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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际交往能力反映了一个人在环境中与人们（例如同伴、家庭成员或其他成年人）有效沟通的能力。它被定义为以一种灵活的、合适的方式自然地运用社交技巧的能力，这些社交技巧包括互助、观点采择、遵守指导与规则、问题解决及回应他人行为，它还包括正确表达情感和展现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人际交往能力是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1］。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达林和斯坦伯格给出了被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概念：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模式，包括行为态度、其他非语言（如手势或语调）的表达和情绪的无意间流露［2］。鲍姆林德将父母教养方式描述为四种类型：专制型、权威型、放任型和拒绝忽视型［3］。早期的父母敏感性会促进孩子有效地应对社会挑战和培养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的能力，能够对孩子的需求或行为做出及时反应的教养方式会促进孩子们社交和情感技能（包括情绪调节）的发展。王丽、傅金芝的研究表明良好的教养方式会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将会促进孩子的社会性发展，而不良的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孩子的社会性发展［4］。

述情障碍（Alexithymia）又称为情感难言症，由锡弗诺斯（Sifnoes）于1972年初次提出，开始是指精神患者的一种临床特征，后可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或心理特点。表现为：识别情绪困难，难以区分躯体感觉和情绪；难以描述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想象或白日梦的活动减少或做的梦没有色彩；外向性思维，缺乏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并执着于外在事物的细节［5］。述情障碍具有长期后果，如心理压力、抑郁、情绪衰竭和人格解体；与此同时，身心症状的风险更高，恢复可能更低。它也与感知到的网络支持减少和有限的社交技能有关［6］。

薛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父母教养方式能够显著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7］。多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以正确的教养方式培养的孩子一般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大多积极、乐观、热情，能够及时解决大学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人际冲突。相反，父母教养方式上的问题会导致孩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产生错误的心态，在人际交往中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8］。但很少有学者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人际交往能力影响的机制。

王晓欣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共情能力会对人际交往能力产生影响［9］，而王雪的研究表明述情障碍者的共情能力普遍较低，共情能力的缺陷可能是述情障碍者的一种特征［10］。

因此，本研究从述情障碍入手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即父母教养方式和述情障碍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以及述情障碍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尝试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机制，为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促进其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提供参考价值，可以尝试从父母教养方式和述情能力方面进行干预。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以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在读大学生为对象，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55份，获得有效问卷245份，有效率为81.67%。其中男生99人，女生146人。

2.2 研究工具

（1）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是由C.Penis于1980年编制，岳冬梅等人于1993年修订为中文版。2010年，蒋奖等人在以往量表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修订，编制出了适合我国使用的s-EMBU-C。

该量表包括父亲版和母亲版各21个题目，题目一致且都包含三个维度：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共42个题目，均采用4级记分，每个维度的得分是该维度总分除以该维度项目数得出的平均分，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4～0.84之间，分半信度在0.73～0.84之间，相隔10周的重测信度在0.70～0.81之间；同时具备良好的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达到了心理计量学的要求［11］。本研究采用s-EMBU-C作为测量父母教养方式的工具。

（2）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

TAS-20是由Taylor于1994年编制的测量述情障碍的量表，后由袁勇贵等人翻译成中文版本。

该量表共有20个题目，包含3个因子：F1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1、3、6、7、9、13、14共7题）、F2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2、4、11、12、17共5题）、外向性思维（5、8、10、15、16、18、19、20共8题），均采用5级评分。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687～0.893，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达到了心理计量学的要求［12］。

（3）人际交往能力问卷（ICQ）

国内关于人际交往能力的问卷较少，本研究采用翻译成中文版本的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该问卷有40个题目，包括5个维度：主动交往、适当拒绝、自我表露、冲突管理和情感支持，每个维度均有8个题目。该问卷的信效度由魏源于2005年测定，Cronbach’s α系数为0.87，5个维度3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78～0.86，与人际反应指标（IRI）总分的相关系数（效标关联效度）为0.82，该问卷的信效度符合心理计量学的要求，适合我国用于测量人际交往能力的水平［13］。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主变量的相关矩阵

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父母教养方式及述情障碍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人际交往能力总分与父亲拒绝、母亲拒绝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存在显著正相关。述情障碍总分与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父亲拒绝、母亲拒绝、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保护存在显著正相关。人际交往能力总分与述情障碍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该结果说明能够在大学生人际交往、父母教养方式、述情障碍之间建立一定的模型。

表 1 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父母教养方式与述情障碍之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interpersonal skills,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nd alexithymia among college stud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2 述情障碍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可以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前四个维度与述情障碍、人际交往能力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假设述情障碍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方法，构建中介作用模型［14］。如图1所示。

图1 述情障碍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parental rearing styl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方程1：Y=cX+e1

方程2：M=aX+e2

方程3：Y=c′X+bM+e3

其中自变量X为父母教养方式，因变量Y为人际交往能力，中介变量M为述情障碍；系数c为父母教养方式X对人际交往能力Y的总效应，系数a为父母教养方式X对述情障碍M的效应，b为述情障碍M对人际交往能力Y的效应，c′为在控制了述情障碍M后，父母教养方式X对人际交往能力Y的直接效应。

本研究将依次分析述情障碍在父母教养方式的父亲拒绝、母亲拒绝、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这四个维度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1）述情障碍在父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父母最高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后，检验述情障碍在父亲拒绝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表2中，方程1分析父亲拒绝对人际交往能力的预测作用；方程2分析了父亲拒绝对述情障碍的预测作用；方程3分析了述情障碍在父亲拒绝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在方程1中，父亲拒绝显著负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13，p<0.05）；在方程2中，父亲拒绝显著正向预测了述情障碍（β=0.13，p<0.05）；在方程3中，述情障碍显著负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37，p<0.001），父亲拒绝对人际交往能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8，p>0.05）。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使用SPSS插件Process进行Bootstrap检验，采用模型4，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为［-6.3039，-0.2398］，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2.8938，同时在控制了中介变量述情障碍后，父亲拒绝对人际交往能力的直接效应不显著，95%置信区间为［-10.0259，2.4239］，与上面的方法结果相一致。因此述情障碍在父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述情障碍在父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的中介效应路径见图2。

表2 述情障碍在父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2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exithymia between father’s rejection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ability

图2 述情障碍在父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father’s rejec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2）述情障碍在母亲拒绝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法同上，表3结果显示：在方程1中，母亲拒绝显著负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14，p<0.05）；在方程2中，母亲拒绝显著正向预测了述情障碍（β=0.16，p<0.05）；在方程3中，述情障碍显著负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37，p<0.001），母亲拒绝对人际交往能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8，p>0.05）。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使用Process进行Bootstrap检验，采用模型4，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为［-6.8044，-0.0985］，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3.0055，同时在控制了中介变量述情障碍后，母亲拒绝对人际交往能力的直接效应不显著，95%置信区间为［-10.0460，1.7625］，与上面的方法结果相一致。因此述情障碍在母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述情障碍在母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的中介效应路径见图3。

表3 述情障碍在母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3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mother’s rejection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ability

图3 述情障碍在母亲拒绝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Figur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mother’s rejection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ability

（3）述情障碍在父亲情感温暖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法同上，表4结果显示：在方程1中，父亲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27，p<0.001）；在方程2中，父亲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了述情障碍（β=-0.29，p<0.001）；在方程3中，述情障碍显著负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33，p<0.001），父亲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17，p<0.01）。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使用Process进行Bootstrap检验，采用模型4，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为［1.4870，4.8473］，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2.9353，同时在控制了中介变量述情障碍后，父亲情感温暖对人际交往能力的直接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为［1.9762，9.6719］，与上面的方法结果相一致。因此述情障碍在父亲情感温暖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述情障碍在父亲情感温暖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的中介效应路径见图4。

表4 述情障碍在父亲情感温暖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4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ability

图4 述情障碍在父亲情感温暖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Figur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4）述情障碍在母亲情感温暖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法同上，表4结果显示：在方程1中，母亲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22，p<0.01）；在方程2中，母亲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了述情障碍（β=-0.28，p<0.001）；在方程3中，述情障碍显著负向预测了人际交往能力（β=-0.35，p<0.001），母亲情感温暖对人际交往能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2，p>0.05）。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使用Process进行Bootstrap检验，采用模型4，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为［1.4306，5.1693］，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2.9552，同时在控制了中介变量述情障碍后，母亲情感温暖对人际交往能力的直接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为［0.7825，8.8761］，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上面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母亲情感温暖对人际交往能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为完全中介效应。述情障碍在母亲情感温暖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中介效应路径见图5。

表5 述情障碍在母亲情感温暖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5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Ability

图5 述情障碍在母亲情感温暖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Figure 5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Ability

4 讨论

4.1 述情障碍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述情障碍在父、母亲拒绝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父、母亲拒绝通过述情障碍对人际交往能力产生影响，且父、母亲拒绝不能直接影响人际交往能力。父、母亲过多的拒绝否认行为不利于孩子分辨情绪和躯体感受的能力发展，导致孩子述情障碍的发生［15］。述情障碍的个体识别和表达情绪体验困难，在人际交往中倾向避免冲突，不带情感地接触他人，与人建立的关系也停留在表面，从而造成人际交往中的困难［16］。

述情障碍在父、母亲情感温暖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父、母亲情感温暖不仅能够通过述情障碍对人际交往能力产生影响，也能够直接影响人际交往能力。父、母亲给予孩子越多的温暖与理解，越有利于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能力的发展［15］，从而使其更有可能与人建立深层次的关系，促进其人际人交往能力的发展。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更多是发生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然而到了大学阶段，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仍然显著地受到父母教养的影响，说明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影响了大学生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识别、表达情绪的能力，而此种能力的发展不良则形成了述情障碍，成了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才会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起到负面作用。而郑林科的研究也证明了父母教养方式能够直接影响孩子的人格形成［17］。

4.2 教育建议

本研究可以为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水平提供教育时效性对策，引领人际交往实践，设置合理而科学的人际交往教育策略。

首先，充分发挥家庭教育作用。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要明确意识到教养方式对子女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父母需要多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温暖、理解和支持，建立良好亲子关系，营造和谐家庭关系。其次，高校应积极开展以干预述情障碍为核心的人际交往教育，提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高校通过开设“述情障碍的干预策略”相关主题心理健康课程、举办团体辅导等方式，改善述情障碍个体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困扰，进而达到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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