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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一种影响社会互动的人类特质，体现了个体理解并体会其他人心理感受的能力，即含有对他人处境、心态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能够共享他人的情感（Abramson et al.，2020）。具体来讲，共情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分，其中，认知共情是利用他人视角来理解他人感受的认知过程；而情感共情是分享他人情感的一种自动化过程（Hinnant and Marion，2007）。

已有研究证明，个体共情水平与其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密切相关（Eisenberg，Eggum and Laura，2010；Eisenberg and Miller，1987；Snyder and Lopez，2009）。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自愿执行并增加他人福利的行为（Caputi et al.，2012；Eisenberg，Fabes and Spinrad，2006；Weinstein and Ryan，2010）。大量研究表明，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正相关，即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产生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越大（Eisenberg et al.，2010；Eisenberg and Miller，1987；Snyder and Lopez，2009）。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诸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影响（Yu and Chou，2018），这表明，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

由于共情受个体差异及可塑性发展等不确定因素（Goldstein et al.，2011；Jeewon et al.，2019）的影响，使得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普遍具有不确定性。YU和Chou在2018年提出双重路径模型（Dual Doute Model of Empathy），从共情成分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情绪和认知在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由此推出情绪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而受到意识认知影响的因素如情绪评价、动机、归因、认知负荷及认知风格等以调节变量，与共情产生交互作用并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是需要在控制一定潜在变量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即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有条件限制及具备选择性的。由此探讨第三变量的作用机制，有利于理清其在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或调节作用，也有利于进一步对亲社会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2 第三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有研究从共情的神经因素角度，提出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对共情具有共同的影响，并对两个方面皮层和皮层下区域参与共情的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情绪和认知成分对共情具有独立的影响机制（Coutinho，Silva and Decety，2014）。艾瑞丝等人（Eres et al.，2015）进一步研究认为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在大脑形态计量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并为共情由不同的神经和结构组成提供了一致的证据。Yu和Chou（2018）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共情的双重路径模型（Dual Route Model of Empathy）为情绪和认知作为第三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提供了理论证据。

事实上，当今多数学者在实验室研究中并未对情绪与情感的概念做出精确、统一的区分。情感共情成分为情绪作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中介因素提供了支持（Yu and Chou，2018）。而认知共情的影响涉及共情者的意识介入，这就与其情绪评价、组内偏见、归因、认知负荷、认知风格，以及个人的心理思维状态有密切的联系。从而为心理第三变量影响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2.1 情绪效价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对共情产生不同的影响并激活不同的脑区，进而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Devlin et al.，2014）。有研究显示个人可以体验积极的情绪，并伴随着通过更复杂的认知、情绪交互作用影响亲社会行为（Light S N et al.，2015）。研究者在探究情绪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当被试看到别人的痛苦时，由于个人痛苦的增加而导致回避和社交退缩（Cao et al.，2017）。但也有研究发现，与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能够提高共情的准确性（Weisz et al.，2020）。由此说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尤其是消极情绪有可能会降低共情的准确性，而使被试出现逃避和社交退缩的现象。这为情绪作中介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研究证据。

有研究进一步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共情分别激活不同脑区，消极情绪的共情激活背侧前扣带皮层或前岛叶，而积极情绪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这表明，共情有多种输入途径，最终产生情感一致的激活，并导致胼胝体介导的亲社会动机（Rameson and Lieberman，2014）。莫雷利等（Morelli et al.，2013）针对积极和消极情绪对共情影响进行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分析，评估了对经历快乐、悲伤和焦虑事件的个人的共情反应，研究发现共情能力部分取决于被试的情绪状态以及与被试的积极情绪一致的程度（Devlin et al.，2014）。

Yu和Chou（2018）认为情感共情是一种快速而自动的途径，因此，情感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过程可能会因目标的可及性而存在差异，由此推测情绪可能以消极或积极的多种情绪状态作为中介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2.2 认知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调节作用

共情是受到由连接脑干、杏仁核、基底节、前扣带皮质、脑岛和眶额皮质的回路影响的。因此推断影响行为和认知的人际和语境因素对共情具有影响和调节作用（Decety，2015）。情绪再评价本身是一种认知的结果并对行为产生影响行为的及影响。而群体内偏见、认知负荷、认知风格及归因则直接影响认知。由此将以上因素作为第三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逐一进行分析。

2.2.1 情绪再评价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迈克尔和伊丽莎（Michael and Eliza，2017）从动机的角度对积极和消极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共情帮助他人获得积极的结果，并且只有当这种帮助被视为推动他人走向更积极的手段时，才具有亲社会行为预测性；而消极的共情帮助他人避免消极的结果，并且只有当这种帮助被视为帮助他人避免进一步痛苦的手段时，才与亲社会行为相关联。共情调节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于评价结果是否对他人积极有利。由此可知评价共情的结果是否能够产生亲社会行为结果是调节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

Yu和Chou（2018）认为认知共情成分中意识的介入，使得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变得复杂，例如，尽管人们可以产生共情或心理化，但可能不会对他们的敌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因此情绪再评价在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Weisz and Cikara，2020）。

拉扎勒斯将情绪的认知评价系统扩展为初级评价、次级评价和再评价三个过程。再评价是一种反馈性评价，它是个体对自己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有效性和适宜性的评价。对再评价倾向高的个体而言，个体在共情的影响下与亲社会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Lockwood et al.，2014，2016）。认知重评是一种成功的情绪调节策略（Ray et al.，2005）。认知重新评价包括重新解释一个情绪反应，以便其情绪影响的强度被修改（Gross and John，2003）。情绪评价作为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在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是指某一个中介效应被特定调节变量所调节。而情绪再评价则作为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对于积极情绪会产生扩大效应，相应地增强共情的能力，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Devlin et al.，2014）；对于消极情绪，在情绪再评价的调节下，当情绪评价对消极情绪过于强烈时，出于自我防御机制，反而会弱化或抑制共情，出现回避与逃避的现象，在此情况下共情并非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Yuan C et al.，2017）。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个体与健康个体的区别仅在于积极的情感共鸣，他们不太能够替代性地分享他人的积极情绪（Morrison et al.，2016）。因此社交焦虑障碍的个体的共情能力也并不能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这也是以上作用机制的特殊例证。

2.2.2 群体内偏见作为调节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格赛尔和迈克尔（Gutsell and Michael，2012）在研究中提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可能仅限于群体内成员，并不会扩展到外部群体。情感分享中的这种偏见可能导致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差异，损害对外部群体的共情体验，从而抑制社会理解、合作、帮助及亲社会行为的产生（Gutsell and Michael，2012）。有研究考察了社会背景相似和不同的两组人群的心理化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被试之间的相似性越高，共情及心理化引起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水平就越高，其程度与共情中的群体偏见成反比（Majdandzic et al.，2016）。格赛尔和迈克尔（Gutsell and Michael，2012）通过测量脑电图α振荡技术，试图探究观察组内成员和组外成员在悲伤情绪下的激活模式，结果发现，被试在感到悲伤时表现出组内、组外成员不同的激活模式。研究发现，人们在观察悲伤的组内和组外人群时，表现出前额叶右侧α不对称的非一致性，这证明了人们通常不会直接感受到被他们归类为外部群体成员的情绪和动机状态。以上的研究均为共情在群体内外的亲社会行为影响差异提供了神经学证据。这些发现为群体偏见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由此可以得出群体内偏见作为调节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进行调节。群体内、群体外，属于二元类别调节变量与共情交互作用对亲社会行为起到调节的作用。在共情下，群内和群外对亲社会行为有不同的影响（Gutsell and Michael，2012）。在群体外，共情则很难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这是生物基因进化决定的（Buck，2011）。因为生物为了生存与外部群体争夺资源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竞争性与排他性，不太容易对竞争对手形成亲社会行为。

2.2.3 认知负荷作为调节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认知负荷（Cogntive Load）是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WM）中涉及的一个概念，假设人类的认知结构由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组成，过高的工作记忆负荷会减少用于存储“加工权限”的认知资源，从而使得对分心刺激的加工得不到有效的处理（程家萍、罗跃嘉、崔芳，2017）。

研究证明，认知负荷会影响到注意，并进而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例如，诺顿等（Noten et al.，2019）通过问卷考察了被试的认知共情、情感共情、注意力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情感共情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注意的调节，主要表现为当儿童的社会注意力水平较低时，情感共情和攻击性之间的负相关更强。可见认知负荷使得共情所需的认知资源被占用，从而导致共情能力的减弱。莫雷利和利伯曼（Morelli and Lieberman，2013）的研究也证明了认知负荷降低了个体共情的主观体验，并降低了与共情和社会认知相关的脑区激活水平。

认知负荷作为调节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进行调节。显然，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联系需要占用大量的认知资源，当认知资源负荷或超载时，不但共情体验会降低，更重要的是其与共情交互作用，减少了亲社会行为发生的机率（Noten et al.，2019）。

2.2.4 归因作为调节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维纳（Weiner，1980）的亲社会行为的归因模型发现，在人们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首先探究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之中，而这种归因会引起一定的情感反应，然后进一步引起行为反应，归因所起的影响是以认知（归因）、情感路线进行的。归因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性特征，其对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必然因人而异（Rachel and James，2018）。归因的差异性影响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当个体以环境归因（外归因）为主时，亲社会行为出现的概率会高于以性格归因（内归因）为主的个体（Rabelo and Pilati，2017）。

马耳他和科瑞斯坦福（Malti and Krettenauer，2013）发现，道德情绪归因对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并且不同研究的影响大小差异很大，这种异质性归因于调节变量的作用。也有研究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种情况下（不可控性组vs可控性组），操纵被试的责任归属，即一种情况下被试的责任归属是可控的；另一种情况下责任归属是不可控的，对共情、亲社会行为及个人痛苦指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两种情况下的数据有显著性的差异，研究揭示出个体归因差异对共情影响亲社会行为具有调节作用（Rabelo and Pilati，2017）。

2.2.5 认知风格作为调节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是指人在获取、分析与加工信息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思维倾向（Jabri，1991；Messick，1984）。从动机的角度看，人具有“趋利避害”的特性。当面对消极情绪时，为避免伤害，人会有逃避的倾向，从而使共情的准确性下降，进而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因此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与人的认知风格有很大关系（Mayukha et al.，2020）。库金诺斯等（Kokkinos et al.，2020）考察了道德脱离、共情、冷酷、非情感特征与主动性/反应性攻击的两种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出现了三种攻击模式（即，低攻击、联合攻击、反应攻击），结果发现含有冷酷、非情感特征成员的联合攻击组在攻击性特质和防御方面得分高于反应攻击组和低攻击组，说明冷酷、非情感特质和共情与主动攻击和反应攻击呈正相关。即冷酷、非情感特质认知风格的个体与共情交互作用，不但不会增加亲社会行为，反而会增加攻击行为。

童越等（Tong Yue et al.，2021）认为，具有积极认知风格的个体则更能够善于分享他人积极情绪，不仅对他人的情绪刺激更敏感，而且对积极情绪信息的处理也更敏感，同时也能够有效抑制负面情绪信息的影响。此外，具有较高特质积极共情的个体也可能具有较少的自我中心倾向，研究者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探索与特质积极共情相关的大脑区域，结果发现，较高特质积极共情与右岛叶的激活相关；较低的特质积极共情与右亚属扣带回、右背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右楔前叶有关；并且，右岛叶和左海马旁回、左顶下小叶和左颞中回之间的较高功能连接性与较高的特质积极共情有关（Tong Yue et al.，2021）。

通过比较冷漠、非情感认知特质和积极认知风格、共情特质的影响因素以及独特的脑成像神经学证据，证明了认知风格对共情的影响及存在的个体差异调节作用。上述研究的结果可知认知风格作为调节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进行调节。

3 研究展望

目前研究发现，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并非简单地正相关。在探讨了共情的情感和认知成分的前提下，总结归纳了几种第三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影响。同时也发现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3.1 变量模型验证与应用

以上诸多变量模型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实证。以往的研究中对变量关系的研究比较多，对于利用变量关系进行实际应用的比较少。因此后续研究若能对第三变量中的调节变量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或许能够找到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关系进行干预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当涉及多个调节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就会使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譬如多个调节变量的调节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调节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调节变量之间的哪种组合的调节效果最为显著等等。现实世界中各种条件和变量纷繁复杂，如何能够从中抽丝剥茧，将各种第三变量进行分析并进行组合优化，使其能够应用于实践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这将有利于制定出有针对性地干预和预防手段，以提高亲社会行为出现的概率。随着未来关于第三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探索的逐步深入，将建立诸多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心理调节和干预方法。这将有利于在教育心理学领域，提高和改善学生共情水平，进而促进其心理和人格的健康发展；以及有利于在临床心理学领域，针对情绪障碍患者，进行预防或干预治疗。

3.2 第三变量测量与研究方法学分析

第三变量涉及心理学领域的情绪和认知范畴。以往研究对其测量的工具较为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一般研究中多采用两者结合的方法。尤其对于情绪效价变量的测量存在较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深入而细致地探讨。另外对于研究方法的确立也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首先，以往关于情绪变量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对于情绪效价的分类略显粗糙，大多数研究仅以为积极、消极和中性等对情绪效价简单地进行分类。其实情绪是连续变量，而将情绪变量简单处理成非连续的结构类别变量，显然与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并不相符。这样就很难揭示出不同情绪之间及不同情绪强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其次，以往研究将情绪按类别大致分为基本情绪和附加情绪，且其分类理论有较为繁杂，目前在心理学界也没有对其类别进行明确而统一的界定。未来的研究如果能够在情绪内部产生机制上对多种不同的情绪如何影响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将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最后，情绪通常被划分为生理唤醒、主观体验和外部表现三个成分（Izard，1991）。其成分表现的多维度和主观性特征，导致针对情绪测量的有效性和客观性不高。以往的研究多以主观性测量（如问卷量表）结合客观性测量（如生理指标及脑神经成像技术）两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测量。但是如何将情绪的主客观测量技术进行有效地分析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组合，才能提高情绪效度整体测量的信效度，将是未来研究需要突破的技术难点。尤其需要重点考虑的是情绪强度涉及生理唤起，因此针对情绪的测量应在选择能够体现主观体验的高信效度量表的基础上，加强对生理指标（激素水平、血压、体温、脉搏、生物电等）的监控及神经影像学检验。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情绪的内在区分及其产生机制上，进行总结归纳，对情绪变量进行细分。由此试图探索出不同情绪条件下，如情绪分类、强度、易感性、调节性及持续时间等，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影响。进而明晰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在共情和亲社会行为过程中的作用特点和机制。

3.3 共情对亲社会调节的细分研究

关于共情对亲社会调节的作用机制，以往的研究虽有很多假说，但是缺少更加细致、准确的实证研究。对共情的发展和可塑性研究发现共情能力，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所增强，尤其是在40岁以后，共情能力更强（Oh et al.，2019）。另有研究则证明了在3到4岁的分水岭年龄后，共情和心理理论的可塑性，并表明这两种能力都可以通过角色扮演得到增强（Goldstein and Winner，2011）。美国的一项研究则发现了共情在一天中的生物节律性（Zoë Francis et al.，2021）。这些都说明共情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使共情作为变量的研究的难度骤然增加。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共情特质或共情成分中的细分因素。这样有可能规避共情特质性的问题。由于共情可塑性的特质，共情在一生中的发展变化将影响亲社会行为。这就意味着对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将是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为横断研究，而未来的研究将更多关注与不同研究对象的纵向实验研究，以获得更多的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动态发展证据。而针对共情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尤其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对潜在变量的严格控制，才能使实验结果不发生偏移。

另外对于认知风格和价值判断等变量具有很明显的文化差异，未来的研究也应该考虑跨文化研究，其目的在于明确不同文化背景下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特点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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