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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适应作为考察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视角（陈建文、王滔，2004），是指为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的过程（林崇德，2003）。一般将社会适应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包括良好的社交能力及受同伴欢迎、合作等社会行为，而消极方面包括攻击、违纪等外显行为问题及害羞、焦虑等情绪问题（Chen and Frenche，2008）。以往研究表明家庭教养方式（Van Leeuwen and Vermulst，2004）、学校氛围（杨飞龙 等，2019）、同伴友谊质量（戴斌荣、彭美，2021）等外在因素，情绪智力（Engelberg and Sjöberg，2004）、心理素质（张大均、苏志强、王鑫强，2017）、自尊（刘艳、陈建文，2020）等个人内部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社会适应能力不仅直接关乎当前的社交、学习发展与身心健康等，还会影响以后的工作和生活（Ota et al.，2020）。社会适应能力好的青少年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克服困难、调节情绪，身心更健康；反之，个体更容易产生心理障碍与问题行为，不利于个体发展（Heath，Smith，and Young，2017；黄泽文，2021）。大学生处于社会转折期，在环境变化、社会交往、学习模式等方面会面临各种适应问题。社会适应作为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李冬梅，2007），本研究试图探讨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

1.1 心理资本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个人—过程—环境—时间”模型（PPCT）强调个体、过程、环境和时间四类关键因素共同影响个体的适应与发展（Bronfenbrenner and Morris，2007）。素质压力模型理论进一步强调个体具备充足的自身资源是应对环境压力、获得更好发展结果的核心要素（Gazelle and Ladd，2003）。因此，个人内部资源是影响个体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Luthans and Youssef，2007）。它包括乐观、希望、自我效能和韧性四个要素，分别表示个体对事物的发展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在面对挑战性任务时相信自己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在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能坚持和努力（Luthans et al.，2007）。以往研究发现乐观、希望、自我效能和韧性四个要素均对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余清香、陈建文，2017；董佳、谭顶良、张岩，2019；胡韬，2011）。根据多元资源理论（Multiple-Component Resource Theory），心理资本的整体作用要大于各要素作用之和，研究者倾向于将各要素进行整合研究（Hobfoll，2011；Luthans，Youssef，and Avolio，2015）。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心理资本所代表的积极心理资源对个体适应状况（如学业表现、情绪态度、行为、业绩）具有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Avey et al.，2010；Luthans et al.，2007；Newman et al.，2014；隋杨 等，2012；周文霞 等，2015）。据此，提出假设1：心理资本对社会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

1.2 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的缓冲效应模型（Buffering Effect Model）认为心理资本对个人的状态与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一些中介变量起作用的（李斌、马红宇、郭永玉，2014）。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成就动机是值得考虑的重要中介变量。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AM）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去完成自己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力求达到完美的内部推动力量（Nicholls，1982）。根据成就情感理论模型，成就动机具体表现为成就需求，即对目标任务的胜任感和成果获得具有强烈需求，对风险和失败则产生高度的厌恶偏好（Janman，1987）。有研究者将成就动机分为追求成功（MS）和避免失败（MAF）两种相反的动机倾向（Atkinson，1957），前者是指个体追求成就目标及由成功带来的积极情绪的倾向；后者是指由于一些消极因素，个体回避成就目标的倾向（Carver，2006）。Atkinson的成就动机理论将成就动机解释为追求成功与避免失败的一种合成倾向，如果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追求成功的倾向大于避免失败的倾向，那么他更加敢于冒着风险去追求成功（Atkinson and Bitch，1964）。前人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中自我效能越高的个体，其内在动机也越高；希望与外在动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有希望的个体可以更好地运用动机资源并积极实现目标（Sarwar，Rahman，and Abdul，2017）。同时，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会增加个体的内部推动力（成就动机）（Datu，King，and Valdez，2018；Khajavy，Makiabadi，and Navokhi，2019）。

此外，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动机，成就动机与社会适应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成就动机强的个体敢于面对并迎接新挑战，表现出更高适应力；反之则可能以消极应对方式被动地适应环境，在学业、人际、工作等方面存在发展缺陷（叶仁敏、Hagtvet，1992）。根据麦克里兰理论（情绪激发理论），这可能是因为成就动机强的人能更积极主动地行动，且善于控制自己尽量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孙熠明，1993）。同时，成就动机较高的个体能够较好地调节情绪，更从容地应对挫折，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陈琦、刘儒德，1997）。实证研究也发现，成就动机正向预测大学生适应性（杨敏齐 等，2014）、生涯适应力（吴洁清 等，2016；Pouyaud et al.，2012）、职业成熟度（韦耀阳 等，2013）等方面。综上所述，心理资本是成就动机的重要影响因子，而成就动机又对社会适应有着积极预测作用，故推测成就动机可能是心理资本与社会适应的中介因素。据此，提出假设2：成就动机在心理资本与社会适应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1.3 是否独生的调节作用

与PPTC理论一致，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也指出个体因素和环境的交互影响个体的行为（Lerner et al.，2006），因此，个体的社会适应可能还受到环境系统的调节。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是个体的重要微观环境系统（Bronfenbrenner，1989）。家庭类型（独生子女家庭VS非独生子女家庭）一直被认为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陈颖娇 等，2018）。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不仅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更低的心理压力水平（Liu，Lin ，and Chen，2010；Yang et al.，1995；詹启生 等，2017），而且在心理社会适应、学校适应感、学校归属感等方面均显著优于非独生子女群体（董佳、谭顶良、张岩，2019；祁正庆，2009）。根据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 Dilution Theory），这是因为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的资源也会相应分散和减少（Blake，1981；Kalmijn and Werfhorst，2016），非独生子女群体无法获取足够的资源帮助其适应。陈欣银等（1995）也指出丰富的社会支持资源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此外，如前所述，成就动机偏低的学生更可能在社会适应等诸多方面遇到问题（叶仁敏、Hagtvet，1992）。而非独生子女家庭类型给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将这些问题进一步放大，这使得低成就动机给非独生子女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据此，提出假设3：是否独生在成就动机和社会适应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心理资本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及成就动机和社会适应的作用，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以期揭示心理资本对社会适应作用的内在机制。

图1 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及是否独生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图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ingleness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湖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作为被试。共回收920份问卷，有效问卷829份，有效回收率为90.11%。其中男生165人（19.90%），女生664人（80.10%）；独生子女281人（33.90%），非独生子女548人（66.10%）。被试平均年龄19.34±0.9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采用张阔等人（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PPQ）。该量表包含自我效能（如“很多人欣赏我的才干”）、韧性（如“生活中的不愉快，我很少在意”）、希望（如“我充满信心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乐观（如“我总是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四个维度，共26个题目。采用Likert 7点评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项目总分是所有项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说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积极心理资本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5。

2.2.2 成就动机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叶仁敏和哈格特韦特（1992）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AMS），共30道题。量表分为追求成功（如“我在完成有困难的任务时，感到快乐”）和避免失败（如“在结果不明的情况下，我担心失败”）两个维度，分别15道题。量表采用Likert 5点评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成就动机的总分用追求成功维度的得分减去避免失败维度的得分，得分愈高，成就动机水平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7。

2.2.3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采用郑日昌（1999）编制的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共20道题（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很容易同别人接近”）。采用3点计分（从1到3分别表示“是”“无法肯定”“不是”）。得分越高说明适应能力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2。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海耶斯（2013）编制的SPSS宏Process进行模型检验。分析思路如下：（1）进
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3）通过模型4和14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中设定样本量为5000，取样方法为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置信区间（CI）的置信度为9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大于1的特征值因子有17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18.54%，远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为心理资本、成就动机及社会适应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结果表明各变量两两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来说，心理资本与成就动机（r=0.50，p<0.01）与社会适应（r=0.51，p<0.01）呈显著正相关，成就动机与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0.46，p<0.0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829）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中介效应，使用模型4对数据加以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心理资本能正向显著预测社会适应（β=0.51，p<0.001）和成就动机（β=0.50，p<0.001）。当心理资本和成就动机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心理资本仍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β=0.37，p<0.001），成就动机也能显著预测社会适应（β=0.28，p<0.001）。

表2 成就动机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Mediation model tes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注：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如表3所示，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检验表明，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14，95%的置信区间为［0.10，0.18］。这表明心理资本是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对社会适应产生影响的。

表3 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注：Boot标准误、Boot LLCI和Boot ULCI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下同。

如表4所示，采用模型14进一步检验成就动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后半路径是否受到独生子女的调节。成就动机与是否独生的乘积项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显著，也即是否独生在成就动机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置信区间为［0.06，0.28］，置信区间不包含0，再次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4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ing

注：Int是指成就动机与是否独生的交互项。

为了解成就动机与是否独生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还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对独生子女组来说，成就动机对社会适应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36，t=7.70，p<0.001）；而对非独生子女组来说，该正向预测作用更强（simple slope=0.55，t=13.44，p<0.001）。结果表明，较之独生子女群体，非独生子女群体的成就动机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更大。

图2 是否独生在成就动机与社会适应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inglen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了实证支持。成就动机在心理资本与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且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后半段受到是否独生的调节。

4 讨论

本研究在PPCT理论、缓冲效应模型和资源稀释理论的视角下，探讨了心理资本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及成就动机和是否独生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心理资本与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在引入成就动机和是否独生这两个变量后，成就动机在心理资本和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且是否独生在这一间接效应的后半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该结果不仅反映了心理资本通过什么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起作用，更发现了中介作用在不同的个体特征下的差异，对制定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的干预方案有着重要的意义。

4.1 心理资本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与他们的社会适应密切相关，心理资本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显著，假设1成立。该结果验证并扩充了心理资本的直接效应模型（Direct Effect Model），心理资本可直接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如：社会适应）产生影响（李斌、马红宇、郭永玉，2014）。此外，本研究契合以往研究的结论，即心理资本是社会适应的一种内在影响因素（Culbertson，Fullagar，and Mills，2010；Luthans et al.，2010；范兴华 等，2018；吴旻 等，2021）。这可能是心理资本作为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具有积极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潜力，并在重大生活逆境中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发展；而低心理资本的学生，管理情绪和应对挫折等方面的能力较低，表现出较差的适应力（熊猛、叶一舵，2014）。卢桑斯等人（2007）提出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具有“类特质”属性的积极心理资源，它同时具有特质性（相对比较稳定）和状态性（可通过干预进行开发）两种特点。因此，可以通过干预实践提高个体的心理资本，使大学生具有充足的心理资源应对新环境和新挑战，从而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体现出其价值。

4.2 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能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假设2成立。一方面，与以往研究一致，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有更高的成就动机（Saadat，Kord，and Jalali，2019；Sarwar，Rahman，and Abdul，2017）。高心理资本的个体对自身有充分的认知，对未来抱有积极的预期，能始终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并对自己抱有信心。根据弗罗姆（1964）的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这种评估会影响个体的动机水平（Siu，Bakker，and Jiang，2014）。具体来说，具有积极评估的个体会有更高水平的成就动机，更愿意主动追求目标并采取行动；反之，个体会更加害怕面对困境，以消极的应对方式如回避行事。另一方面，作为推动个体行动的重要驱力（叶仁敏、Hagtvet，1992），成就动机是大学生社会适应表现的重要预测变量。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Pouyaud et al.，2012；苏霞、董振华，2015；吴洁清 等，2016），高成就动机的学生有强烈的进取心，能利用自身资源努力完成挑战性任务，表现出更高的适应力；同时，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也更倾向于挖掘自身的潜能，增强自身的适应力。

此外，这一结果契合并扩充了心理资本的缓冲效应模型，也进一步验证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JD-R Model），当个体面临挑战时，环境资源或个人资源会提升个体的动机水平、激励个体表现得更优异，这又促使个体进一步成长、学习和发展（Bakker，2011）。也就是说，作为个体内部积极资源的心理资本能促使个体有较高的动机去追求实现目标，有效激励大学生在面对压力、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最终表现出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实证研究也表明动机是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习参与度之间的重要中介（Siu，Bakker，and Jiang，2014），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DOĞAN and ASLAN，2018）。总之，高心理资本的个体有更多的心理资源，能更好地专注于他们的目标，具有更强的学习、工作动力，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即使遇到挫折也能很快恢复过来，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适应力（Siu，Bakker，and Jiang，2014）。

4.3 是否独生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成就动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是否独生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假设3成立。在高、低成就动机之间，独生子女群体社会适应差异较小，而非独生子女群体的社会适应差异较大。因此，成就动机对于非独生子女群体的适应性影响更大。具体而言，在低成就动机下，独生子女群体能表现出更好的适应状况；在高成就动机水平下，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均具有较好的社会适应力。这意味着独生家庭结构能作为保护因子，缓冲低成就动机对社会适应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契合了“独生子女优势论”，认为独生子女群体的社会适应状况整体较好（董佳、谭顶良、张岩，2019）。根据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 Dilution Theory），这可能是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群体，独生子女群体可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具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帮助其社会适应（Blake，1981；Kalmijn and Werfhorst，2016）。而非独生子女群体在高成就动机水平下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可能是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动机和信念、能应用有效的方法应对阻碍，从而表现出更好的适应力。因此，应注重学生成就动机的培养和提高，尤其需要关注非独生子女群体成就动机的培养，从而进一步促进个体适应力的提升。

5 结论

（1）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成就动机与社会适应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2）拥有较多心理资本的大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3）大学生的心理资本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影响社会适应；

（4）在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影响社会适应上，是否独生具有调节效应。具体来说，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群体在低成就动机下能表现出更好的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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