婚姻质量的评估，不仅应该考虑宏观层面，即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对婚姻关系的影响；还需关注微观层面，如夫妻互动模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同时测量维度的内容之间应当保持独立性[15]。本研究在对《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的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的修订过程中，其婚姻观念维度涉及婚姻质量宏观层面的社会属性；夫妻互动、化解冲突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均有关注到婚姻质量微观层面的夫妻互动。对《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的修订，有利于了解新疆维汉家庭文化的了解，所以对本土化测量工具的修订十分有必要。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新疆维汉婚姻质量显著差异，维吾尔族群体婚姻质量更好，主要体现在情感体验维度。继而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男性的婚姻质量均优于女性。

首先，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已婚群体在夫妻互动和化解冲突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在丹麦夫妻关系中给予对方更多支持的伴侣们，其婚姻满意度更高的研究结果一致[15]。即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夫妻，都是需要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来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种冲突。在困难面前，也都希望得到更多来自伴侣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已婚群体在婚姻观念维度的差异也不显著，在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至今依然存在。在维吾尔群体中，父姓文化至今仍然出现维吾尔族的自我构建中[17]，表明传统的婚姻观念对维吾尔和汉族的影响力是不存在差异的。

本研究还发现相对于汉族，维吾尔族群体总体婚姻质量较高，主要体现在情感体验维度。这可能是由于维吾尔族群体本身的情绪的感知就更为敏感[18]，所以维吾尔族群体在情感体验维度得分高于汉族。

本研究发现，女性的婚姻质量普遍偏低。在对国内四川、重庆等地173对夫妻婚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丈夫婚姻质量显著好于妻子[19]，一项对伊朗双职工婚姻调查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丈夫婚姻质量更高[20]。随着时代的变化，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在婚姻家庭中女性承担着养育，家务琐事依然更多。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婚姻质量影响因素与婚姻满意度相关性更高[21]。在一项对国内203对夫妻进行三年的纵向婚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妻子在2011年婚姻生活中的配合度与2013年的情感体验呈显著负相关，而男性不存在这样的负相关[22]。女性在婚姻生活中要承担的更多，所以女性的婚姻质量普遍偏低。

综上，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信效度良好，可以用来评估新疆维汉群体的婚姻质量；（2）维吾尔族群体婚姻质量显著高于汉族，主要体现在情感体验维度；（3）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男性的婚姻质量均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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