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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是最常经历的情绪之一（Schimmack and Diener，1997）。愤怒通常被视为一种消极情绪
（Berkowitz and Harmon-Jones，2004；Frijda，1986，1987；Kuppens et al.，2003；Scherer，1993）。它是由不愉快或不受欢迎的事件引起的，例如目标受阻、个人遭受到不公平对待或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等。在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数研究都探讨了愤怒作为一种负面情绪对行为造成的消极影响，例如抱怨、排斥和攻击性行为等（Bougie et al.，2003；Darley and Pittman，2003；Fischer and Roseman，2007；Lemay et al.，2012；Lotz et al.，2011a；Nelissen and Zeelenberg，2009；Pillutla and Murnighan，1996；Rimé，2009；Roseman et al.，1994；Coillie and Mechelen，2006；Wetzer et al.，2007）。虽然这种关于愤怒的观点在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研究发现其具有积极结果，在本综述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丰富的观点，表明愤怒并不只与消极的行为后果有关，它也可以产生积极的行为后果，如社会分享，补偿受害者和帮助弱势群体（Iyer et al.，2007；Lotz et al.，2011a，b；Wakslak et al.，2007）。我们主要探讨了第三方愤怒的情绪前因及行为后果，并从社会公平的视角说明第三方愤怒可以促进对他人有利的亲社会行为。

1 第三方愤怒及其类型

人们通常对运动员作弊感到愤怒，对滥用权力的政客感到愤怒，对儿童受到欺凌感到愤怒，然而，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些情绪反应通常并不清楚（Batson，2007；Berkowitz and Harmon-Jones，2004）。第三方愤怒可能是由不道德的行为本身（如欺骗）或直接的负面后果（如金钱损失），抑或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产生（Helen and Ursula，2016），即使第三方观察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却依然引发了愤怒的情绪，我们将这种愤怒称作第三方愤怒。

勒纳（Lerner）和凯尔特纳（Keltner）在2000年开发了情感评价框架理论（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ATF），该理论利用认知评估和情感功能（进化）理论来理解情感体验如何影响判断和决策。根据情感的认知评估理论，ATF借鉴了一系列认知维度区分情感的概念。并表明每种情绪都会激活一种认知倾向，从而根据触发情绪的核心评估维度，即评估倾向来评估情境。换句话说，“评价倾向是一种目标导向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情绪对判断和选择产生影响，直到引发情绪的问题得到解决”。例如，相同情绪（如恐惧和愤怒）可以对判断和决定产生相反的影响，而相反情绪（如愤怒和幸福）也可以产生类似的影响（Lerner and Keltner，2000）。因此，根据情感的评价理论，对情境的不同认知评估能够引发不同的愤怒类型。其中，最受学者关注的愤怒形态有两种，分别是道德愤怒和移情愤怒，二者的区别则在于不同情境的评估角度。

1.1 道德愤怒

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个体在不公正事件中会依据道德标准来评估某一种情况或某一行为，当他们感知到有人没有遵循公平原则或有人的行为意图与自己的价值观不一致时，会引发愤怒的情绪体验，研究者把这种愤怒叫作道德愤怒（Batson et al.，2007）。蒙塔达（Montada）和施耐德（Schneider）在1989年提出道德愤怒是由不公平或不正确的行为引起的，在情绪评价理论中，这些评价被违反道德规范的评价所涵盖，这些评估涉及某种情况或行为在道德上是否被认为是正确的。例如，当某人没有遵循公平的程序，或者当某人的意图与自己的价值观不一致时，人们通常会认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当人们评价一种行为违反道德规范时，他们可能会经历第三方的愤怒（Helen and Ursula，2016）。这种愤怒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强大的、甚至是典型的道德愤怒（Haidt，2003）。它被认为是道德动机的有力来源，促使人们通过补偿受害者或惩罚加害者来恢复公平和正义。

1.2 移情愤怒

第三方感到愤怒的原因并不总是因为道德标准被违反，当受害者的利益受到阻碍或无辜遭到伤害时，他们通常能够对他人的痛苦做出回应，与他们产生共鸣。为此，人们也会从他们同情的人的角度来评估情况（Omdahl，1995），在情境评估的过程中他们将关心的人的福祉视为个人目标（Nussbaum，2001）。个体若是从关注受害者的角度去评估不公平事件，引发的情绪体验则是移情愤怒。巴特森（Batson）等人提出，当我们与他人共情，评价他们的负面结果并因此经历愤怒时，就会产生移情愤怒。因此，当使我们感同身受的人的目标受挫时，同样会引发第三方的愤怒，在移情愤怒中，我们关注受害者，感受他们的痛苦并代表他们体验愤怒。移情愤怒不同于道德愤怒，这种愤怒不是道德情感或道德动机的来源，但是其目的是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恢复公平，产生的也是一种正义行为。

2 第三方愤怒的公平视角

谢勒（Scherer）在1984年已经指出，正义/公平问题是愤怒核心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公平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愤怒会激发敌对和亲社会行为。愤怒会对感知到的违反公平的行为做出反应，在不公平或不公正的情况下一样会激发人们恢复公平的目标（Stillwell et al.，2008）。在第三方情况下，可以通过剥夺行为人的利益（即惩罚）或补偿受害者的不利条件来恢复公平。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关注愤怒的情绪前因，此外还重点探讨了愤怒的行为后果。不同的评估往往基于不同的敏感性，从而激发不同的行动准备模式（Frijda，2004）。在愤怒的情况下，当人们出于对公平的关注而采取敌对或亲社会的行为时，这可能意味着不公平是对目标障碍的一种更具体的人际评价。从抽象意义上讲，目标障碍是一种评估，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愤怒。在人际关系中，这种担忧可能表现为对违反公平/公正的行为的具体评估。正如谢勒所说，同样的评价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得不同。

沃尔特斯与贝尔伊德（Walster and Berscheid，1973）提出，在二元情境中，犯罪者可以通过补偿受害者来恢复不公正。但在三元情境下当第三方观察到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即使与自己无关人们也会有动机补偿受害者。然而，公平视角不同于移情视角，这意味着愤怒诱导的补偿独立于移情诱导的补偿。洛茨等人（Lotz et al.，2011）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该研究操纵了受害者是否知道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分配的伤害。结果表明，无论受害者是否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道德愤怒都能预测参与者的惩罚和补偿分配，从而证明是愤怒本身而非同理心促进了公平的恢复，从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毕竟，同理心的目标是安慰某人，但如果受害者不知道不公平的分配，就没有人需要安慰（Lotz et al.，1999）。

布莱德和泰勒（Blader and Tyler，2002）的相关例证表明，移情和正义原则都会激发亲社会行为，正义理论表明，即使被害人是一个被我们平时所讨厌的人，我们也会感到担忧。虽然在正义原则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中没有明确提到愤怒，但情绪评估文献表明，不公正是愤怒的重要诱因（Mikula et al.，1998）。

3 第三方愤怒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已经有文献表明，在第三方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各种恢复公平的亲社会行为，惩罚与补偿是第三方公正两种典型的干预方式（Van Prooijen，2010），第三方惩罚指的是未遭到不公正事件损害的第三方在观察到他人受伤害时，为了维护公平，对施害者做出的惩罚行为。而惩罚的实施往往需要第三方牺牲自我利益，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第三方惩罚可以看作是一种利他惩罚（陈思静 等，2015；Fehr and Gächter，2002）。第三方补偿则指的是第三方观察员利用自身的资源对受害给予一定的物质与情感支持，同样也是一种利他行为。洛茨等人（Lotz et al.，2011b）发现，在第三方情况下，人们通常得到的补偿比受到的惩罚要多。此外，莱利维尔德等人（Leliveld et al.，2012）发现，在这些情况下，性格移情得分较高的人更倾向于补偿受害者，而不是惩罚肇事者。虽然这些结论表明，人们既会采取补偿行为也会采取惩罚行为，但是我们可以承认的是，与第三方惩罚相关的愤怒也可以激发第三方亲社会行为（Van et al.，2018），对行为人的惩罚和对受害者的赔偿都可以作为恢复不公正或不公平关系的手段（Frijda，2004；Van Door et al.，2014）。

3.1 道德愤怒与第三方利他行为

道义模型指出，不公正事件会引发第三方的负性情绪，奥莱利和阿基诺（O’reilly and Aquinom，2011）将这种情绪称为道德愤怒，道德愤怒与惩罚行为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一致的结论，道德愤怒能够预测第三方的惩罚行为（Lotz et al.，2011；Nelissen and Zeelenberg，2009）。正义沙漠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在作出行为前会考虑到行为后果，如若他们的行为违反了正义原则，就应该受到惩罚（Barton，2004；Darley，Carlsmith，and Robinson，2000）。后来有研究者提出正义沙漠理论的本质是，对于犯罪者的惩罚应与其违反道德的强度成正比（Von Hirsch，1976），通过惩罚施害者以恢复正义和纠正过去在道德上错误的行为。此外，正义沙漠理论包括这样一种观点：情境因素会加强个人对道德违反的感知，从而导致他们的道德愤怒和惩罚倾向（Carlsmith et al.，2002；Robinson and Darley，1995）。类似的研究表明一种行为越被判定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某些背景因素），道德愤怒就越多，导致惩罚肇事者的倾向越强（Fetchenhauer and Huang，2004）。

奥基莫拖等人（Okimoto et al.，2009）认为，道德愤怒是一种典型的违规者聚焦情绪，在不公正事件中，不同的聚焦方式会引发第三方不同的行为，惩罚公正是违规者聚焦的行为方式，补偿公正是受害者聚焦的行为方式（马露露，2016）。基于此，本文推测当人们集中关注违背道德原则的肇事者时会加剧道德上的愤怒，道德上的愤怒导致第三方选择惩罚犯罪者以恢复正义。具体来说，当第三方将关注视角放在肇事者不公正的伤害行为上时，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道德上的不公，以致于进一步加剧第三方惩罚行为。

3.2 移情愤怒与第三方利他行为

移情愤怒与道德愤怒不同，道德愤怒是一种典型的违规者聚焦的情绪，而移情愤怒是由在对受害者的痛苦遭遇的同情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同样也能够预测恢复性公正（Okimoto et al.，2009）。根据自我概念增强战术模型（SCENT），人们会以自我提升为目的进行负面情绪（例如正义的愤怒）的状态调节，即个体会利用正义的愤怒的经历来维持或增强他们的道德自我观点。比如，一个人对不公正的感觉越愤怒，就越会认为自己有爱心和同情心，从而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格罗梅特和达利（Gromet and Darley，2012）在研究中发现在面临不公正事件时，第三方不但会要求惩罚违规者，同样也会关注补偿受害者，并且不同的聚焦对象决定了其行为方式，第三方越关注受害者的痛苦，越会更多地选择补偿行为；普罗伊根（Prooijen，2010）对犯罪情境的研究发现，第三方对犯罪行为具有更多的惩罚意向，但是当第三方与受害者具有较近情感联系时，会更容易与受害者产生共情，在行为选择上相比于惩罚肇事者会更加偏好补偿受害者；莱利维尔德等人（Leliveld et al.，2012）表明，同理心关注度低的参与者更倾向于惩罚而不是补偿，而同理心关注度高的参与者选择补偿而不是惩罚。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推测当人们集中关注无辜遭受痛苦的受害者时会加剧第三方的移情愤怒，而这种因同情心加剧所产生的愤怒会导致第三方更倾向于选择补偿受害者以恢复正义。具体来说，当第三方将关注视角聚焦在受害者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时，会对受害者产生更加深刻的同情，以致于进一步促进对受害者的补偿行为。

4 总结和展望

这篇综述的目的是将愤怒视为一种有助于恢复公平的情绪，并从功能的角度解释愤怒的行为后果。正如以往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愤怒可以激发第三方利他行为。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愤怒是一种亲社会情绪，而是认为愤怒的亲社会后果可以与消极的、对立的行为相辅相成。愤怒本身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只有其后果可以归类为积极或消极。用塔夫里斯（Tavris，1989）的话说：“愤怒的好坏取决于它的用途，而不是它的性质。”（第259页）当然，愤怒的体验具有负面的价值（Solomon and Stone，2002），但这是因为它表明对公平的担忧受到威胁或侵犯，需要采取行动（Carver and Harmon-Jones，2009）。

第三方愤怒是由观察者看到他人在不公平事件中的行为违反了道德标准所引起的，本文基于ATF框架，根据不同的评估方式将其分为道德愤怒与移情愤怒，其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恢复公平，因此可以将它们称作“正义”的愤怒。虽然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了这种正义的愤怒与第三方利他行为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正义的愤怒具体会产生补偿行为还是惩罚行为仍存在较大争议，例如，简等人（Jane et al.，2018）对第三方情境中的愤怒体验（通过自传体回忆）是否会溢出到亲社会行为进行了实验测试，结果表明，激发愤怒会增加补偿不公平受害者的意愿，愤怒的人更愿意补偿而不是惩罚。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愤怒情绪的个体更能促进惩罚而不是补偿。例如，伊利斯等人（Elise et al.，2014）在评估—情绪—行为框架内考察了愤怒在惩罚中的作用，当参与者看到在公共物品游戏（PGG）中不公平的分配时，参与者会更倾向于对不支持合作的个体施加惩罚。因此，未来还需要实证研究进一步来探讨两种类型的愤怒引发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此外，目前对于道德愤怒与移情愤怒的区别还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如果我们对愤怒的界定不明确，不仅会影响我们对现有研究的解读，还会影响我们对未来研究的概念化。愤怒往往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方式，包括普遍的愤怒（Iyer et al.，2007）、具体的道德愤怒（Montada and Schneider，1989；Wakslak et al.，2007）或移情愤怒（Vitaglione and Barnett，2003）。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所有这些结构似乎都关注相同的愤怒体验，因为它们关注的是其他人受到伤害。未来关于愤怒和行为后果的研究应将不同的表现形式明确区分开，即使它们之间差异细微但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行为选择，包括补偿和报复选择。

尽管我们的猜想来自已有的研究和关于愤怒的理论，但它们仍然有很大的实证检验的空间。在未来对于愤怒的研究有一些潜在的研究思路，尤其是在愤怒的亲社会效应的相关研究方向上，本文提供一些设想。第一，是进行一项控制愤怒的实验研究，随后要求采取对抗性和亲社会的行动（倾向），以确定被试的行为反应倾向。第二，研究人们在道德愤怒和移情愤怒下对惩罚和补偿的偏好，通过实证研究的结论进一步区分这两种愤怒的差异。洛茨等人（Lotz et al.，2011）已经表明，个人对犯罪者的惩罚和对受害者的赔偿都有偏好，而且赔偿优先于惩罚。不幸的是，由于愤怒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被操纵，我们无法得出结论，即愤怒可能会导致对惩罚或补偿的偏好，这将为愤怒潜在的亲社会性质提供具体的见解。与惩罚相比，补偿可能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因为前者建立了积极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后者则没有。虽然研究指出愤怒的人厌恶不公平，但这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如前所述，研究应考虑是否可以将不平等、不公正判断为目标障碍来具体评估，或仅仅是厌恶事件。第四，研究二元、三元和群体环境中愤怒的普遍性可能会有所启发。

总之，我们对当前有关愤怒—亲社会行为后果的文献综述表明，愤怒并不总是消极的，也常常是积极（正义）的，且大量研究结论也可以让我们信服：愤怒能够产生积极的行为后果。愤怒所产生的行为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在人际关系中，愤怒导致的行为旨在恢复公平。尽管这一观点仍然需要直接的实证研究来支持，但我们相信，它会产生一个有趣的、综合的愤怒观点，以及关于愤怒在惩罚和补偿中的作用的一些具体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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