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的普及,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和快速地对一些事情作出自己的道德评价和判断。由于网络评论的匿名性、方便性等特点,很容易导致人们在对事情作出评价时站在道德制高点,对社会现象进行大力抨击,使道德判断更加极端,甚至会产生网络暴力,对别人造成伤害。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道德判断的研究。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1972)通过点红实验最早开始了对自我意识的研究。在实验中,父母会在与婴儿玩耍的过程中悄悄将一个红点粘在婴儿的脸上,随后父母会让他们的孩子站在一面镜子前,并问孩子镜子中的影像是谁。研究发现,婴儿大概在18~24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心理学家就是通过上述实验的办法,开启了对于人类自我意识探索的新纪元。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身心状态的反映。例如一个人对自己的长相和体重的认识,对自己的兴趣和个性等的了解,这些都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自我意识分为个体对自身的意识和个体对周围世界的意识[1]。
威廉(William,1973)指出,自我意识可以通过许多方式的实验诱导:镜子、相机、观众和录制自己的声音。然而,不同的诱导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维度,镜子诱导私人自我意识,而相机则诱导公共自我意识[2]。
增强自我意识的一个经典方法是在镜子前完成任务。研究表明,镜像操作对行为有很多影响,当人们审视自己的镜像时,会变得更关心自己的自我形象:他们寻求维护重要的个人标准,比如诚实,并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表现。还会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维护社会规范和顺应他人的期望。镜子的存在会将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我的私密和隐蔽维度上,反映出对自我的私人方面的意识,比如私人持有的态度[3]。此外,镜像操纵可以增加对自我负面方面的意识,从而增加负面情感。因此,镜子似乎诱发了两种自我意识:自我关注,即增加自我特征或自我图式的显著性;公众自我意识,即关注一个人的行为如何反映自我。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这两种效应同时存在。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影响在道德困境决策中是如何体现的,有多种可能性。
道德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跨文化研究显示,“道德”或“不道德”的定义千差万别,例如,西方人更有可能将有害行为识别为典型的不道德行为,中国人更有可能将不文明行为识别为典型的不道德行为[4]。
施维德(Shweder,1997)对道德的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道德包含三个基本部分,自主性(Autonomy)、团体性(Community)和神性(Divinity),这三个成分如果受到损害,就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海特和格拉汉姆(Haidt and Graham,2007)在此基础上,强调权威和伤害也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扩大了道德涵盖的范围,提出了道德五基础论(The Fiv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即伤害/关爱(Harm/Care)、公平/互惠(Fairness/Reciprocity)、团体/忠诚度(In-group/Loyalty)、权威/尊重(Authority/Respect)、纯洁/神圣(Purity/Sanctity),并认为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道德意识,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损害都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人们通常在这五种成分的基础上,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
科尔伯格于1963年提出了道德两难故事法,这些两难故事在道德评价上具有矛盾冲突,被试在听完这些故事后需要评价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在道德判断的实验室研究中,研究人员经常利用几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两难境地,拯救这些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违反道义规范(通常是致死一个人),判断做出这一行为是否合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电车问题,一辆失控的电车会导致5名工人死亡,而拯救他们的唯一方法是致死另一个人,因为电车只能转向那个人。
对两难问题进行道德判断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道德判断倾向。以电车问题为例,表明致死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的生命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可接受的,前一种反应被解释为功利主义的判断,后一种反应则反映了一种义务论的判断[5]。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拉动杠杆在道德评价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行为能使整体的福祉最大化(如果有助于拯救五个人的生命,致死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相反,从义务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在道德评价上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与基本的道德规范相冲突(无论后果如何,致死另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两难困境可以简单地概念化为拒绝造成伤害和追求积极结果之间的冲突[6]。研究发现,个体道德判断的原则是稳定的,如果个体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倾向强,则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倾向就弱,反之亦然[7]。
格林(Greene,2009)认为,情绪和认知在道德判断中都起重要的作用,并且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过程模型,认为道德困境反应源于两个心理过程之间的竞争:一种是对造成伤害的情感厌恶,这会激发伤害排斥(尽管会有生命损失),另一种是对结果的认知评估,它会促使接受伤害(为了拯救生命)。双过程模型被概念化为相对充满情感的拒绝伤害的倾向和相对充满认知的接受伤害的倾向之间的竞争,即情绪和认知同时作用于道德判断,并且是一种互相对抗的关系:当个体的认知加工占优时会更容易作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而当个体的情绪加工占优时会更容易作出义务论的道德判断。
关于自我意识的文献提出了一些关于镜像操作如何影响道德困境反应的假设。有一些理由表明镜像操作应该增加拒绝伤害的反应(即支持义务论)。首先,镜子可以增加公众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加从众压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感知到的社会规范。人们倾向于认为拒绝伤害的决策者比接受伤害的决策者更道德[8],并认为义务论的决策者比功利论的决策者更忠诚、有原则和真实[9]。在社会压力下,人们似乎特别愿意遵守隐含的义务论规范[10],人们认为义务论道德困境的答案比功利主义的答案更符合社会需求[11]。因此,如果镜子增加了公众的自我意识,那么应该会导致人们更难作出接受伤害的反应倾向。此外,镜子可以增加自我聚焦,从而诱导人们按照重要的个人标准行事。人们普遍认为避免造成伤害比追求积极的结果更符合道德和义务[12],也更符合宗教戒律[13]。
如上所述,大多数人的内在标准认为义务论的选择更道德,人们认为道德是自我概念的核心,当环境提醒他们的核心自我时,他们会感受到按照核心概念行事的压力[14]。因此,暴露在镜子面前可能会更难做出接受伤害的行为。所以,如果镜子诱导自我关注,从而依赖重要的个人标准,可能会导致拒绝伤害的反应倾向增加。综上所述,镜像增加私人自我聚焦的假设导致了与镜像增加公众自我意识的假设相同的预测,即镜像操作会导致更多的义务论反应倾向,更难作出道德判断。关键的区别在于,考虑到参与者对其判断的准确元认知,他们应该报告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会对社会压力有更深的认识[15]。
此外,镜像操作可以增加对负面情绪的意识,以及对刺激的极端情绪反应。而道德困境会引发恐惧、悲伤、遗憾和愤怒等负面情绪[16],因为它们涉及在两种次优结果之间做出选择。那些经历过强烈负面情绪的人,以及那些对他人痛苦更敏感的人往往更容易排斥伤害[17]。相反,通过诱导愉快情绪而削弱负面情绪则会降低义务反应[18]。因此,在镜子前完成困境选择可能会增加对困境所引起的负面情绪的意识和反应,从而增加义务论的反应。
有关道德判断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道德判断的客观条件上,综合已有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主观因素,尤其是自我意识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探索的问题。
增强自我意识的一个经典方法是在镜子前完成任务,镜像增加私人自我聚焦的假设、镜像增加公众自我意识的假设与镜像操作引起负面情绪的假设都指向了相同的结论:镜像操作会导致更多的义务论反应倾向以及更难作出道德判断。但是增加自我意识真的会影响道德判断吗?之前的研究多数从理论上推断这种可能性,很少有实证研究证明这种效果。雷诺兹(Reynolds,2019)的研究发现,面对镜子的人更有可能在牺牲的困境中拒绝伤害,自我聚焦意识影响两难判断。但是,阿奎诺(Aquino,2002)的研究指出,道德认同内化程度较高的人往往会对功利性问题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因此,可能有一部分人认为功利性的两难决策与重要的个人价值相一致,从而增加了镜像条件下的功利性决策。此外,通过镜子诱导自我聚焦可以增加深思熟虑的加工,而从事深思熟虑加工的人倾向于接受牺牲伤害[19]。那么,镜像操作是否会影响道德判断过程呢?镜像操作又是怎样影响道德判断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改进雷诺兹等人的研究,要求被试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进行镜像操作(在笔记本前完成道德判断和在镜子前完成道德判断),然后考察被试在道德判断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照镜子时作出道德判断的结果和不照镜子时作出道德判断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比起不照镜子的被试,照镜子的被试做出义务论判断更强,即被试的拒绝伤害倾向更低。
假设2:照镜子时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和不照镜子时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存在显著差异,比起不照镜子的被试,照镜子的被试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更长。
假设3:照镜子时作出道德判断的难易程度和不照镜子时作出道德判断的难易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比起不照镜子的被试,照镜子的被试作出道德判断的难度更高。
实验:探究自我意识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
(1)被试: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招募了88名大学生参与本次实验,其中男性大学生被试37人,女性大学生被试51人,实验组和对照组均有44名被试。平均年龄为21.4岁,本次实验的被试都是自愿参加,实验结束后会提供被试报酬。
(2)实验设计:本研究为单因素(镜像操作:照镜子、看笔记本)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是被试完成道德困境判断所记录的5点语义差异量表得分、伤害得分以及完成道德判断的时间。
(3)实验程序:被试分为2组,第1组被试在镜子前通过手机完成道德困境判断材料,镜子是有角度的,这样被试就可以在两难任务中看到自己;第2组被试在笔记本前完成道德困境判断材料,被试无法在两难任务中看到自己。被试需要指出在每个困境中造成伤害是否合适以及做出决定有多困难?用5点语义差异量表进行记录,1到5代“表非常容易”到“非常困难”。本研究将被试在困境中接受导致结果最大化伤害的次数相加,作为道德困境判断的常规相对衡量标准,得分越高,反映越接受结果最大化伤害(即功利主义反应)。此外,被试还报告了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道德困境判断材料中一共有8个道德困境[5],每个困境都描述一种有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将实现特定的结果(例如,致死一个婴儿将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对实验后收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 25.0版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由表1可知,照镜子状态下作出道德判断的难度平均值比看笔记本状态下作出道德判断的难度平均值高。
表1 描述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组别 |
N |
均值 |
标准差 |
实验组 |
44 |
2.764 |
0.877 |
对照组 |
44 |
2.401 |
0.599 |
由表2可知,照镜子组的被试(M=2.76,SD=0.88)与看笔记本组的被试(M=2.40,SD=0.60)作出道德判断的难度存在显著差异,t(86)=2.27,p<0.05,d=0.48。
表2 不同实验条件下道德判断难度的t检验
Table 2 T-test of moral judgment difficulty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组别 |
F |
t |
df |
p |
对照组—对照组 |
0.93 |
2.27 |
86 |
0.026 |
由表3可知,照镜子状态下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平均值比看笔记本状态下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平均值高。
表3 描述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组别 |
N |
均值 |
标准差 |
实验组 |
44 |
332.43 |
143.03 |
对照组 |
44 |
263.57 |
131.68 |
由表4可知,照镜子组的被试(M=332.43,SD=143.03)与看笔记本组的被试(M=263.57,SD=131.69)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存在显著差异,t(86)=2.349,p<0.05,d=0.50。
表4 不同实验条件下道德判断时间的t检验
Table 4 T-test of moral judgment time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组别 |
F |
t |
df |
p |
对照组-对照组 |
0.192 |
2.35 |
86 |
0.021 |
由表5可知,在实验组中,女生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平均值比男生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平均值高。
表5 描述统计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性别 |
N |
均值 |
标准差 |
男 |
17 |
245.65 |
100.95 |
女 |
27 |
387.07 |
139.78 |
由表6可知,在实验组中,男生(M=245.65,SD=100.95)与女生(M=387.07,SD=139.78)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存在显著差异,t(42)=-3.614,p<0.05,d=1.16。
表6 不同性别下道德判断时间的t检验
Table 6 T-test of moral judgment time under different genders
组别 |
F |
t |
df |
p |
男—女 |
1.388 |
-3.614 |
42 |
0.001 |
由表7可知,在对照组中,女生作出接受伤害的道德判断分数的平均值低于男生作出接受伤害的道德判断分数的平均值。
表7 描述统计
Table 7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性别 |
N |
均值 |
标准差 |
男 |
20 |
4.45 |
1.63 |
女 |
24 |
3.29 |
1.78 |
由表8可知,在对照组中,男生(M=4.45,SD=1.64)与女生(M=3.29,SD=1.78)作出接受伤害的道德判断分数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t(42)=2.227,p<0.05,d=0.68。
表8 不同性别下道德判断选择倾向的t检验
Table 8 T-test of moral judgment choice tendency under different genders
组别 |
F |
t |
df |
p |
男—女 |
0.197 |
2.227 |
42 |
0.031 |
不同镜像操作对道德判断难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照镜子组和看笔记本组的被试道德判断难度得分差异显著,照镜子组的难度得分显著高于看笔记本组。这可能是因为镜子的存在会将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我的私密和隐蔽维度上,给被试提供了按照核心概念行事的压力,从而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更加谨慎,所以被试作出接受伤害的道德判断更加困难;不同镜像操作的被试道德判断时间差异显著,照镜子组的道德判断时间显著高于看笔记本组,这可能是因为镜子诱导自我聚焦可以增加深思熟虑的加工,从而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思考更多,所以被试作出道德判断的时间更长;照镜子组的道德判断选择倾向和看笔记本组的道德判断选择倾向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被试道德判断选择都更加偏向义务论(拒绝牺牲困境的伤害),而雷诺兹(Reynolds,2019)的研究指出自我关注的意识影响困境判断,面对镜子的人更有可能拒绝牺牲困境的伤害,两者结果不一样的原因可能是文化差异,中华传统美德以及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我们轻易对别人造成伤害,导致人们更倾向于作出义务论的选择,所以两组被试做出伤害的分数都偏低,差异不显著。
(1)提高自我意识会使被试更难作出道德判断,镜像操作对道德判断的困难程度有显著影响,在镜子前进行道德判断会更难作出选择。
(2)提高自我意识会使被试道德判断的时间更长,镜像操作对道德判断的时间有显著影响,在镜子前完成道德判断会花费更多时间。
(3)提高自我意识会使女性被试的道德判断时间更长,镜像操作对女性道德判断时间有显著影响,女性在镜子前完成道德判断会花费更多时间。
(4)男性与女性作出接受伤害的道德判断分数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男性作出接受伤害的分数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道德判断相对男性更加偏向义务论。
(1)展望
第一,希望本研究的被试数量得到一定的补充,使实验结果更具代表性,尤其是增加一些男性被试。第二,在本实验中镜像操作对道德判断选择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被试的选择或者是测量过程存在不足,因此,希望在未来可以优化实验过程,招募更多被试,以对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进行补充。
(2)不足之处
首先,本次实验的材料为道德两难困境,两难困境的情境真实性也是影响道德判断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道德两难困境虽然比普通的道德问题更吸引被试的兴趣,但是两难情境和真实生活有一定差距,这可能会影响被试的情境带入。其次,本研究的男性被试数量较少,总体被试来源过于单一,可能会影响实验的外部效度。最后,相比于国外,国内自我意识和道德判断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本研究也只是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解释和观点,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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