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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巨大的应激事件［1，2］，可诱发应激状态、负面情绪等［3］。研究表明，突发的重大事件（如恐怖袭击、SAS）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情绪、认知和行为［4，5］。与此同时，长时间居家限制的生活方式与疫情应激事件对医学生的心身健康可能产生双重影响［6］。因此，寻找缓解特殊时期心身症状的因素，对医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推荐“正念冥想”来缓解疫情期间的压力和负面情绪［7］。正念是指通过有意地、非判断地注意当下而产生的觉知，同时也是注意调节的过程，旨在带来非精细加工（Non-elaborative）的、对当下的觉察，以及通过好奇对经验保持开放和接纳［8］。Brown和Ryan认为正念的本质是自我调节，具有自我调节功能［9］。Creswell和Lindsay基于压力缓冲理论提出正念可以缓冲压力给个体带来的不良后果［10］。实证研究也表明，较高的正念水平与负性情绪改善、灾难化认知降低、心理痛苦减少有关，有助于个体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促进个体提高创伤后成长水平［11-15］。

目前，关于正念的研究主要基于变量为中心的思路和方法，对正念各维度及总分进行分析，整体上考察了正念和各种心理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正念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状态，是人们对当前事件和经历的意识和关注。由于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控制力和倾向性存在不同，个体运用注意力和意识的频率也不同，如表现高度敏感地觉察，习惯性注意，迟钝地注意等［9］。近年来，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如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可弥补以变量为中心研究方法的不足。LCA和LPA通过个体在观测变量上的反应模式将其分成不同的潜类别，分别处理分类和连续的观测变量。潜在类别/剖面分析不但能够确保划分出来的类别之间差异最大而类别内部差异最小，而且还可使用多项指标去衡量分类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16-18］。一些学者们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探讨了大学生和青少年正念的潜在类别，结果表明正念具有异质性，并且不同正念潜类别个体的情绪状态、情绪调节、心理适应存在显著差异［19-22］。有效识别个体的正念类型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干预的基线水平和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正念干预方案［21］。

虽然正念是一种特质或类特质，但并非不可改变。正念不仅能够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练习提高［9，23］，
也可能受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24］。那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限制的医学生的正念存有哪些潜类别？不同正念潜类别医学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心理症状又如何？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居家限制医学生正念的潜结构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正念潜类别与疫情相关心理症状的关系，为疫情期间针对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在贵州省内居家限制的某医科大学在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2020年2月15～17日，由经过培训的辅导员通过“问卷星”统一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1873份，有效问卷1588份（84.78%）。问卷剔除的标准满足下列之一：（1）作答时间少于6分钟；（2）未通过测谎题目；
（3）存在逻辑错误；（4）根据经验判断存在随意填写。本研究经遵义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1588份有效问卷中，男生368人（23.17%），女生1220人（76.83%）；最小年龄18岁、最大年龄27岁，平均20.86±1.71岁。大一401人（25.25%）、大二344人（21.66%）、大三464人（29.22%）、大四350人（22.04%）、大五29人（1.83%）；农村地区902人（56.80%）、乡镇326人（20.53%）、城市360人（22.67%）；汉族1119人（70.47%）、少数民族469人（29.53%）。截止问卷回收时，调查对象平均居家限制时长为22.34±8.67天。

1.2 调查工具

1.2.1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25]用于测量个体正念特质的高低［9］。该量表共15个条目，采用1（几乎总是）～4（几乎从不）4级计分。MAAS均分越高，反映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下的觉知和注意水平越高，即正念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1.2.2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s for emergent events of public health，PQEEPH）[26]共26个条目，分为抑郁（6条目）、神经衰弱（6条目）、恐惧（6条目）、强迫—焦虑（6条目）和疑病（2条目）5个因子。每个条目4级计分（0=没有、1=轻度、2=中度、3=重度），量表均分及各维度均分越高，表明对应的心理症状越严重。本研究将SARS相关文字改为新冠肺炎。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和疑病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6、0.78、0.61、0.75、0.28。疑病分量表条目少、内部一致性系数低，本研究不纳入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4因子模型拟合较好（χ2/df=8.78，CFI=0.88，GFI=0.91，RMSEA=0.067）。参考高延等［26］和童杰辉［1］的做法，将高于样本平均数1个标准差的被试划分为高分组。

1.3 统计方法

首先，对PQEEPH总分和各维度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使用Mplus7.4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以单类别基线模型为起点，每次增加1个类别，分别拟合1～5个潜在类别模型。根据贝叶斯信息准则（BIC）、艾凯克信息准则（AIC）、罗梦戴尔—鲁本矫正似然比检验（LMR）、样本校正的BIC（aBIC）、Entropy指数，以及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来综合确定最佳分类模型［18］。AIC、BIC和aBIC越小，模型拟合越好；当Entropy值大于0.80以上，分类准确率超过90%［16］；BLRT和LMR检验达到显著时（p<0.05），则说明K个类别模型显著优于K-1个类别模型［17］。最后，使用SPSS 25.0进行方差分析，考察医学生MAAS、PQEEPH得分在不同正念潜类别上的差异。

2 结果

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PQEEPH均分及各维度均分高于样本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的比例为9.90%～18.20%，其中恐惧（18.20%）和疑病（14.48%）心理症状高分组的比例最高。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AAS均分与PQEEPH均分及各维度均分呈显著负相关，如表1所示。

表 1 医学生MAAS和PQEEPH得分分布及相关分析（r）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study variables

注：PQEEPH均分及各维度均分高于样本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p<0.001。

2.2 医学生正念水平的潜在剖面分析

将单类别基线模型作为起点，每次尝试增加1个类别，分别拟合1～5个潜在剖面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AIC、BIC和aBIC随着分类的增加持续下降，但是从第4分类开始AIC、BIC 和aBIC下降幅度减慢。BLRT和LMR显著性检验表明增加分类可能会改善模型，但是Entropy值在3分类时最大。综合考虑分类模型的可解释性以及模型的简约性，将3分类定为最佳模型，并绘制剖面图。如图1所示，类别1在所有条目上的得分很低，正念水平最低，约占全部被试的3.5%，命名为低正念组；类别3在所有条目上的得分均很高，正念水平最高，约占全部被试的46.5%，命名为高正念组；类别2的正念水平居中，约占全部被试的50.0%，命名为中等正念组。方差分析结果也显示，3个潜类别的正念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效果量大。

表2 医学生正念水平的潜在类别分析

Table 2 Results of the latent profile analyses

图1 医学生正念水平的潜在类别分析剖面图

Figure 1 Final latent profile solution

2.3 不同正念潜类别的PQEEPH得分比较

以各潜类别作为自变量、PQEEPH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因变量、性别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如表3所示，不同正念潜类别医学生的PQEEPH均分及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均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高正念组的PQEEPH、抑郁、神经衰弱和强迫焦虑均分均低于中等正念组和低正念组；中等正念组的恐惧均分均高于低、高正念组。

表3 不同正念潜类别医学生的MAAS和PQEEPH得分比较（x±s）

Table 3 Means and mean comparisons of MAAS and PQEEPH across three classes

注：***p<0.001。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个体中心的方法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限制医学生的正念潜类别，并考察了不同正念潜类别医学生疫情相关心理症状差异。结果显示，医学生存在一定的疫情相关心理症状，这与2003年“非典”期间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也与新冠肺炎期间的相关调查结果一致［27，28］。本研究还发现居家医学生恐惧和抑郁心理症状相对突出，提示应基于心理症状特点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

基于MAAS的潜在剖面分析发现，居家限制医学生的正念特质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可分为低正念组、中等正念组和高正念组。以往研究使用正念五因素量表在不同样本（如大学生、青少年、临床护士、有冥想经历的大学生、临床样本）中得到3～5个潜在类别不等，也涵盖了高正念组、中等正念组，以及低正念组［19，21，29，30］。这些结果表明正念具有异质性，其类别可能因测量工具和样本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研究得出的3个正念潜类别中，低正念水平组人数最少，倾向于对疫情感受迟钝、受限的意识状态，更多沉浸在过去或将来的幻想或焦虑［26］、难以专注当前，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症状表现明显。其次，比例较高的是高正念组，他们更能够专注当下，对疫情有较好的觉知并敏锐地觉察到变化，对疫情相关经验能够保持开放和接纳，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症状表现较轻，适应性较好。最后，中等正念组人数最多，在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上的症状比高正念组更明显，但与低正念组没有显著性差异，提示中等和低正念类型的学生应当得到足够的关注。整体而言，本研究结果体现了正念具有自我调节和缓冲压力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发现恐惧心理症状在中等正念组的得分均高于高、低正念组，这与其他心理症状明显不同。这说明正念水平高低并非和所有心理症状严重程度存在一致的关系。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恐惧心理症状具有特殊性，应与其他症状区别对待。恐惧是企图摆脱或逃避某种情境但却无能为力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对特定刺激事件采取的自我防御反应［31］。研究发现低正念个体往往有更多的经验性回避行为，倾向于主动回避不愉快的想法及情绪［32，33］。因此，低正念医学生可能更容易倾向于防御性地回避疫情引发的恐惧情绪，从而抑制体验和表达疫情相关的恐惧情绪。相比之下，高正念个体则能够很好地对疫情引发的恐惧采取接纳、开放的态度，能更好地调控恐惧情绪，从而也较少报告恐惧症状。而中等正念个体一方面能够体验到由疫情引发的恐惧，但另一方面却乏于调控，从而体验到较高的恐惧症状。由于特定危机事件（如SARS）带来的恐惧通常会与特定的影响因素有关，如是否可避免、后果严重性、周围人群情况和政府表现等［34］。因此，不同正念潜类别与恐惧的关系，今后还应结合疫情相关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新冠疫情期间医学生正念潜类别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心理症状的关系，拓展了以往正念与心理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为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但是，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调查对象为贵州某医科大学学生，贵州省新冠疫情相对较轻，疫情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可能有限；其次，本研究仅探讨了正念潜类别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心理症状的关系，尚不能揭示关系背后的机制，特别是正念与恐惧的关系与其他心理症状明显不同，需要继续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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