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自杀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1]，是15～24岁青少年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2]。自杀意念是个体产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和意念，甚至伴随着具体的自杀计划[3]。自杀意念是个体产生自杀行为的重要前提条件与关键预测因子。由于受听力、言语障碍的影响，听障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显著高于健听大学生［4］。因此，研究听障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提高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对自己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感知及为寻求有意义生活而努力的程度[5]。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具有强大积极心理功能的重要源泉，是自杀意念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对其有显著性的负向预测作用[6]，但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者指出，生命意义感之所以能够发挥积极的心理功能在于能够给个体提供方向感与价值感的目标[7]。生命意义感较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具有更强的生活方向感与价值感。自尊作为个体对自我整体价值感的评估[8]，是个体应对压力事件的重要资源，是影响个体自杀风险的重要因素［9］。个体自尊水平越高，越能积极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与价值，使个体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使其轻易不会产生自杀意念[10]。

听障大学生由于其先天的生理缺陷，往往具有独特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而生命意义感又因人而异、因时而变[11]。那么，在听障大学生群体中，生命意义感是否也具有保护性功能，是自杀意念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呢？虽然目前有关生命意义感、自尊与自杀意念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但按照以往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出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过程中可能起着中介作用，即具有较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自尊，当其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压力事件时，可能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不会轻易产生自杀意念。因此，本研究以听障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并探讨自尊是否能够在其二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以期为减少听障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干预提供实证与理论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法和滚雪球抽样法，以天津某高校听障大学生为初始样本，然后让参与对象邀请其他高校在读听障大学生参与线上问卷调查。本次共发送调查问卷930份，回收有效问卷91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06%。其中男生425人，女生487人；听障等级为一级（听力受损大于
90 dB）451人，二级（听力受损大于70 dB小于等于90 dB）241人，三级（听力受损大于60 dB小于等于70 dB）173名，四级（听力受损大于50 dB小于等于60 dB）47名。被试年龄的平均值为21.87岁，标准差为2.83。

1.2 研究工具

1.2.1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斯蒂格（Steger，2006）[12]等人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该量表由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两个维度组成，共10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法（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两维度之和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7。

1.2.2 自尊量表

采用罗森伯格（Rosenberg，1997）[13]编制的自尊量表，共10个题项，采用4点计分方式（1=“很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自尊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0。

1.2.3 自杀意念量表

采用奥斯曼（Osman，2011）［14］等人编制的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该量表由消极自杀意念和积极自杀意念两个维度组成，共14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1=“从未如此”，5=“一直如此”），个体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杀意念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3。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及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统计方法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为减少自我报告引起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测量的项目做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析出6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第1个公因子可以解释所有变异的28.3%，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在本研究中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和自杀意念的现状

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均值为M=10.11，SD=1.66；自尊得分均值为M=2.77，SD=0.41；自杀意念得分均值为M=2.25，SD=1.76。为考察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与自杀意念在性别方面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男生在生命意义感、自尊和自杀意念三方面的得分和女生得分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t生命意义=3.23，p<0.01；t自尊=2.66，p<0.01；t自杀意念=-3.67，p<0.01）。其中，男生在生命意义感、自尊两个方面的得分（M生命=10.30，SD=1.69；M自尊=2.81，SD=0.39）显著高于女生得分（M生命=9.94，SD=1.61；M自尊=2.74，SD=0.43）；而女生在自杀意念方面的得分（M=4.95，SD=1.78）显著高于男生的得分（M=4.52，SD=1.72）。

2.3 生命意义感、自尊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对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与自杀意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r=0.48，p<0.01），与自杀意念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0.41，p<0.01）；自尊与自杀意念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0.59，p<0.01）。

2.4 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

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15]的中介检验方法，采用逐步回归技术来验证自尊在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生命意义感作为自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进行中介分析。由表1可知，在方程1中，生命意义感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0.44，p<0.01）；在方程2中，生命意义感对自尊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2，p<0.01）；在方程3中，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同样显著（β=-0.18，p<0.01），自尊也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2.17，p<0.01）。上述结果表明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1 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Table 1 The effect of meaning in life on suicidal ide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为进一步验证听障大学生的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中的影响作用，采用5000次随机抽样的Bootstrap法来计算中介效应值。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各路径的95%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0，中介效应成立。由于生命意义感能够直接对自杀意念产生影响，因此，自尊在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量为0.18，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0.90%；而“生命意义感—自尊—自杀意念”的间接效应量为0.2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9.10%，如表2所示。

表2 生命意义感、自尊与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life meaning, self-esteem and suicidal ideation

3 讨论

3.1 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和自杀意念的特点

通过对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和自杀意念调查发现：首先，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尊处于中等水平，自杀意念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大，听障学生享受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好，受教育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与优化，为其身心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其次，女生的自杀意念显著高于男生，与以往类似研究相一致。与男生相比，女生情感比较丰富，容易关注细节，内心较为敏感，在遭遇挫折或困难时，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

3.2 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与自尊、自杀意念之间相关极其显著，呈现中等程度相关。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与自尊和自杀意念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首先，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自杀意念，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其自杀意念越低，这与张平[16]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生命意义感作为基本要素影响着个体的身心发展，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内在重要资源，具有激励和保护作用。当个体面对压力和陷入困境时，生命意义感可以起到保护性作用，使其更加积极全面地去看待和理解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减少自杀的可能性[17]。以往也有许多研究都证实了高的生命意义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建立人生意义，找到人生方向，而且在面对困境时能够减少挫折带来的威胁、负性情绪，找到事件意义感，从而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其次，自尊也能显著地负向预测自杀意念，听障大学生的自尊水平越高，其自杀意念水平越低。自尊作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评价，在个体的心理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尊心低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心理与行为问题[18]。低自尊是个体产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个体自尊水平越低，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越低，自我否定感增加，容易采取自我逃避策略，无法面对现实，从而产生自杀意念；而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能够积极肯定自己的能力与价值，能够帮助个体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挑战，使之不断地创造和实现生活中的目标。

3.3 自尊在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听障大学生的自尊在其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在听障大学生生命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过程中存在双重作用机制。一方面，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越高，其自杀意念越低；另一方面，生命意义感也会通过听障大学生的自尊来影响其自杀意念。生命意义感是一种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的态度，而自尊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评价。寻找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特有的特点，这个目标可以让个体获得价值感并指引人生方向［19］，并且个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会产生情感的需要，获得自我实现的情感[20]，激励个体尽可能地发挥自身潜能。此外，在一项纵向研究中也发现了生命意义感能够显著地预测自我概念的清晰性，在个体对生活目标和生命价值的寻求过程中，能够加深对自我能力的认识，增强信心，实现目标[21]。上述研究直接或间接表明了生命意义感能够促进个体自尊感的发展。所以，听障大学生在追寻生活意义的过程中能够不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从而增强生活的方向感与价值感，能够全面地看待生活中的坎坷与挫折，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从而减少自杀意念的产生。

总之，本文研究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生活目标对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影响，这也是对生命意义感相关研究的深化与补充。同时，本研究也为制定听障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干预方案提供了实证基础。但是，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无法测量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和自杀意念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设计进一步探讨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4 结论

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听障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尊处于中等水平，自杀意念较低；女生的自杀意念显著高于男生；（2）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杀意念呈现显著负相关；自尊与自杀意念呈现显著负相关；（3）自尊在听障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生命意义感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听障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也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杀意念。

参考文献

[1] 王秋英，黄巧敏，迟新丽．初中生自杀意念及影响因素的3年纵向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2，36（2）：124-128．

[2] Release N．First WHO report on suicide prevention［J］．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4：112．

[3] Bonner R L，Rich A R．Toward a predictive model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Some preliminary data in college students［J］．Suicide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2011，17（1）：50-63．

[4] 范志光，袁群明，门瑞雪．儿童期虐待对听力障碍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19（8）：7．

[5] Heintzelman S J，King L A．Life is pretty meaningful［J］．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2014，69（6）：561-574．

[6] Gross G M，Laws H，Park C L，et al．Meaning in life following deployment sexual trauma：Predic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depressive symptoms，and suicidal ideation［J］．Psychiatry Research，2019（278）：78-85．

[7] 张姝玥，许燕，杨浩铿．生命意义的内涵、测量及功能［J］．心理科学进展，2010（11）：6．

[8] Marsh H W．Multidimensional self-concept structure for preadolescents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A hybrid multigroup-MIMC approach to factorial invariance and latent mean differences［J］．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2006，66（5）：795-818．

[9] 余思，刘勤学．父母忽视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自尊和希望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36（3）：9．

[10] Lin Z，Vella F．Selection and Endogenous Treatment Models with Social Interactions：An Application to the Impact of Exercise on Self-Esteem［J］．IZA Discussion Papers，2021．

[11] Frankl V E．Man’s Search for Meaning［M］．Boston：Beacon Press，1962．

[12] Steger M F．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A measure of eudaimonic well-being［Z］．2006．

[13] Gray-Little B，Williams V，Hancock T D．An Item Response Theory Analysis of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J］．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7，23（5）：443-451．

[14] Dyck M J．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mediating suicide ideation［J］．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2011，21（4）：360-373．

[15]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15．

[16] 张平，王培，张迪，等．大学新生自我概念清晰性和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2，36（11）：6．

[17] Mascaro N，Rosen D H，Morey L C．The development，construct validity，and clinical utilityof the spiritual meaning scale［J］．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4，37（4）：845-860．

[19] Crumbaugh J C，Maholick L T．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existentialism：The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Frankl’s concept of noogenic neurosis［J］．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1964，20（2）：200-207．

[20] Reker G T，Chamberlain K．Exploring Existential Meaning：Optimizing Human Develop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M］．Canadi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0．

[21] 陈薇，王詠．生命意义感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