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
道德是一定的社会和阶级向人们所提出的用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行为规范(谢熹瑶、罗跃嘉,2009)。海德和约瑟(Haid and Joseph,2007)站在纯洁的角度,指出道德应该拒绝污染或享乐,清洁灵魂,遵守自然规律。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是指个体根据道德原则或价值基准对事件和另一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赋予道德价值的行为(Greene et al.,2004)。简单来说,道德判断是指运用已有道德概念和道德知识对道德现象进行分析、鉴别、评价和选择的心理过程。道德判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是非、善恶、美丑等都是基本的道德判断形式(李宏翰、温舒雯,2017)。
对道德判断的研究常用材料为“两难困境”,从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上来看,尽管对道德判断的研究涵盖了更广泛的情况(例如,责备、内疚和惩罚等),但道德研究者对牺牲道德困境的研究兴趣一直很大(Christensen and Gomila,2012)。道德困境的基本结构以一种虚构的情况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是否要为了拯救更多的人而主动杀人,如著名的电车困境(Foot,1967;Thomson,1985)。在最初的电车困境中,一辆失控的电车会撞死5个人,行为人可以通过拉动一个控制杆,使电车改变方向,撞向只有1个人的另一条轨道上,从而使得这个人死亡而其他5个人获救(Foot,1967)。在设计的众多困境中,旁观者困境和人行天桥困境是电车困境的变体。行为人通常愿意在旁观者场景中拉动杠杆,做出功利判断,但他们却拒绝在人行天桥场景中推人,而做出道义判断(Greene et al.,2001,2004)。
道德判断是根据现有规范和价值观对行为的评价,因此,道德判断实际上是对这些规范和价值观进行心理解释的过程(Prehn et al.,2008)。近几十年来,道德判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试图揭示道德判断背后的心理机制和深层机制,其中最经典的两个模型是社会直觉主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Haidt,2001)和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Greene et al.,2001)。社会直觉主义模型认为,对不同情境的不同行为,人们都是用道德直觉进行判断,自动情感加工决定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是一个快速的、自动化的直觉反应,推理在其中的作用只是用来进行事后解释和说服他人(Haidt,2001;Haidt,Koller,and Dias,1993)。例如,当我们直觉认为一个人有品行方面的问题时,就算没有证据,我们也会在事后推理中找寻一些证据来说服自己和他人。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道德判断不仅仅是无意识的直觉反应,相同的行为在不同情境下会引起不同的道德判断(Eyal,Liberman,and Trope,2008)。例如当同一道德或不道德行为发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时,我们对此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发现对社会直觉模型提出了挑战。而双加工模型则认为,道德判断是情绪与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情绪是自动化的反应,认知是有意识的思考,情绪导致道义主义的道德判断,认知导致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Greene et al.,2001,2008)。可知,社会直觉模型和双加工模型都承认直觉反应影响道德判断,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认知在道德判断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而这些不同的发现可以被解释水平理论所解释(Eyal et al.,2008)。研究者们将道德判断视为基于心理上的规范和价值观,因此引发了认知过程如何塑造道德判断的讨论。解释水平理论(CLT;Liberman and Trope,2008;Trope and Liberman,2010)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CLT分为高级心理解释水平和低级心理解释水平。高层次的解释水平是抽象的、上位的、去语境的表征,而低层次的解释水平是具体的、从属的、语境化的表征(Eyal and Liberman,2012)。
我们的选择与判断过程经常会因为我们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的不同程度而有所差异。人们理解具体事物的关注点是不同的。例如关注事物的整体或者是它的具体细节。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为心理表征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解释水平理论的核心是,人们对事物的表征分为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两种,事件的表征方式会随着该事件心理距离(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可能性等)的改变而改变。当知觉到事件的心理距离较远时,人们倾向于对其进行高水平解释,使用抽象的、与本质相关的特征对事件进行表征。进行高解释水平表征(High-level Construal)时,人们关注的是事物的核心特征,如作用、属性、结果等固定的因素,形成对事物的抽象表征(Trope and Liberman,2010)。同一个事物的抽象表征可以有很多种,实际关注的目标决定具体的抽象方式(Liberman and Trope,2014;Trope and Liberman,2010)。当知觉到的事件的心理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对其进行低水平解释,使用具体的、表面的特征对事件进行表征。进行低解释水平表征(Low level Construal)时,人们会提取出事物的次要特征,如形状、背景等会随情境改变的因素或属性,对事物进行具体细节的表征(Trope and Liberman,2010)。例如,当你想要联系朋友时,手机被抽象表征为通讯工具;当你想要把它装进口袋时,手机又会被抽象表征为小体积的物体(李明晖、饶俪琳,2017)。因此,同一个事物的抽象表征可以有很多种,具体的抽象方式取决于实际的目标(Liberman and Trope,2014;Trope and Liberman,2010)。在解释水平的视角下,个体对情境可能采用不同的表征方式,进而形成不同的道德判断。个体的判断、决定和行为因解释水平的作用而不同。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是与解释水平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包含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可能性四个维度(Bar-Anan et al.,2006)。四个维度的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表征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大量研究所验证。
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的道德判断研究主要采用道德两难困境、道德违规行为和道德高尚行为(即一般道德行为)来研究人们的道德判断。其中两难困境需要在道德规则和总体收益之中做权衡,而一般道德行为只需要对该道德行为作出好坏的判断即可。
海德(Hadit,2001)的社会直觉模型表明人的头脑中存在普遍性的道德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道德直觉。对于违背道德法则的行为,道德直觉会对其做出严厉的道德判断(Haidt,2001)。双加工模型也承认道德直觉的存在,认为违背了道德法则的行为使我们产生直觉化的情感反应,该情感反应与认知反应相互竞争并最终形成道德判断的结果。因此,道德判断本质上其实是在与道德规则相关的道义论思维和总体收益相关的功利论思维之间进行选择判断的过程(Greene,2001)。
以解释水平理论为基础的道德判断研究为我们理解道德判断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道德判断受到认知参与的影响,认知在其中的具体作用会导致表征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表征方式影响道德判断(Gong et al.,2012);第二,心理距离和解释水平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尽管影响的方向目前的研究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这种影响是被证明了的。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行为的过程是低解释水平的表征,行为的结果是高解释水平的表征(Trope and Liberman,2010)。在道德判断问题中,道义主义的道德判断关注的是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则,也就是行为的过程,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关注的是行为所带来的整体收益,也就是行为的结果。因此低解释水平的表征会导致道义主义的道德判断,而高解释水平的表征会导致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Aguilar et al.,2013;Gong et al.,2012)。
对心理距离操纵的相关实验提供了支持解释水平理论的证据。心理距离的不同影响解释水平的高低,解释水平再进一步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对心理距离的操纵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探讨。一项实验要求被试想象两难困境发生在自己的国家(较近的空间距离)或者其他国家(较远的空间距离),结果显示如果两难道德困境发生在其他国家,被试愿意牺牲掉部分利益来获取总体较好的收益,即做出更加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Gong et al.,2012);另一项实验要求被试想象两难情境发生在一年后(较远的时间距离)或者是发生在第二天(较近的时间距离)时,结果显示如果发生在一年后,被试愿意做出更加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Gong et al.,2012)。这些研究一致发现心理距离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即心理距离越远,被试更倾向于作出功利主义的判断。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高解释水平的表征会忽略行为产生的具体背景信息,依靠普遍的道德准则评价行为,从而做出更严厉极端的道德判断。而低解释水平的表征则会考虑行为产生的背景信息,做出不那么极端的道德判断(Eyal and Liberman,2012)。一部分研究支持高解释水平的表征使道德判断更加极端的假设。研究发现心理距离的增加可以使人们判断道德高尚行为更加高尚(好的更好),道德违规行为更加错误(坏的更坏)。埃亚尔等人(Eyal et al.,2008)发现,时间距离越远,被试认为慈善捐款等道德行为越高尚;时间距离越远,被试认为不道德行为(如考试作弊)的错误程度更大(Agerström and Björklund,2009;Eyal et al.,2008)。同时在时间距离较远的条件下,被试更愿意作出做利他行为(Agerström and Björklund,2009)。在对社会距离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相比于社会距离较近(第一人称的视角)的条件,在社会距离较远(第三人称的视角)的条件下,道德违规行为的错误程度更大(Agerström,Björklund,and Carlsson,2013;Eyal et al.,2008)。此外,道德判断的个体差异的研究发现,未来取向的人比现在取向的人更多地考虑行为的道德层面,并且对道德违规行为评价更严厉,这是由于未来取向的人比现在取向的人更倾向于对行为进行抽象表征。这个结果同样支持高解释水平的表征使道德判断更加极端的假设(Agerström and Björklund,2013)。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解释水平越低,道德判断越极端。韩工和梅丁(Gong and Medin,2012)通过让被试回答“why”(高)或“how”(低)的问题,直接启动不同的解释水平,结果发现,相比于高解释水平启动的条件,在低解释水平启动的条件下,被试评价道德违规行为更加不能接受,道德高尚行为更加高尚。泽泽利和约基奇(Žeželj and Jokić,2014)又对埃亚尔等人(2008)、韩工和梅丁的研究中的部分实验进行了重复,结果显示时间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社会距离的效应与埃亚尔等人(Eyal et al.,2008)的发现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自我服务偏差和社会期望效应所导致的。而他们操纵解释水平的结果与埃亚尔等人(2008)的发现不一致,与韩工和梅丁(Gong and Medin,2012)的发现一致,即启动低解释水平的表征时,道德违规行为的错误程度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对解释水平的不同操纵方法导致的。韩工和梅丁(Gong and Medin,2012)采用直接启动的方法,埃亚尔等人(2008)采用的是间接启动的方法。
阿格斯特伦和比约克隆德(Agerstrom and Bjorklund,2009)进一步证实,道德违规事件的心理距离影响着人们对其的情绪反应。他们要求被试想象他人的一系列道德违规,操纵该行为发生的时间,要求被试评价该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并评价自己对该行为的气愤程度。结果发现,当想象事件发生在较远的未来时,被试对行为的道德判断更严厉,同时也报告了更多的愤怒情绪。解释水平理论为道德判断的深层机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构思,除了个体本身产生的情绪外,个体与他人之间不同的情感联结程度也可能会产生解释水平上的差异,从而影响道德判断的结果。欧晓莉(2011)在研究距离远近和关系亲疏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仅得出与埃亚尔等(2008)相一致的结论,而且还发现了交互作用的存在。我认为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效价亲密度。
对解释水平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进展到今天,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切入点和观点。甚至在解释水平的机制还没有统一结论的前提下,有研究者提出解释水平的效力更有待商榷。
马滕森(Mårtensson,2017)总共使用了24篇关于解释水平与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文章简要介绍了所有关于CLT和道德判断的相关研究。其中,13项研究显示,经验证据表明将对象或事件表示为高级解释或心理距离与更强的道德判断和更多的道德行为直接相关;两项研究则显示了相反的结果,例如低水平的解释和心理上的接近会引发更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另外两篇文章对不一致的结果提出了可能的理论解释;5项研究还发现了影响抽象思维对道德判断的变量,即性别、社会动机、对公平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及意向性。
基于康威和加伦斯基(Conway and Gawronski)的方法,金明宇(2012)设计了新的过程分离范式,同样设置了相容与不相容两种道德困境,但是在情境的设置中尽量控制功利性思维与道义性思维的倾向在两种困境中保持一致。并通过直接操纵解释水平,从道德自我调节的方面来探索解释水平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结果发现,高解释水平能够显著地减少功利性思维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目前有研究者使用偏差校正技术更广泛地评估了CLT的可信度。他们使用稳健贝叶斯元分析方法和12种不同的模型规范,重新分析了CLT,并在所有12个模型中发现了偏差的有力证据,此外,这些模型规范中的大多数显示了反对CLT效应的证据。这表明解释水平理论效应的证据和大小可能被大大高估了(Maier etal.,2021)。
在道德判断领域内,关于解释水平理论的研究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尚未解决的矛盾。本研究认为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已有关于解释水平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研究之所以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对于这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设本身过于简单化。目前的研究都认为存在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不同的道德判断。个体作出道义主义判断时更关注的是与道德事件相关的道德规则,是一种快速的由情感支配的直觉反应;而功利主义判断更关注事件的结果和总体收益,认知在其中对总体的利益进行衡量并作出使总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提高对道德事件的解释水平,可以使个体更加关注与道德事件相关的道德规则,导致更加严厉的(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反之,降低对道德事件的解释水平,导致更加宽松的(功利性的)道德判断结果。然而,道义主义判断和功利主义判断并不是完全割裂开的,要看认知在其中起了多少作用。认知定性且定量地参与了整个判断过程,认知参与的质和量会引起表征方式的改变。不同的解释水平影响了被试的认知参与,因此表征方式出现了差异,对目标的关注方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改变了目标对象的关注点,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因此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
第二,对解释水平的不同操纵方式。间接的操纵方式通过心理距离来改变解释水平,但是心理距离并不等同于解释水平。相关研究较多地涉及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等方面的探索,但是在社会距离和可能性维度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尽管心理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在四个维度上的表现是一致的(Trope and Liberman,2010),但是不同维度在道德判断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效应,例如泽泽利和约基奇(Žeželj and Jokić,2014)的发现。所以,在某个维度上的研究结论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的维度,研究者应当对其他维度进行深入的探究,为心理距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提供更全面的证据。
第三,就是道德判断问题的复杂性。这目前在两难的道德判断问题中,现有研究直接和间接操纵不同解释水平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低解释水平导致道义主义的道德判断、高解释水平导致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这个结论也表明,人们对信息的表征方式影响了道德判断。而在采用道德高尚行为和道德违规行为的道德判断中,却出现相矛盾的结论,这其中更多的与个体相关,例如未来取向的人比现在取向的人更倾向于对行为进行抽象表征(Agerström and Björklund,2013)。
第四,是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解释水平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但都证实了解释水平确实影响人们对一般道德行为的判断。不同种族的被试可能对道德违规行为和道德高尚行为的接受度不一样。就算是采用普遍的典型道德行为,因为文化因素的不同,不能保证每个人感受到一样的道德越轨感。因此未来的方向可以进行跨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文化差异在解释水平和道德判断之间起到的作用。同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个体化因素,例如不同的表征方式、思维认知方式、个体经验,以及情绪状态等。解释水平还影响个体感知思维,即影响到被试的感知(Rim. Hanse and Trope,2012)。解释水平会导致道义性思维和功利性思维两种相互对抗的思维模式,但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被试的个体感知思维,高解释水平可能会增加个体的感知思维。
若被试有与之相关的直接或者间接经验,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加宽容(“功利性”)的道德判断。最终道德判断结果的变化其实反映的是解释水平对三种思维的影响作用的混合,即三种感知思维的交互作用影响道德判断的倾向。因此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这些方面进行。
第一,心理机制挖掘。解释水平能够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可能是人们对行为或事件表征的改变会引起道德判断标准的改变,从而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的核心在于人们是基于何种标准做出道德判断(Cohen and Ahn,2016)。近年来解释水平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解释水平理论底层心理机制研究的发展上,主要是指心理距离对于解释水平变化的影响,这是从间接启动解释水平的方面进行分析的。目前研究者在关注解释水平理论底层心理机制的时候,关注的是“什么影响了解释水平的变化”(例如心理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变化),而至于“怎样和如何影响”,还是要回归到解释水平的概念上。作为一种变化的表征程度,如果要挖掘解释水平理论的心理机制,主要还是体现在影响因素的挖掘上。未来应该更加关注其他影响因素是怎样和如何影响解释水平的,其路径和机制是如何的。如果能够从这个方面找到答案,研究解释水平在道德判断中的加工特点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会进一步推进解释水平的发展和应用。
第二,跨文化研究。在一般的道德判断研究中存在不一致的结果,而文化因素可能是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因此需要进行跨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文化差异在解释水平和道德判断之间起到的作用。
第三,扩展研究方向。心理距离包含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可能性四个维度。相关研究在道德判断问题上缺少对社会距离和可能性维度的探索。尽管心理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在四个维度上的表现是一致的(Trope and Liberman,2010),但是不同维度在道德判断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效应,因此需要扩大研究的方向。
第四,具体分析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加强道德判断材料的区分性。研究者应当对具体的道德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情境的不同可分为两难道德困境、道德高尚行为、道德违规行为等;不同的被试可分为社会亲疏关系近、社会亲疏关系远、自身,以及被试是否有类似的经验、被试当前的情绪状态等也是需要重视的因素。因此道德材料内容需要有很强的区分性,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
总之,解释水平理论为道德判断研究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已有的研究结果对道德判断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都有重要意义,尽管目前也有研究认为解释水平理论的效应被高估,但是解释水平在道德判断研究中是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期待这一方向的研究在未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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