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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科院心理所发布的《2020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显示[1]，18～24岁青少年心理健康指数显著低于25～34岁、35～44岁及45岁以上人群，抑郁和焦虑分数也处于四个年龄段中最高的，其中有18.5%的大学生有抑郁倾向，8.4%有焦虑倾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年增多。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频发，大学生自杀率是其同龄人群的2～4倍，自杀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心理健康问题。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Stress-sensitization Model）由曼恩（Mann，1990）[2]提出，现被应用于众多自杀风险因素研究中，应激—易感模型涵盖了所有个体易感因素，包括人格、认知、情绪、生物学、心理健康症状等和应激因素，包括负性生活事件、早期经历等。该理论认为自杀不仅是两者独立作用的结果，更是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各种风险因素中，人格特质被认为是基础性质的个体易感风险因素[3]也是个体易感因素中被研究最多的，其既可以对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产生直接影响[4]又可以间接通过对压力的感知、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等对自杀倾向间接产生影响［3，5］。现大多数研究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测量人格特质，并发现神经质个体情绪波动强烈，更容易对生活小事愤怒，产生绝望感，易采取极端的应对方式；精神质个体固执、冷漠，易间接导致自杀倾向［3，4］。一些研究还使用SCL-90问卷发现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偏执、躯体化、强迫症等因素最能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6]。但是，前人关于自杀高风险群体的人格特质研究大多缺少积极人格特质的探究，例如稳定、乐群等，本研究将使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探究更详细的潜在高自杀风险大学生的人格特质。

负性生活事件被认为是重要的应激类风险因素[7]，也是大学生产生抑郁情绪的重要来源[8]。已有多项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焦虑情绪、压力症状等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9-11］。负性生活事件被认为可以独立影响自杀意念［12］，也可以通过反刍思维、自尊、抑郁情绪、情绪调节、应对方式等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11，13］。不同的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也不同[14]，对于大学生来说，影响较大的负性事件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健康适应等[15]。所以本研究选取了大学生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以探究负性生活事件的种类对大学生潜在自杀风险的影响。大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和人格特征可以共同预测自杀意念［16］。董佳妮（2019）[17]通过对自杀未遂者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主要源于冲动性人格和负性生活事件，三者关系复杂交互影响，经历较多负性生活事件更易表现冲动性，情绪波动大，高冲动特质的人又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更大，所以本研究也将综合探究两者的关系。

通过对石家庄某工科高校2020年全校心理普查发现，大一新生潜在自杀风险高的检出率为10.04%，大二为7.11%；大三为6.09%；大四为7.41%。大一新生检出率最高，潜在危险因素最多，这也与前人研究发现大一新生自杀意念检出率最高的结果相一致［18，19］。这可能由于大一学生处于角色转变期，既需要适应新的学习节奏，又需要快速适应大学的人际关系等各种变化，再加之受到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各种生理、心理、社会原因导致大一学生心理健康风险因素的增多。综上，本研究以2020级新生为被试，探究自杀潜在风险高的个体在人格特质与受到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方面与无风险个体有何不同，人格特质和负性生活事件如何作用于潜在自杀风险高的人群。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过程

共4946名2020级大一新生参与了2020年11月的心理普查，根据自杀潜在风险问卷筛选出497名综合判断潜在自杀风险较高和极高的学生，其中278名学生在第81题“我没有任何想弄死自己的想法/我有自杀的想法，但我不会去做/我想自杀/如果有机会我就自杀”中选择第二、三、四个选项，剔除6份存在缺失数据的被试，最终确定272名学生作为潜在自杀风险高组进行分析，被试平均年龄（19.59±1.01）岁，其中男生206人，女生72人。随机抽取1000份潜在自杀风险较低和非常低的学生的数据，剔除117份重复或数据不完整的被试，最终确定883名学生作为无潜在自杀风险组进行分析，被试平均年龄（19.39±1.01）岁，其中男生686人，女生197人。

所有被试均通过网络在线依次完成所有问卷。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杀潜在风险问卷

自杀潜在风险问卷是由心海危机干预平台针对在校大学生自主研发的标准化自评量表。量表共88题，通过成长经历、人格特质神经质、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抑郁共五个因素间接确定自杀潜在风险较高的个体。测量结果分为自杀潜在风险极高、较高、中等、较低、非常低五个等级。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各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418～0.9004之间。各个分量表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288～0.721之间，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73～0.502之间，分量表与总分的相关系数普遍高于各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量表的总分与学生的自杀意念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20（在0.01水平上显著），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科隆巴赫系数α为0.607。

2.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本研究采用刘贤臣和刘连启（1997）[20]年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中文版，主要对青少年过去3个月到12个月较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进行量化评定。量表共27个题目，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共六个因素，量表为1～5级评分，得分越高反映其受到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科隆巴赫系数α为0.933。

2.2.3 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

本研究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cattell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s questionnaire，16PF）第五版中文版，量表共187个题目，主要从16个方面描述个体的人格特征，包括乐群性（A）、聪慧性（B）、稳定性（C）、恃强性（E）、兴奋性（F）、有恒性（G）、敢为性（H）、敏感性（I）、怀疑性（L）、幻想性（M）、世故性（N）、忧虑性（O）、实验性（Q1）、独立性（Q2）、自律性（Q3）、紧张性（Q4），分数越高代表某种人格特质越突出，标准分1～3分为表现为该项特质不明显，4～7分为该特质处于中间水平，8～10分为高分特质。卡特尔通过对16种因素的二阶因素分析，发现了8种次元人格因素，包括适应与焦虑型（X1）、内向与外向型（X2）、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X3）、怯懦与果敢型（X4）；心理健康因素（Y1）、专业而有成就者的人格因素（Y2）、创造能力强者的人格因素（Y3）、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能力强者的人格因素（Y4）。本研究，量表整体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741。

2.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2.0软件对存在潜在自杀风险组和无潜在自杀风险组的各项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使用SPSSAU20.00[21]对全体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两组在16PF人格特质方面的差异

潜在自杀风险高组在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自律性共9个因素和内向与外向型、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心理健康因素、专业而有成就者的人格因素、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能力强者的人格因素共5个二阶人格因素方面显著低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在敏感性、怀疑性、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适应与焦虑型、怯懦与果敢型、创造能力强者共8个人格因素方面显著高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在世故性和实验性方面无显著差异。分数相差较大的特质有稳定性、忧虑性、紧张性、适应与焦虑型、心理健康因素、专业而有成就者的人格因素。本研究还引用了2020年普查中大学一至四年级全体大学生人格特质数据进行参考对比，该数据仅供参考未进行统计学分析，见表1。

表 1 两组在16PF量表各因子得分对比（x±s，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each factor of 16PF between two groups

注：**p<0.05；**p<0.01；***p<0.001。

3.2 两组在负性生活事件方面的差异

潜在自杀风险高组和无潜在自杀风险组在生活事件各分量表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潜在自杀风险高组各项生活事件总量及频率均高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尤其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方面突出。结果表明潜在自杀风险高组会感到遭遇更多的负性人际关系事件（被人误会，受人歧视，与同学纠纷等）、负性学习压力事件（考试不理想、学习压力重等）以及受惩罚（被父母责骂、奖励落空、休学退学等）。事件发生频率和总应激量也显著高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见表2。

本研究引用了范玉兰（2021）[22]通过大学生人格问卷（UPI）、贝克抑郁问卷（BDI）和贝克自杀意念自评量表（BSS）在山东省内某所高校共5027名在校大学生中筛选出的43名抑郁伴自杀意念组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数据作为参考，发现本研究在人际关系、受惩罚、健康适应和其他方面得分均高于其研究数据。

表 2 两组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各因子得分对比（x±s，分）

Table 2 Comparison of each factor of ASLEC between two groups

注：***p<0.001。

3.3 两组在自杀潜在风险问卷各因素差异

潜在自杀风险高组在各个自杀相关风险因素方面均显著高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尤其在抑郁方面更为突出。

表 3 两组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得分对比（x±s，分）

Table 3 Comparison of each factor of mental health survey between two groups

注：***p<0.001。

3.4 相关分析

对全部1005份数据16PF结果（16项人格因素和8项二阶人格因素）与自杀潜在风险总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相关显著（ps≤0.01）且相关系数大于0.5的因素有稳定（r=-0.502）；忧虑（r=0.555）；紧张（r=0.508）；适应与焦虑（r=0.624）；心理健康因素（r=-0.598），其余因素相关系数较低，所以选取这5个人格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

将青少年生活事件6个分量表与自杀潜在风险总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所有事件均与自杀潜在风险总分显著相关（ps≤0.01）。人际关系（r=0.501）；学习压力（r=0.469）；受惩罚（r=0.449）；丧失（r=0.310）；健康适应（r=0.423）；其他（r=0.510）。因为其他生活事件为开放题，所以不选取该指标进入下一步分析，本研究选取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和健康适应进入下一步分析。人格特质、生活事件、潜在自杀风险总分相关分析见表4。

表 4 部分人格特质、生活事件和自杀潜在风险相关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personalit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uicidal tendencies

注：N=1005；***p<0.001。

3.5 调节效应

本研究使用SPSSAU21.0探究综合性较高的二阶积极人格因素心理健康因素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潜在自杀风险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心理健康因素对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和受惩罚均有调节作用，具体见表5～7，Johnson-Neyman结果显示当心理健康因素得分大于30，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潜在风险的关系开始不显著。

表 5 心理健康因素对负性人际关系事件调节作用

Table 5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o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注：***p<0.001。

表 6 心理健康因素对负性学习压力事件调节作用

Table 6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on academic stress

注：***p<0.001。

表 7 心理健康因素对受惩罚事件调节作用

Table 7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on criticism from others

注：***p<0.001。

4 讨论

4.1 忧虑、适应与焦虑和心理健康因素等人格特质是重要的潜在自杀行为风险因素

潜在自杀风险高者在人格特质方面会表现得较为执拗、冷漠、寡言、内向、严肃，畏怯退缩，缺乏信心，较为疑心，不信任他人，克制能力差，更喜爱独立完成任务，虽在这些人格特质方面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有显著差异，但是其分数相差不大且均在正常范围内。但在忧虑性、稳定性等方面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相差近两个标准差，这表明对于潜在自杀风险的识别更应关注在稳定性、忧虑性、紧张性、适应与焦虑型、心理健康因素等方面。潜在自杀风险较高者情绪波动大，更容易受到情绪困扰而感到不安，难以摆脱焦虑感和紧张感；易产生烦恼，难以独自应付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易受到环境支配，经常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满意；通常感觉人生不如意，因达不到社会要求而对自己不满意，沮丧悲观，患得患失，感到不如他人。宋专茂和冯冬梅（2002）[23]也发现有自杀倾向大学生在敏感性、怀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因素方面属于高分特征。

根据卡特尔人格测验中文版操作记分指南报告，心理健康二阶因素的主要判断为情绪稳定、轻松兴奋、有自信心、心态平和，其常模平均值为22分，无潜在自杀风险组能够达到平均值，但是潜在自杀风险高组显著低于平均值，说明潜在自杀风险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专业而有成就者的人格因素”主要组成是自律严谨、有恒负责、情绪稳定、好强固执、精明能干等，其常模平均分为55分，潜在自杀风险高组分数较低，说明其人格特质的某些因素可能对将来专业成就具有不良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潜在自杀风险组在二阶人格 “创造能力强者的人格因素”（主要包括：缄默孤立、聪明富有才识、冒险敢为、坦白直率、敏感、狂放不羁、自由、批评、激进等）原始分数得分显著高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在一定程度说明潜在自杀风险较高组思维活跃，想象丰富，具备高创造力者的某些人格特质。“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能力强者的人格因素”平均值为22分，两组均未达到平均值，说明大一新生在适应新环境，在新环境中保持良好学习、生活状态的能力均有待提高。

4.2 负性生活事件具有连锁反应

本研究发现，潜在自杀风险高组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潜在自杀风险组，说明潜在自杀风险高组应激量多，感觉受到生活中各类负性事件的影响更大。众多研究发现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在生活事件各因子得分、抑郁总分都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组［11，18］。马兰等（2020）[24]通过对3000多名大学生调查发现，负性人际关系事件、负性学习压力事件和负性健康适应事件可以显著预测抑郁症状，抑郁自评得分高的学生在生活事件各因子的得分均高于无抑郁症状的学生，而抑郁症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为自杀的危险因素[25]。

本研究还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彼此相关性很高，说明对负性生活事件的感受具有连锁反应，当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受挫折时，该情绪可能会迁移到学习、健康等多方面。相关分析发现，大学生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均与忧虑、适应与焦虑和心理健康因素等人格特质相关，尤其是负性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健康适应和受惩罚事件均与适应与焦虑呈现正向高相关，适应与焦虑特质与各项负性生活事件相关系数都高于心理健康因素。这说明与积极人格特质相比，消极人格特质与负性生活事件关联性更大，但是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引起消极悲观的特质还是消极悲观特质人群更容易感受到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4.3 人格特质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和自杀潜在风险之间，存在心理健康因素的调节作用，即当心理健康因素较高时，会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潜在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证实了情绪稳定对自杀相关因素具有保护作用。杨雪龙和朱坚（2013）[13]也发现，掌握一定的情绪调节策略可以降低应激事件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心理健康因素比较高的个体可以保护个体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的心理感受。

4.4 培养情绪稳定性是促进大一新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方式

据16PF测验解释，适应与焦虑不一定是某种特质，也可能是情境性的，即对当下的情境感到不满意而产生高度的焦虑。大一新生由于刚刚迈入大学校园，面临着建构人际关系、探寻新学习模式、掌握自我管理能力、熟悉新生活环境、习俗等诸多适应性问题，所以其在各方面都可能存在自杀风险因素。如何帮助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减少适应困难，掌握心理自助方式、情绪调节策略从而减少消极人格特质的滋生、降低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是学生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挑战。虽然本研究未将大二至大四学生纳入研究范畴，但是其他年级的学生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情绪稳定能力的培养应贯穿整个大学生活。有研究发现，影响大学生幸福感指数的重要因素包括人际关系、调控情绪能力、自尊水平和社会支持等［26，27］。学校可以将这些方面纳入学生工作的重点范畴，充分利用心理课程、心理活动、同伴辅导等方式帮助大一新生顺利完成过渡期，减少不良情绪的积累，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为今后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情绪基础。

4.5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样本代表性不够，由于只选取了一所学校的大一新生，且男生数量较多，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推广；第二，问卷由于生源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数据缺失较大，故没有将其纳入最终的统计分析，未考虑人口学变量的影响；第三，本研究分组依据为自杀风险的间接测量结果，与真正的自杀意念、自杀行为等仍有区别，自杀的影响因素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第四，横向研究不具有因果推论。综上，今后可以扩充样本量，或采用纵向研究，追踪此研究被试，研究其大学四年的改变。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潜在自杀风险较高组在负性人格特质及负性生活事件上得分显著高于无自杀风险组，积极人格特质显著低于无自杀风险组；

（2）负性人格特质、生活事件与潜在自杀风险呈现正向相关，积极人格特质与潜在自杀风险呈现负向相关；

（3）心理健康因素人格特质在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和自杀潜在风险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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