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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教育部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各级院校应加强源头管理，全方位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近年来，国内大学生的自杀事件在报端屡见不鲜，国家为此连续发文指导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其实，媒体不断报道的“青年之痛”已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得到数据证实。国外学者发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症状的严重程度及其对高校心理咨询服务的使用率和治疗时间等都存在上升趋势（Conley et al.，2017；Schaefer et al.，2017）。同样在我国，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生率也是逐年增高（邹敏、王艳郁、尹训宝，2017）。这些鲜活的生命的枯萎甚至逝去都促使我们心理健康工作者思考：是什么因素触发大学生的心理危机？为此，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团队提出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树理论模型（刘海骅、徐凯文、庄明科，2014）。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成长恰如一棵大树的长成，它的树根是个体的原生家庭和依恋关系，直接决定整棵树的生长情况。由树根生发出来的树干：社会支持系统和价值观与态度，也将影响整棵大树的健壮与否。鉴于此，该理论模型将多元化视角引入到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危机干预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心理工作者在处理学生的心理危机问题时，需要同时注重以下三方面的要素。

（1）早年的创伤

以弗洛伊德为主的精神分析学派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童年的创伤对成年后的心理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20世纪中叶，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和约翰·鲍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也认为，个体早期和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依恋品质在其成年的人际关系中仍发挥着关键的影响。这些关于“人之初”的理论在现代得到不少心理学家的数据支撑。比如，范航、朱转、苗灵童等（2018）的实证性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冲突是青少年情绪问题的主要诱因。曾美英等人（2008）的研究也支持了类似的观点。她们发现父母离异的大学生的scl-90得分，相比未离异家庭的学生的得分更高，存在问题的风险更大。除了父母的亲密关系，早年的分离体验和受虐经历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和曾美英（2008）等人的研究类似，张阳阳（2016）对比了幼时有寄养经历和无寄养经历的成年人的scl-90的项目均分，发现前者的项目均分明显高于后者。苑成梅等人（2010）的回归性分析发现早年情感虐待的经历和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密切相关，糟糕的童年经历加剧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概率。李晓晶等人（2014）的回归分析也发现童年被忽视和被殴打的创伤都是大学生情绪问题的独立危险因素。

（2）价值观的缺陷

“空心病”一词较为精准地概括了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缺陷，由北京大学徐凯文博士首创性地提出，并得到国内研究者的证实。他们指出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与其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李旭、卢勤，2010；石春、贾林祥，2012），尤其是当个体明确自己的生命意义时，其心理健康水平会更高（王鑫强、游雅媛、张大均，2016）。这种关联关系的具体原因可能是良好的价值观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抵抗学生抑郁和焦虑情绪，改善其应对压力事件的方式（王伟、辛志勇、雷雳，2012）；也可能是生命意义感提高了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进而减轻其对烦心事的感知（蒋海飞 等，2015）。

（3）社会支持

国外很多研究已经发现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关心与支持能够降低大学生的自杀风险（Kleinman et al.，2012），国内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及社会支持系统的相关性研究中，最直接的实证支撑来自吕臻等人（2014）的研究。他们在对比了有自杀行为未遂的学生和从未有自杀行为的学生的社会支持量表得分后，发现自杀未遂者在社会支持维度上的主观体验和客观事实的得分普遍较低。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关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分别从童年创伤、价值观和社会支持等单一层面进行研究，很少综合上述三个方面同时探索验证。故本研究将从大学生的童年创伤、价值观的完善和社会支持三个角度进行综合探究，借助危机干预的树理论模型提供数据支撑，进一步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顺利开展给出综合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与质量控制

此次调研对象为山东交通学院2021级学生，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在各自教室里通过手机端登录测试系统，集中统一答题。同时，每个班有2位校心理协会的成员在现场指导和监督各班的测试。最终，共收到调查问卷7278份，占全体2021级学生的98.1%。经过测谎和一致性筛选后，并删除研究生的数据，得到本科生的有效问卷5934份。

1.2 方法

本次测评在北京大学心云心理健康管理信息化平台上进行，对学生产生心理危机的风险进行综合评估。

1.2.1 基本资料

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等基本人口学资料。

1.2.2 心理危机的长期风险

长期风险的评估采用自杀长期风险评估量表，该量表由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研制。量表根据刘海骅、徐凯文和庄明科（2014）提出的心理危机树理论发展而来，因此，该量表主要评估学生的早年成长创伤和社会支持系统。这份量表共50道题，包括“早年创伤经历”和“社会支持系统”测评，共27题，以及23道一致性题目。

1.2.3 心理危机的近期风险

近期风险的评估采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BDI是由美国的心理学家贝克设计的抑郁自评量表，包含21道题目，每组题目采用1～4的4级评分，被试可根据近一周的感觉，选择最适合自己情况的等级评分。

1.2.4 价值观与态度

前期文献回顾中写道，徐凯文博士指出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价值观的缺失和缺陷导致。因此，心云系统在评估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时，也加入了对其价值观与态度的评估。这部分量表我们可以称为空心病量表，共25题。

经过6年的试运行后，数据表明心云系统的长期风险量表、空心病量表和BDI的整体预测准确率为78.9%（徐凯文，2018），其中自杀长期风险评估量表和空心病两份子量表的准确率最高，分别为55.6%和52.3%。

1.3 测评等级

心云系统在测评结束后根据量表的研发人员的筛选模型，自动为每位学生的测试结果评定等级。总体来说，学生的测试等级共分为警戒、高危、追踪、关注和正常5个级别。其中，警戒约占0.5%，高危约占1.9%，追踪约占9.5%，关注约占12.1%，正常约占76%（每一等级的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心理测评报告的5个等级

Table 1 Five levels of the report of the psychological screen test

1.4 统计学处理

心云系统自动提供每位受试者的全部题目的答题情况、各量表总分和测试等级。虽然该系统将学生的心理危机等级分为5级，这样细致的区分却不利于统计分析，尤其是把占比极少的警戒作为单独一组会导致统计结果的偏差。因此，为了便于开展针对整体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统计，笔者将警戒、高危和追踪的学生定为风险组，同时，在笔者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中，也发现这三类的学生最容易出现心理危机，该组约占受测学生的11.9%。关注和正常级别的学生定为对照组，约占88.1%。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偏态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以及25%、75%百分位数表示，定性资料以个数和百分比标识。定量数据的均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秩和检验，定性数据的占比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影响风险组和对照组的差异的因素分析（即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的基本情况和均值对比

测试学生的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由于学生的年龄经过正态性检验后发现存在严重偏态（p<0.001），我们只能用中位数以及25%、75%百分位数来表示，并采用秩和检验对比两组的分布情况。

表2 人口学特征

Table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2 各量表得分情况和均值对比

测试学生的“BDI”自杀长期风险评估量表和空心病量表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由于学生的这三个量表的得分经过正态性检验后发现存在严重偏态（p<0.001），我们只能用中位数以及25%、75%百分位数来表示，并采用秩和检验对比两组的数据分布。

表3 各量表得分

Table 3 Scores of all the scales

2.3 关键题目的得分和差异性分析

根据文献回顾，笔者从长期风险量表和空心病量表中抽出11道关键题目作为待深入考证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它们分别是：（1）早年创伤部分，包括父母是否离异，父母关系是否恶劣，小时候是否被寄养，是否受过躯体和性方面的侵犯，以及是否经常被父母羞辱等。这一类题目均为事实性问题，根据答卷人的选项得知对应题目的现实情况，其答案由笔者转换为无序分类变量
（用0表示“否”，用1表示“是”来标记）输入统计软件。（2）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和家人的关系，以及和朋友关系。（3）价值观与态度，包括了解人生的意义的程度，以及我的学习有意义的程度。这两类题目为主观态度类问题，采用5分制的办法采集答卷人对某个问题的认同程度，其答案由笔者转换为有序分类变量（用0表示“完全同意”，用4表示“完全不同意”来标记）输入SPSS。各个关键问题的差异对比如表4所示。

表4 关键问题的非参数比较或卡方检验

Table 4 Nonparametric comparison or chi-square test of key questions

2.4 心理危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将2.1和2.3中的单因素比较中p值显著的因素输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得到如下结果。该模型的Omnibus检验显示，模型总体有意义（p<0.001）。各个变量的回归分析核心数据如表5所示。

表5 以风险级别为因变量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5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risk level as dependent variable

结果发现：基本的人口学因素中，年龄越小心理危机的风险越大，具有统计学意义（OR=0.90，95%CI 0.83-0.98，p<0.001）。早年创伤中，父母关系恶劣，从小被寄养，遭遇躯体和精神虐待，遭遇性侵犯，这些恶性经历均是心理健康的阻碍因素（p<0.001）。而和父母以及朋友关系良好，清楚自己的人生意义和学习意义则是心理健康的促进因素（p<0.001）。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某大学大一新生的心理普测进行调查，初次直接针对大学生在儿童时期经历的创伤体验、社会支持系统和价值观体系三个维度综合评定他们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影响，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和创新性。本研究的结果有力地支撑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树理论，即早年创伤，社会支持的强弱和价值观的完善均是大学生心理危机产生的影响因素，风险组的得分在这三个维度的量表中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是，我们提取出11个关键题目，详细分析其对心理危机的影响程度，得到了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三个维度具体展开讨论各自对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

（1）早年创伤

本研究证明大多数常见的创伤事件，例如，父母间恶劣的关系、从小被寄养的经历和身心上的虐待都会深深影响个体成年后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是，有两例例外：父母离异和家人去世。尽管“父母是否离异”在单因素的差异性比较中对新生的心理健康有影响，但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这一影响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曾美英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相违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她们的研究中未将父母是否离异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质量同时进行比较，这可能是造成两项结果出入的关键原因。我们的数据倾向于认为，相比于父母是否离异，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质量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程度的独立且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平日工作中，无需过度关注学生是否来离异家庭，而需要更关注学生的父母双方是如何保持日常互动的。可能父母间频繁的争吵和冷战比其离异这一事实更能伤害孩子，更长远地影响他们日后的幸福。另外，我们也发现亲人去世这一创伤事件并不成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这一结果与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的早年丧失对个体后续发展的阻碍作用相违背，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信效度更高的专门量表（例如儿童期创伤问卷）。因为这些量表往往纳入更系统全面的相关因素，便于我们深入探索。

（2）社会支持系统

我们的数据分析表明和家人、和朋友的微弱关系是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危险因素。在平时工作中，面对可能发生心理危机的学生时，我们应尽可能为学生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如当地精神卫生中心提供方便就医的环境条件，同时在心理咨询中，帮助他们重塑人际关系的安全感，主动拓展加深自己的人际网络。

（3）价值观体系

徐凯文博士指出“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是比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更可怕的心理癌症，形象的叫法可以是空心病。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个体呈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等症状，但问题是，所有的药物对它都无计可施。当学生缺乏支撑其活下去的意义感和存在感时，心理危机就可能随时发生。因此，空心病已成为当今大学生自杀危机的最主要诱因之一。

我们的研究验证了徐博士这一推断的合理性。数据表明当大学生对自己在人生和学习中的存在意义感到困惑时，他们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所以，当心理咨询师，在面对这些迷茫无措的学生时，我们自己要先建立好独立成熟的价值观坐标体系。在他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们先找到光。然后，帮助学生在幽暗彷徨的日子里，一点点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重要目标和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受到原生家庭、在校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层面的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在接下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构建“家、校、社会”心理危机预警网络已经势在必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来自学校、家庭、社会不同方面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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