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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9年底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新冠病毒迅速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中重大且具有持续性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初将感染新冠病毒所导致的疾病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喉咙痛和腹泻等，严重还会导致心脏和呼吸衰竭甚至死亡（Chen et al.，2020）。除了对生理的影响，新冠疫情还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郭菲 等，2020）。研究表明人们面对新冠疫情会出现焦虑、抑郁、恐慌和害怕等情绪（Cao et al.，2020；Wang et al.，2021）。尤其在疫情高峰期，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更高达20.4%（Li et al.，2020）。WHO（2020）指出，当焦虑高于正常水平时，会削弱身体的免疫系统，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病毒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担心感染和盲目防控的焦虑情绪倍增（Banerjee，2020）。因此，如何缓解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对于个体维护自身健康和社会保持积极心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研究发现，当个体面临外部威胁信息时，通过肯定与威胁无关的自我价值来维护个体整体性。自我肯定的经典范式中，研究者一般是激活个体价值观的核心成分，让被试肯定自己在善良、道德和适应社会等领域的价值（Steele，1988）。当个体面对威胁自我看法的信息或事件时，会启动防御机制，采用自我肯定的方式来减轻威胁信息的影响。最终，自我肯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在自我评价方面体现，还表现在个体的行为、情感和认知等多个方面（Sherman et al.，2021）。自我肯定可以在情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它不仅可以降低实验室中和自然环境中诱发的负性情绪反应（Morgan and Harris，2015；胡心怡、陈英和，2017；Łakuta，2022），还可以增强积极情绪（Atkin，2016）。例如，拉库塔（Łakuta，2022）将成人银屑病患者随机分为自我肯定组和对照组，结果发现前者在第二周时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降低了。阿特金（Atkin，2016）的研究表明，经过自我肯定的教师在教学中的积极情绪显著提高，并且这种积极情绪的影响持续到了两周后。

由于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心理学家发现自我可以分为独立型和互依型两种类型（Voyer and Franks，2014）。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往往更容易形成独立型的自我，不受他人影响；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则形成互依型自我，更容易受到他人影响，并注重人际关系。在互依型自我倾向高的个体中，自我肯定及其研究范式侧重于突显家庭或其他亲密人际关系的作用（Hoshino-Browne et al.，2005）。作为一个重视血缘亲属关系的社会，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家庭，其中“家”也是家国情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蔡（Cai，2013）的研究表明，通过家庭自我肯定，肯定家庭价值能够减少个人负面反馈对参加有挑战性任务意愿的阻拦，并减少女性在刻板印象威胁下的心理旋转测试表现的受损。古等人（Gu et al.，2016）的研究发现，自我肯定可以赋予人们更多的心理资源来缓冲拒绝不公平提议的负面影响，并产生对不公平提议更强的拒绝倾向。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自我肯定对于个体的发展和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不同社会的价值观构成，既有人类普适性的普世价值观，也存在彰显特异性的特殊价值观（郭明俊，200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培育个体的家国情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柳礼泉、刘江，2020）。研究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实践程度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张贤丽，2018）。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采用自我肯定范式，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激活人们的内在心理资源以维持自我完整性，进而缓解新冠疫情下的焦虑情绪；同时，研究还将进一步验证家庭自我肯定缓解新冠疫情下焦虑的效果，并比较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的作用大小，以期为变革时代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提供基于中国实际的可行方案。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西南某高校选取学生155人，其中有6人在自我肯定写作中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写作，只是敷衍地随便写几句话，所以剔除。最终被试为149人，其中男性58人，女性91人，平均年龄18.9岁。核心价值观肯定组51人（男性21人，女性30人），“家庭我肯定”组50人（男性19人，女性31人），无肯定组48人（男性18人，女性30人）。

2.2 工具

焦虑自评量表（SAS），由 Zung（1971）编制，主要用于评估健康或临床个体的主观焦虑症状，该量表在中国大陆经过修订后，中文版的信效度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陶明、高静芳，1994），量表一共有 20 个题目，每个条目为一至四级评分，总分数由低到高表示焦虑程度也由低到高，得分范围为 20～80。本实验中克伦巴赫系数前测为0.745，后测为0.709。

新冠疫情威胁材料展示了新冠疫情的相关报道以及图片，呈现一次感染新冠肺炎后危险、低控制感的经历，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在主人公的位置，并考虑他的情感和想法。

威胁感评定量表，为了确保威胁材料是否有效，本实验还在威胁材料后添加了威胁评定，威胁评定由五个问题组成，分别为控制感、共情、不确定感，以及影响四个方面。威胁材料和威胁评定都是基于杰索普（Jessop，2018）的研究。

自我肯定实验操纵，核心价值观肯定要求被试对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重要程度排序，然后选择排名第一、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并描述这一价值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家庭我肯定”要求被试将核心价值观以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重要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排名第一、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最重要的价值观，并描述原因；而无肯定组被试要求写近48小时以来吃的食物。同时要求被试在写作环节将自己所有的想法尽可能都写出来。自我肯定实验操纵都是基于已有研究（Cai et al.，2013；Goyer et al.，2017）。

2.3 实验设计和程序

本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不同自我肯定，分别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简称“核心价值观肯定”）、“家庭我肯定”和无肯定，因变量是被试的焦虑情绪。实验第一步先收集被试的性别、年龄等背景信息，完成前测的焦虑测量。第二步，三组被试均阅读关于新冠疫情的威胁材料，并填写威胁评定量表。第三步，不同实验组分别进行核心价值观肯定、“家庭我肯定”和无肯定的实验处理。第四步，完成实验处理后使用焦虑自评量表进行后测。实验结束后，主试向被试集体解释研究目的，以解除被试的威胁体验，并告知所有数据都会严格保密。最后，对被试进行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被试更好地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类似威胁。

3 结果

3.1 实验分组后被试的情绪基线水平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家庭我肯定”组和无肯定组在前测焦虑得分进行均衡性检验，结果发现三组焦虑得分在前测均无显著差异（p>0.05）。

表 1 三组被试的基线水平上的对比（M±SD）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levels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M±SD)

3.2 威胁材料评定效果

采用单样本t检验对威胁材料评定效果进行检验发现，威胁评定中控制感平均得分是3.36，显著低于问卷（7点计分）的理论中值4分（t=-5.94，p<0.001）；共情平均分是4.58，显著高于问卷（7点计分）的理论中值4分（t=5.08，p<0.001）；对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感平均分是4.72，显著高于问卷（7点计分）的理论中值4分（t=6.60，p<0.001）；新冠疫情的影响平均分是5.15，显著高于问卷（7点计分）的理论中值4分（t=10.81，p<0.001）。说明被试对的威胁材料有共情，且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感、不确定感较低，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大，威胁材料有效性较高。

3.3 威胁之后不同自我肯定组的焦虑情绪比较

以焦虑情绪的前测—后测为被试内变量，组别（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家庭我肯定”组、无肯定组）为被试间变量，对被试的焦虑情绪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如表2所示。

表 2 威胁之后被试焦虑情绪后测平均分和标准差

Table 2 Post-test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anxiety scores of participants after threat

结果发现，前测—后测的主效应显著（F=6.404，p<0.05，ηp2=0.042），自我肯定的组间主效应不显著（F=1.398，p=0.250）。前测—后测和组别交互作用关系显著（F=6.102，p<0.005，
ηp2=0.07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后测比前测的焦虑得分更低（F=7.680，p<0.05，ηp2=0.050），“家庭我肯定”组后测比前测焦虑得分更低（F=9.429，p<0.005，ηp2=0.061），无肯定组焦虑得分前后测没有显著差异（F=1.923，p=0.168，ηp2=0.013）。同时，后测中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和无肯定组差异显著（p<0.05），“家庭我肯定”组和无肯定组差异显著（p<0.05），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和“家庭我肯定”组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以上结果说明与无肯定组相比，核心价值观肯定和“家庭我肯定”组被试接受威胁的焦虑情绪显著降低，如图1所示。

图 1 不同自我肯定组威胁前后的焦虑情绪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anxiety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reat exposure among different self-affirmation groups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我肯定干预可以有效缓解由新冠疫情引起的负面情绪，其中核心价值观肯定和“家庭我肯定”干预都能有效降低新冠疫情下的焦虑情绪。这与李世峰（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一周后的追踪数据中发现，自我肯定干预组被试的焦虑水平没有显著变化。王建宇（2012）也证实了自我肯定抵御威胁引发情绪的持续效果，即自我肯定既可以减少个体在应激情境下的负面情绪体验，也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产生持续性的保护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思能够促使个体从对新冠疫情的关注中解脱出来，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并考虑自己是谁以及什么更为重要（Cohen and Sherman，2014）。例如，在撰写价值观论文时，个体可能会思考国家为保障人民安全所做的努力以及如何更好地陪伴和守护家人，并将这些放置于疫情问题之上，从而获得更全面客观的视角。这样的反思使个体在面对新冠疫情相关信息时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来评估和应对，从而使焦虑情绪有所改善。同时，通过家庭自我肯定也能够降低疫情下的焦虑反应，这是因为“家”的感觉可以缓解自我威胁的消极影响（Cai，2013）。杨等人（Yang et al.，2020）的研究表明，当被试感知到家庭的温暖时，会将注意力从当前的威胁中转移开来，从而减少威胁对其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的个体自我价值肯定没有沿用西方的个体价值观内容，而是立足中国实际选用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丰富了传统自我价值观肯定的领域，也更能贴近中国的国情和实际。从结果来看，核心价值观肯定和“家庭我肯定”都具有非常显著的缓解焦虑情绪的作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党和国家通过多种渠道的宣传、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卓有成效，并且显现出了一定的心理健康维护作用和社会治理作用。从本研究可见，大学生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自我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有强烈的认同感。以往研究也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预测作用（车锦若、孙俊才，2022）。它不仅可以使个体得到情绪的宣泄和升华（肖群忠、李营营，2019），还可以通过增加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来间接降低抑郁（刘腾、訾非，2020）。此外，研究也表明个体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水平越高，情绪越稳定，对自身整体性的评价也越高，拥有更多内控和自信、乐观心态，以及积极的情感体验，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王玉龙、苏慧娟，2022）。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自我肯定的新的有效内容，可用于突发事件下的个体或群体心理干预工作。

新冠疫情不仅给我们的公共卫生带来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探索了许多有待梳理的实践成果与方案。本研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自我肯定范式进行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自我肯定的研究领域，也是新冠疫情期间开展群体心理干预的探索与尝试。面对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事件，人们会经历许多的不确定性和威胁，这不仅会对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冲击或伤害，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研究表明，如果个体长期处于类似的压力状态，将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Cohen et al.，2007）。面对类似的重大突发事件，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如何帮助人们采取适当的应对方式来缓解负面情绪及影响，是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值得深入思考的挑战性课题。传统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和数量相对有限的专业人员，难以应对或满足各类群众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因此，我们还应在社会或群体层面，激活个人的内在心理资源去积极应对威胁及其引发的负面情绪，既帮助个人维护心理健康，还可以助力社会层面营造积极健康的情绪氛围。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实验被试群体仅限于大学生，因此，研究结论的推广范围需要更进一步地验证。其次，为减轻新冠期间被试参与研究的工作负担，本研究只使用了焦虑量进行前测和后测，没有纳入其他更多的情绪类型。若遇到类似重大突发事件时，研究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更多的情绪维度，更全面地探索核心价值观肯定缓解情绪的效果。最后，本研究只考察了核心价值观肯定干预后前后测对比，下一步还可以进行追踪数据分析，探讨其干预效果的持续作用。

5 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干预能够缓冲新冠疫情下个体的焦虑情绪，可用于重大突发事件下个体或群体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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