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学院,贵阳
人是社会性动物,其社会属性的核心部分是对亲密关系的需求。诚然,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美妙的体验,是个体情感体验最华丽的乐章。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探索影响情感的主要因素。有研究者早期发现很多因素影响关系需求,如:我们传承的文化、生物遗传因素、与生俱有的天赋和人格,以及遭遇的经历。众所周知,情感体验是主观的,为什么一些人经历的爱情持久而深刻,而另一些人经历的却短暂而肤浅?尤其是失恋之后,有些人痛苦地去自杀,而有些人却一笑而过?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是依靠个人对情感的投资(Investment Size)。进化心理学家费希尔(Fisher)倾向于用情感投资这个指标来衡量一个人在感情中的投入,其原因是感情投资具有再生产,增加幸福感的作用[1]。因为情感上的相互吸引让更多的能量投入到具体的某一个伴侣,导致了最大可能性地繁殖后代,确保基因的传递。众所周知,集体主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背景下,情感的发展会受到原生家庭的支持;而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人兴趣和选择受到尊重。在研究情感投资的进程中,社会学家弗莱彻(Fletcher)和斯腾克(Stenswick)发现“是爱,让父母迅速和他们的新生婴儿建立情感联结;是爱,为个体在青春期追求伴侣提供了原始的驱动力;依然是爱,组成了朋友和亲人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2]”。然而,父母通过情感呈现亲密,为孩子提供了良性的依恋导向,这种机制在孩子成人之后与伴侣的感情互动,与朋友的友情发展,以及生育之后与孩子的感情联结作为一种内部机制( internal working model,IWM)——在个体一生的成长中都在发生作用,以良性依恋为导向的个体,在关系中投入更多,也获益更多。
有意思的是,研究者最初认为吸引力、满意度水平和爱是维持关系的核心因素。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最终发现了满意度水平、倾慕者的品质和情感投入才是维持关系的关键因素。诚然个体在关系中获得的满意度决定了亲密关系是持续还是终止,吸引力只对短期关系起作用。然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满意度并不是唯一的测量标准,替代选择的品质也对关系有破坏作用,如果一个人需要的是亲密和陪伴,而替代者不具备这些特质,就不会对当前关系有威胁。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亲密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替代者的品质和陪伴对关系有威胁破坏作用。因而在亲密关系中,尤其关注双方的情感投资,对关系的延续有深远影响。
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测量情感投资(Investment Model Scale)的工具有了新的进步。最初对情感投资的研究,为了消除语言的歧义,研究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研究者用一系列与爱有关的形容词,编制了感情投资量表。在这个量表中,区分了爱的维度,而且涵盖了爱情的中心特质,其中包括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提出的爱情三元素理论,激情、亲密和承诺。在测量时,采用自我评定的方法,例如,对恋人称呼为“loving,lovable,romantic,affectionate,cuddlesome,compassionate,and passionate”,用不同的分数表示。随后在此基础上,罗伯特(Rusbult)、马丁(Martz)和阿格纽(Agnew)运用了相互依赖理论的理念,结构化地分析一段关系持续的趋势,得出了情感投资量表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满意度、替代选择的品质和投资的水平,这三个维度决定了个体的忠诚度,而忠诚度决定了个体在关系中的持续时间[3]。
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样本的各国大学生中情感投资量表达到心理测量所要求的内部一致性,时间上的稳定性,以及聚合效度。情感投资和其他变量(满意度,承诺)一样,在关系的发展中有中介作用[3]。研究还发现,在大多数的国家,情感投资在性别、人格及社会文化形态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异。总之,情感投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恋类型、个人化程度、短期利益及离婚率相关[4]。
文化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文化中的逻辑模式[4]。这种规范约束制约了人们在什么时候,和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坠入了爱河。这种文化调节了对爱的感受与表达,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取悦于爱人最适宜。从这个意义来讲,爱也是一种社会结构[4]。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也会有不同层次的爱情体验。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真挚而热烈,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唯美而缠绵。
在文化多元化的美国,不同种族的群体经历了不同层次的爱情体验。根据进化论观点,在高压力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敏感的养育者或者在关键的成长阶段更换养育者,嘈杂的生活环境和经济上的困难中成长的个体),成人之后倾向于低水平的情感投资。这种低水平的情感投资也被看作是一种不安全依恋的一种形式,因为没有形成安全的依恋模式[5]。与此相反,在低压力环境中成长的孩子(社会福利充足,教育资源丰富,以及养育者敏感与及时反应),成人之后倾向于有较高水平的情感投资及更深的爱情体验[6]。这些研究充分表明,只有得到爱,才能学会爱。婴幼儿期与父母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成人之后很容易青春期延迟,以及与伴侣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婚姻关系。简而言之,在婚姻稳定的社会背景下,适宜培育高情感投资的个体。反之,配偶短期更换的环境则更大可能性地出现低情感投资的个体。
哈赞(Hazan)和谢弗(Shaver)的研究显示,在是否有爱的吸引上,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7]。女人对一个有统治力量的男人容易产生倾慕之情,而年轻貌美的女人更容易吸引男人。因此女人在安全,承诺的条件下容易付出较高的情感,经历较深的爱情体验。女人的情感投资比男人稍高,此后很多跨文化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7]。此外,亨德里克斯(Hendrick)研究发现,在与情感相关诸如亲密,亲昵的量表得分上,女性高于男性[8]。又有研究者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对不同的个体是否会“立即坠入爱河”发现64%的女人能有较高可能地投入到爱情中,却只有46%的男人能达到。社会学家又在不同的国家重复了这一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女人的情感投资普遍高于男人,俄罗斯的女人比男人高12个百分点,美国的女人比男人高10个百分点,而日本女人比日本男人高21个百分点[8]。
为什么基于情感投资的性别差异如此显著?父母亲养育投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认为,在抚养下一代的过程中,父母亲投入的精力和能量的相对比例,在不同的物种中,存在着差异[9]。具体到人类,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付出了比男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间接地影响了她们对爱的体验与感受,使她们在两性力量中显得相对弱小,较低的侵略性,不愿冒风险,早熟,晚死。但在选择一个潜在的伴侣时具备了较高的鉴别力。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养育投资理论,两性在养育后代中责任和义务的不平衡性导致了较低的情感投资一方有较低水平的爱情体验。然而,根据社会建构理论,男人和女人进化而来的不同能力是由社会赋予的,这些社会角色引起了男人和女人在对爱的体验有不同的心理定位。伍德(Wood)和伊格雷(Eagly)认为当男人和女人赋予了同样的社会角色,他们的情感投资或许就没有差异[10]。根据这两种理论,情感投资具有了社会心理学意义。
艾伦(Allen)、巴宾(Babin)和麦克尤恩(McEwan)发现,在爱情关系中,不同的个性、人格特质对情感投资有很大的影响[11]。大五人格模型为研究人格特质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框架,随后的研究发现情感投资的水平在人格特质上存在着差异。以心理学家雷蒙德(1961)提出的“大五人格”量表为例,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外向性和宜人性与高情感投资存在显著相关。相比之下,宜人型与高情感投资的联系有点弱。而其他三个维度,责任性、开放性、神经质均与情感投资水平不相关[12]。怀特(White)等人的研究发现,爱与宜人性和外向性显著相关[13],这个结论也在其他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根据与情感投资相关的进化论的观点,爱是宜人性和外向性的混合体。这些发现也支持了爱与多巴胺和血清素相联系的生物学观点。不同类型的爱也与这两种特质的相关程度不同,费尔(Fehr)和布劳顿(Broughton)研究发现,激情之爱更接近外向性,而朋友式的爱更与宜人性相关[15]。后期的很多研究也证实了幸福感高的个体,他们的大五人格测试显示宜人性和外向性得分较高。因此,在个人的社会性发展中,我们更应该注重宜人性和外向性人格特质的培养以增进自身的情感体验,这些对我们培育后代有借鉴意义。
首先,就“感情投资”而言,目前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马丁内斯(Martinez-Alvare)认为,感情投资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界定[15],只是定性地把一系列形容词作为情感投资的量化标准,还有研究者把伴侣对彼此的承诺水平作为影响情感投资的一个因素,与心理依恋相关[16]。其次,还没有系统成熟的研究工具精准地测量情感投资。谢弗认为,即使是选择的同一个形容词,可能不同的人格特质,情感投资不一样,无法做到客观化[17]。因此,对情感投资而言,期待更客观的测量工具出现。再次,现有的研究还没有显示出情感投资在关系的发展中动态的变化。比如,随着关系的发展,从较低的情感投资转向较高的情感投资。最后,需要多元化的研究方向,现有的研究是在比较抽象的方面对爱情和人格特质相关的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具体的研究。比如大五人格与依恋类型的研究,回避型依恋与大五人格哪些特质相关,矛盾型依恋是不是和大五人格特质的神经质有相关性?也许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推进这项研究。
综上所述,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亲密关系中的情感投资,可以发现情感投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变化[18],这些变化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反映了社会心理结构不同[19,20]。情感投资与人的成熟程度、人格特质,以及早期的经历密切相关,因而复杂而难以测量。情感投资研究对亲密关系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也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1] Fisher H.Why We Love:The Nature and Chemistry of Romantic Love[M].New York:Henry Holt,2004.
[2] Fletcher G J O,Stenswick M.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mind[M]// K Sterelny,J Fitness.From Mating to Mentality.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003:71-93.
[3] Rusbult C E,Martz J J,Agnew C R.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satisfaction level,quality of alter-natives,and investment size[J].Personal Relationships,1998(5):357-391
[4] 黎坚,李一茗.爱的权衡:在付出和索取中保持或恢复心理衡平感[J].心理科学进展,2012(14):598-607.
[5] 钟歆,陈旭.不同依恋风格者对情绪面孔的加工[J].心理科学进展,2013(12):2154-2163.
[6] Gangestad S W,Simpson J A.The evolution of human mating:Tradeoffs and strategic pluralism[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2000(23):573-587.
[7] Hazan C,Shaver P.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ttachment proces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52):511-524.
[8] Hendrick C,Hendrick S.A Theory and Method of Lov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0):392-402.
[9] Bjorklund D F,Kipp K.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inhibition mechanism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6,120(2):163-179.
[10] Wood W,Eagly A H.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men and women: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2(128):699-727.
[11] Allen L F,Babin E A,Mc Ewan B.Emotional investment:An exploration of young adult friend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using an investment model framework[J].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2012(29):206-227.
[12] 伯文.人格科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7-48.
[13] White J K,Hendrick S,Hendrick C.Big five personality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2004(37):1519-1530.
[14] Fehr B,Baroughton R.Gender and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conceptions of love: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alysis[J].Personal Relationships,2001(8):115-136.
[15] Martinez-Alvare J L.Parental attachment in childhood and quality of the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f young adults: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dults attachment[J].Anales De Psicologia,2014(30):212-221.
[16] Agnew C R,Van Lange F A M,Rusbult C E,et al.Cognitive interdependence:Commitment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close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74):939-954.
[17] Shaver P R.Attachment theory,individual psychodymics,and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M]// D Perlman,AVangelisti.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New York:Cambriage U niversity Press,2009.
[18] Mikulincer M,Shaver P R.The attachment behavioral system in adultshood:Activation,psychodynamics,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M]//M P Zanna.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Acadamic Press,2003:53-152.
[19] Rusbult C E,Farrell D.A longitudinal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The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job commitment,and turnover of variations in rewards,costs,alternatives,and investment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3( 68):429-438.
[20] Simpson J A.The dissolution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Factors involved in relationship stability and emotional distres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53(4):683-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