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国家认同是个体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主要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
受[1]。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储备力量,作为青少年发展的核心素养之一,国家认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同时也影响着青少年个体自身的成长。但由于有效测量工具的缺乏,当前针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尚难以深入展开,因此,编制一个具备良好信效度的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对于推动相关主题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1966年首先论述了“国家认同意识”,并将其归入“政治文化”范畴[2]。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身份确认,自觉地将自己或自己民族的利益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主体意识[3]。在具体内容上,贺金瑞和燕继荣认为国家认同包括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信念、国家政治主权等的认同[4]。吕芳指出国家认同分为三种,即以民族主义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认同、以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则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认同和以文化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认同[5]。陈达云则认为国家认同应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进行概括。在对外方面,国家认同就是在有他国存在的环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在对内方面,国家认同指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对这个国家产生归属感、依恋感的心理过程[6]。可见国家认同包含政治和文化建构,是个体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心理认知、情感维系,以及所付诸的行动[7]。
现有关于国家认同的测量以问卷法为主,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将对一个国家语言文化的了解,以及对宗教和习俗的态度,作为衡量国家认同的指标[8-10];二是根据政治学者常采用的社会调查来测量国家认同[11,12];三是拿来主义,直接编译国外的量表[13,14]。这三种做法均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调查者的国家认同状况,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
首先,现有国家认同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民众,少数民族、跨界民族及华裔,且集中在成人群体,相比之下,针对我国内地青少年的研究尚不多见。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水平与成人公民有所差异,不说对于总体国家认同内涵的理解,即使对于单个题项的理解也可能出现差异,因而无法简单地将成人的测量工具应用于青少年群体。其次,国家认同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对其的理解受文化、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从国外编译的问卷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下的个体。最后,虽然也有中国学者编制了相关工具,但维度单一,难以囊括国家认同的复杂内涵,从而影响工具的信效度。
总之,目前我国缺乏一个适当的测量工具来评估青少年的国家认同,这对于青少年国家认同相关研究的开展是不利的,因此编制一个结构完整、信效度良好的工具是个亟待完成的工作。
从湖南岳阳某中学及湖南常德某中学选取中学生共32人,其中初中生10人,高中22人;男生14人,女生18人。
访谈提纲以青少年国家认同为主题,收集有关政治认同(如“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时,你的感受是什么?”)和文化认同(如“当我们说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时,你的感受是什么?”)两方面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问题的内容和顺序固定,但可根据访谈对象的回答进行调整和追问,以得到更准确、更丰富的信息。在访谈开始前告知被试学生访谈基本内容,在被试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并说明访谈仅用于研究,强调保密原则,以减少社会赞许性效应。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资料转录为文本资料。
从访谈的结果可知,当问到“说到中国,你能想到什么”时,回答中出现频数较高的语句有“历史”(9次)、“文化”(11次)、“文字”(5次)、“制度”(9次)、“共产党”(7次)、“发展快”(9次)等,可见青少年对国家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当青少年谈到中华文化时,回答中涉及的语句主要体现在“历史悠久”(18次)、“儒道思想”(5次)、“语言汉字”(6次)、“传统节日”(12次)、“骄傲自豪”(13次)、“源远流长”(8次)、“深奥”(5次)、“主动学习相关知识”(19次)、“发扬传承”(10次)、“宣传普及”(7次);当谈到政治制度时,回答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语句有“以人民为中心”(16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8次)、“社会和谐”(7次)、“符合国情”(5次)、“感到骄傲自豪”(8次)、“带头维护”(9次)、“进言献策”(5次)、“学习了解”(14次)等关键词。
在遵循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并保证题项没有歧义的原则下,将频次较高的语句或关键词以符合青少年特点的表达方式编制成问卷题目。例如,在文化认同维度上,对于“当谈到中国文化你能想到什么”的回答涉及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出现较高频率的回答有“我能想到我们国家五千多年的历史……”,遂形成题项“我熟悉我国悠久的历史”。然后,由心理学和语义学专家对编制的题目进行评定,依据修改意见,对题意表达不明确、意思相近的题目进行修改和删减,最终剩下48个题目,形成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的初始版本。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2”表示比较不符,“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本研究通过整群抽样的原则从湖南和湖北的三所中学发放了三批问卷。
第一批发放问卷230份,剔除明显乱填和有漏选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221份,其中男生88人,女生120人,性别信息缺失13人,年龄为14~18岁,平均年龄16.38±0.79岁。主要用于项目分析对题目进行筛选。
第二批被试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被试样本为389人,其中男生162人,占43.5%,女生210人,占56.5%,性别信息缺失17人;被试年龄跨度为11~19岁,平均年龄为15.46±1.92。主要用于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问卷维度。
第三批被试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样本为387人,其中男生161人,占43.4%,女生211人,占56.7%,性别信息缺失15人;被试年龄跨度为12~19岁,平均年龄为15.47±1.89。主要用于对问卷维度做验证性因素分析。
首先,根据项目分析筛选初始问卷的题项,然后,对修改后的问卷再次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建构国家认同的结构维度框架;其次,对编制的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维度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再次,对青少年
国家认同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形成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最后,对青少年国家认同进行现状调查。
通过采用各题目得分的平均数来检验题目是否存在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稿初始问卷的各项目得分的平均数介于3.22~4.78之间,各项目得分的标准差处于0.5~1.32之间,所以问卷各项目不存在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另外,以各项目的平均得分与该项目满分的百分比作为通俗性水平的指标,结果得出各项目的通俗性水平介于0.64~0.95之间,均大于0.6,可见项目通俗性水平良好。另外,5点计分中,如果某一项目在1,2,3三个选项总频次不超过10%,或者3,4,5三个选项总频次不超过10%,这个项目就有很高的社会称许性或较高的表面效度,应该考虑删除[15]。经计算,本研究初始问卷中,有17道题存在较高的社会赞许性,所以将这些题目予以剔除。
参照有关研究求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CR)的方法对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进行项目分析,CR值如果达到显著水平,则表示该项目能鉴别不同被试的反应,可以保留该项目。具体步骤是将被试问卷答题总分进行从高到低排序,并将位于前27%的被试划为高分组,位于后27%的被试划为低分组,通过对高、低分组在各题目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来判断该题目区分度水平,将CR值小于3,t检验未显著的题项进行删除。经计算,统计结果表明,仅有第22题未达到显著水平。
参考题总相关法对问卷进行项目分析,根据要求,题项与总分之间相关不显著或相关系数小于0.3时,应删除该题。计算结果显示,该问卷除第22题外,所有题项均与总分相关,且相关系数大于0.3。
最终删除18个题项,形成30个题项的初始问卷。
通过计算问卷题目的平均值、标准差、通俗性水平,以及项目区分度来对问卷题目进行筛选。计算结果得出,各题的平均数在3.31~4.77之间,标准差在0.67~1.23之间;各题项的通俗性水平均大于0.6,各题目CR值均大于3,且高、低分组在各题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各题与总分均相关,相关系数处于0.26~0.64之间,其中相关系数小于0.3的题有3个。根据筛选标准,删除平均值和标准差过高或过低、CR值小于3且高低分组在各题上得分差异不显著、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小于0.3的题。为此,最终保留符合标准的题目共27个。
参照适宜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数据标准,研究得到数据取样适当性KMO=0.904,且Bartlett’s球形检验统计量为3334.824,p<0.001,数据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另外,并根据以下标准来筛选题目:(1)因素负荷值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上都大于0.40的项目。(2)因素负荷值小于0.45的项目。(3)共同度小于0.3的项目。(4)明显归类不当的项目。通过进行反复探索与筛选,相继剔除了共17个题目,剩余符合标准的10个题目形成正式问卷。抽取形成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为2个,其解释总体变异量50.68%。同时,从碎石图中可以看出,在第二个因子处出现了明显的拐点,所以最终保留两个因素。
图1 碎石图
Figure 1 Gravel diagram
从图1可知,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抽取的两个因素结构清晰,所有题目在主因子上的因子载荷量均高于0.45,根据题项因素的负载值以及建构的理论构想来对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得到的因子结果进行命名。
因素一包括五个题目,分别是第1题“我非常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第9题“如果可能,我将来会选择从事与传播中国文化有关的职业”、第10题“我熟悉我国悠久的历史”、第14题“我平时会主动去学习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以及第15题“我很了解中国文化”,因素载荷在0.525~0.779之间。主要内容是与个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行为相关,因此命名为“文化认同”维度。
因素二同样包括五个题目,分别是第34题“我会带头维护我国政治制度,抵制违反它的行为和言论”、第35题“相比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国的政治制度有更大的优越性”、第39题“我认为我国的制度使社会和谐人人平等”、第41题“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以及第46题“我很喜欢我国的政治制度”,题项因素载荷在0.575~0.751之间。主要内容是与个体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知与情感相关,因此命名为“政治认同”维度。
表1 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因素载荷
Table 1 Factor loadings of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s
题项 |
1 |
2 |
共同度 |
15 |
0.779 |
0.666 |
|
14 |
0.75 |
0.602 |
|
10 |
0.728 |
0.537 |
|
1 |
0.676 |
0.461 |
|
9 |
0.525 |
0.386 |
|
41 |
0.751 |
0.567 |
|
34 |
0.71 |
0.523 |
|
46 |
0.702 |
0.527 |
|
39 |
0.628 |
0.447 |
|
35 |
0.575 |
0.353 |
|
解释变异量 |
25.62 |
25.064 |
|
累计解释变异量 |
25.62 |
50.684 |
|
因子命名 |
文化认同 |
政治认同 |
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可以检验问卷结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评价模型拟合程度是否良好的指标要求如下:(1)卡方自由度比(χ2/df)越小表明模型拟合越好,通常χ2/df小于3时拟合情况最佳。本研究中,所得χ2/df结果为1.749,小于3,表明模型拟合良好。(2)规范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拟合优度指数GFI、AGFI及递增拟合指数IFI的取值范围均在0~1之间,通常认为值大于0.9时模型拟合良好。在本研究中NFI为0.944,CFI为0.975,GFI为0.971,AGFI为0.953,IFI为0.975,其结果均大于0.9,表明模型拟合度理想。(3)均方根残差RMR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的值越接近0模型拟合度越好,结果值小于0.05时拟合度最佳,小于0.08时拟合度可接受。经计算,本研究中RMR为0.031,RMSEA为0.044,均小于0.05,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图2 国家认同二因素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Figure 2 Validated factor analysis of the two-factor structure of national identity
采用Cronbach’s ɑ系数来衡量各因素和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结果显示,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2,问卷两个维度的Cronbach’s ɑ系数分别为0.761和0.762,表明本问卷信度良好,作为测量工具是稳定可信的。
重测信度是在一定时间间隔内,通过对同一批被试进行两次相同的测量来检验问卷是否具有稳定性。本研究在常德市某高中高二年级所测班级中抽取两个班,于第一次施测的1个月后进行重测,共回收有效样本102份,其中文化认同维度的重测信度为0.74,政治认同维度的重测信度为0.7,总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81,且两次测试相关显著,因此本问卷重测信度理想。
表2 国家认同问卷的重测信度
Table 2 Retest reliability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量表 |
前测M±S |
后测M±S |
重测信度 |
文化认同 |
17.59±3.11 |
18.18±2.83 |
0.74** |
政治认同 |
21.22±2.85 |
20.87±2.74 |
0.7** |
总问卷 |
38.8±4.91 |
39.06±4.85 |
0.81** |
注:**表示p<0.01。
除了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外,对问卷各维度之间和各维度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分析也可以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如表3所示,本研究中,国家认同问卷的两个维度之间相关为0.508,符合图克(Tuker)曾提出的问卷中维度间相关应在0.10~0.60之间的理论标准。另外,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较高,且明显高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说明问卷维度结构清楚,各维度间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对问卷具有较大的贡献,因此,本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表3 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adolescents
文化认同 |
政治认同 |
国家认同 |
|
文化认同 |
1 |
||
政治认同 |
0.508** |
1 |
|
国家认同 |
0.890** |
0.844** |
1 |
注:**表示p<0.01。
本研究考察了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以李春玲和刘森林编制的国家认同感问卷为效标问卷[1]。该问卷相对成熟且认可度较高,问卷共5个项目,回答方式是在李克特五点量表(1=很不符合,5=很符合)上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国家认同感越强。计算结果显示,问卷各维度及总问卷与效标问卷的相关系数在0.208~0.272之间,且相关显著,符合心理学测量标准,因此,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不同研究者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整合,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和青少年特点,初步提出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的理论维度构想。为获得全面并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我们对湖南三所中学的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并对得到的访谈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将从中获得的关键信息在心理学专家的指导下进行问卷条目的编写和修改,最后确定48个题目作为预测问卷。
在经过预测和正式施测后,通过一系列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相继删除与统计标准不符合的题目共28个,最终保留10个题目,并得到青少年国家认同两因素模型,将其命名为“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关于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吕芳认为国家认同的结构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全球化认同[15]。马德勇提出国家认同具有三个成分,其一为政治制度认同,其二为政治文化认同,其三是国民认同[16]。曾水兵等开展了以“中学生国家认同现状”为主题的社会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中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三个主要维度[17]。王晓晶从地理环境认同、核心文化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政治制度认同四个方面构建国家认同的研究维度[18]。吴玉军指出,国家是内含制度、文化、民族血缘的共同体,国家认同感的建构,需要从制度、文化、民族不同层面进行,政治(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维度[7]。不同学者对国家认同的具体看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认为应该包括“政治”和“文化”两个基本成分。政治认同是指主体与政治体系在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倾向,并外化为政治行为的过程[19],在我们国家主要体现在对制度的认同。政治认同是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承认,通过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使个体形成对国家的向心力,凝聚人心[20]。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21]。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成就的结晶,具有时空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凝聚力[22],正是在共同的文化纽带下,个体才能体会到属于同一个群体的共性,获得对国家这个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国家既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建立在社会制度之上的政治共同体[17],国家这一概念既传递着由外力强推而成的政治凝聚力,也传递着由内在自觉而形成的文化凝聚力[20]。
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得出模型拟合度良好,由此编制出由10个题目组成的青少年国家认同正式问卷。对正式问卷进行信度、效度的考察,问卷的Cronbach ɑ系数达到0.822,问卷两个维度的Cronbach ɑ系数分别为0.761和0.762,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在施测一个月后进行重测的结果表明,问卷的重测信度达到0.81,问卷两个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74和0.7,且两次施测结果相关显著,说明本问卷跨时间的稳定性是可信的。在结构效度方面,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标准,并且通过对各维度间的以及各维度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问卷各维度间的相关为0.508,各维度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达到0.84~0.89,所有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且维度与总问卷的相关明显大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表明各维度之间既相互独立,又能很好地反映出问卷所要测查的内容,因此,本问卷的结构效度理想。在效标效度方面,本研究选取了成熟的并已应用广泛的问卷作为效标,将问卷分数与效标问卷分数直接相关作为效标效度的指标,结果表明问卷及各维度与效标问卷的相关均显著,说明本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编制的青少年国家认同问卷包括“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维度,且在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上均符合问卷编制的测量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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