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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动机（Revenge Motivation）指个体被伤害或激怒后引发的报复侵犯者的动机［1］，它是预测报复、攻击等负面行为的有效效标之一［2］。近年来，社会中的报复现象日益增多，这些报复行为有诸多消极影响，例如消耗个体的时间和精力［3］、不断延续个体的消极情感［4］、出现强迫症状［5］、引发校园暴力［6］等。然而，以往研究大多探讨消极情绪对报复的影响，很少从积极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关系。此外，研究者大多讨论情绪对共情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探讨不同共情水平个体的特定情绪与后续行为之间的内在机制。因此，本研究从积极角度探讨敬畏与报复动机之间的关系，以及宽恕和共情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旨在缓解人际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敬畏”一词源于哲学，著名哲学家尼采曾说过：“高贵的灵魂，即对自己有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便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草木之青；曾国藩也提出：“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只有当我们内心存在敬畏之情时，才能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敬畏（Awe）是一种以外界刺激为导向的特质性积极情绪［7］，指当人类面对广阔的、浩大的，以及超越我们当前理解范围的事物时所产生的惊异情绪体验［8］。它对社会关系及行为的影响得到了诸多研究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敬畏会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如合作行为等）［9，10］，减少攻击性行为（如报复）［11］。洛克伍德［12］的“不公正—报复”理论模型（Injustice-revenge Model）也指出，受害者的情绪反应是决定报复的重要因素。因此，当人们受到人际冒犯时，被冒犯者在敬畏的影响下是否会对冒犯者产生积极反应，从而减少报复动机产生的可能。基于此，提出假设：敬畏能够负向预测报复动机，即高敬畏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报复动机（H1）。

宽恕（Forgiveness）是指个体在受到伤害之后，放弃对冒犯者的报复和惩罚，是一种内部认知的改变［13］。宽恕情绪理论认为被冒犯者体验到指向冒犯者的积极情绪（如敬畏、同情、内疚等）时，会增加其宽恕的动机。敬畏使个体对自我的评价更真实，鼓励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性，并减少自我防卫［14］；同时，它会使个体更谦逊，更愿意欣赏他人的价值［14］，这是宽恕的决定因素［15］；此外，敬畏增加个体的宽恕依赖于认知控制，由于敬畏的认知特性，扩大的认知空间使个体更关注当下［16］，减少对过去伤害事件的反刍，从而放弃消极思想。已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如快乐、敬畏等）的增加是个体宽恕的基础［17］，且由于敬畏的小我作用，体验到敬畏的消费者做出宽恕行为的可能性更大［18］。因此，本研究假设敬畏正向预测宽恕（H2）。宽恕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改变对他人犯错行为的认知，转变消极心态，从而表现出更少的攻击行为［19］。实证研究也表明，宽恕与攻击认知及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20-22］。此外，宽恕和报复倾向模型（Dispositional Styles of Forgiveness and Revenge Model）说明了情感、宽恕倾向和报复之间的关系［3］。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并且结合假设H1、H2，提出假设：敬畏能通过宽恕预测报复动机（H3）。

共情（Empathy）是个体感知、理解、分享他人情感和心理状态的过程，对人际互动至关重要［23］。对以往研究梳理后发现，共情在情绪对助人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24］，因此共情可能调节敬畏通过宽恕影响报复动机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符号互动论强调，情感不是由外在社会控制的，而是自我控制的过程，这种控制方式使个体的行为与规范一致，有时候还会促发利他行为或攻击行为［25］。由于共情本身包含了情感成分，因此在自我控制（敬畏的调整控制）的作用下，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宽恕）。它虽然会对利他动机产生积极作用，但也会带来消极影响［26］，例如疼痛共情可能会使个体的注意力转移，以回避这种痛苦的情绪，从而降低了其做出利他行为的可能性［27］。因此，对于高共情个体来说，当他们受到伤害之后，出于个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可能会把对他人的关注转移到自己身上，即使有敬畏这一积极情绪的存在，但由于个体对冒犯者的消极情绪持续时间太久，敬畏的积极效应不足以激发高共情个体的利他动机，因此他们宽恕的可能性变小；而对于低共情个体而言，虽然他们对他人关注极少，但在敬畏的影响下，积极情绪的作用大于消极情绪的作用，反而做出更多的宽恕行为。因此本文结合H1、H2和H3，提出假设：敬畏对个体宽恕的作用可能受到共情的调节，即高水平共情会降低敬畏对宽恕的影响，而低水平共情会增加其影响（H4）。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报复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敬畏对报复动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及共情在其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拟采用随机抽样法，检验敬畏与报复动机的关系以及共情如何增加敬畏个体的宽恕，如图1所示。

图1 模型假设图

Figure 1 Model hypothesis diagram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研究对象为山西省某高校大学生。共发放问卷612份，有效问卷585份，有效回收率为95.60%。其中男性被试178人（30.4%），女性被试407人（69.6%），年龄在18～27岁之间，平均年龄21.84岁（SD=2.41）。

1.2 工具

1.2.1 敬畏量表

采用特质积极情绪量表中的敬畏分量表［28］。此量表包含6个项目，量表为七点记分法，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特质敬畏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90。

1.2.2 Hearland宽恕量表

由汤普森编制、王金霞等人［29］修订，共24个项目，包括两个维度：宽恕他人、宽恕自己，每个维度各包含12道题。采用七点记分法，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宽恕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95，各维度的α系数为0.90、0.89。

1.2.3 人际侵犯动机量表

由麦卡洛等人编制［30］、张姗姗等人修订［2］，共18个项目，包含三个维度：回避、报复和仁慈，其中第2、5、8、11、14题属于报复，本研究主要采用该量表中的报复分量表。采用七点记分法，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报复动机越强，六题均为反向记分项。在本研究中，报复分量表的α系数为0.91。

1.2.4 人际反应指数量表

由戴维斯等人编制［31］、张凤凤修订［32］，共22个项目，包含四个维度：想象力、共情关注、观点采择和个人痛苦，其中想象力和共情关注均为六个项目，观点采择和个人痛苦均为五个项目。采用五点记分法，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共情越强，其中第4、7、12、14、18题为反向记分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94。各维度系数在0.81～0.84之间。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8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5.10%（小于40%），所以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33］。

2.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敬畏与共情和宽恕呈显著正相关，与报复动机呈显著负相关；共情与宽恕呈显著正相关，与报复动机呈显著负相关；宽恕与报复动机呈显著负相关；此外，宽恕与性别呈显著负相关，敬畏、共情和宽恕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报复动机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注：*p<0.05，**p<0.01；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下同。

2.3 敬畏对报复动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本研究假设敬畏会负向预测个体的报复动机，并且宽恕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根据中介作用的研究程序，采用海斯编制［34］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 l4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因为性别与宽恕显著相关，年龄与各变量间均显著相关，所以会对其进行控制。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敬畏对报复动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0.24，t=-6.57，p<0.01）且在放入宽恕这一中介变量之后，敬畏对报复动机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B=-0.21，t=-5.40，p<0.01）。敬畏对宽恕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34，t=9.09，p<0.01），宽恕对报复动机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0.09，
t=-2.20，p<0.01）。此外，由表3可知，敬畏对报复动机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宽恕的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敬畏不仅可以直接负向预测报复动机，还能够通过宽恕的中介作用预测报复动机，证实了H1、H2和H3。

表2 宽恕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The mediation model of forgiveness

注：**p<0.01；模型中的各变量均为标准化后的数值，下同。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termediate effect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其次，采用海斯编制［34］的SPSS宏程序Process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选择模型7（模型7中假设中介模型中的前半路径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的假设模型相符），以敬畏为自变量，报复动机为因变量，宽恕为中介变量，共情为调节变量对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如表4所示，将共情放入模型中后，敬畏和共情的乘积项对宽恕的预测作用显著（B=-0.20，t=-7.32，p<0.01），说明共情能够在敬畏对宽恕的预测作用中起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表明，如图2所示，共情能力较低（M-1SD）的被试，敬畏对宽恕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39，t=9.37，p<0.001；但是对于共情能力比较高（M+1SD）的被试，共情对宽恕无显著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1，t=-0.24，p=0.81，表明随着个体共情能力的提高，敬畏对宽恕的预测作用逐渐削弱。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4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ing

注：**p<0.01。

图2 共情在敬畏与报复动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ath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we and revenge motivation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敬畏对报复动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验证了H1。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1］。敬畏能够驱除个体的某些世俗欲望［35］，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抑制负面行为（如报复行为、贪婪行为等）的产生［10］，而报复动机是报复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敬畏通过抑制报复动机的产生从而减少报复行为。以往研究从消极方面探讨了报复动机的影响因素，如权方英等认为敌意归因偏向会导致个体认为报复是合理的，高敌意归因偏向更易诱发报复动机［36］，而本文从积极方面入手，认为积极情绪（如敬畏）会减少报复动机的产生。因此，在面对个体的报复动机及负面行为时，不仅可以从减少引发报复动机的消极因素入手，还可以从积极因素出发，引导其以积极的心态和情绪面对人际冲突。

宽恕在敬畏和报复动机中起中介作用。敬畏对宽恕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宽恕对报复动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H2和H3成立。该结果支持以往的研究结论，即敬畏作为一种自我超越情绪能够影响个体的宽恕能力，从而减少社会关系中的冲突［18］。一方面，宽恕是人际关系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其本质是个体认知的转变。因此，探讨敬畏对报复的中介作用，不仅有助于从认知转变的视角揭示敬畏通过何种因素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还能够帮助我们揭示报复动机产生的认知机制。恩莱特的宽恕干预模型认为，帮助个体认识并且接纳伤害之后，引导其做出选择并且增加同理心，能够促使人们增加宽恕［37］。而敬畏和同理心都属于自我超越情绪［38］，有着相同的效价，因此敬畏也能够增加人们的宽恕。另一方面，根据情绪调节理论，人际情绪调节可以增加积极情绪，从而减少侵略性，促进双方和解［39］，宽恕虽然与和解不同，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40］，即当被冒犯者选择宽恕时，就意味着其愿意修复或者重建关系［41］，因此积极情绪可以促使人们做出宽恕的行为。个体认知方式是引起报复的影响因素之一［3］。克罗斯利的认知—情绪—行为模型”（Cognition-Emotion-Behaviour Model）表明冒犯者的动机和受害者行为之间是由认知和情绪来调节的［41］，宽恕是一种认知的改变，因此它可以引起个体报复的改变。且麦卡洛（Mc Cullough）等人探索了反刍、生活满意度、宽恕等与报复之间的关系［42］，结果表明宽恕与报复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敬畏会通过宽恕的中介作用预测个体的报复动机。宽恕在敬畏和报复动机中起中介作用。敬畏对宽恕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宽恕对报复动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H2和H3成立。

共情在敬畏和宽恕之间起调节作用，即相较高共情的个体来说，敬畏对低共情个体的宽恕影响更大，验证了H4。敬畏会增加人们的亲社会本能［43］，根据敬畏的小我效应，高特质敬畏的个体会超越自己的利益，更加关注他人的利益［44］；共情也会增加自我—他人重叠程度，即将他人的观点、特质等纳入自我的范围［45］，并且产生一种投射效应。共情产生的这种投射效应和敬畏的小我效应具有共同点，都是将关注的对象从自我转向他人。对于高共情能力的个体来说，他们更加关注他人的情感，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他们更希望拥有积极的关系，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更倾向于做出宽恕自己和他人的行为［46］，然而由于天花板效应的存在，高共情个体的宽恕能力已经达到上限，因此无论积极情绪（敬畏）怎样变化，其宽恕能力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而对于低共情个体来说，虽然其共情比较低，但是在小我效应的影响下，敬畏仍能正向预测宽恕，因此低共情个体的敬畏与其宽恕程度存在紧密的关系。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仅揭示了敬畏对报复动机的认知影响机制（宽恕的中介作用），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认知机制存在的个体差异性（共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宽恕是敬畏降低个体报复动机的重要认知因素，并且这种认知过程受到共情的调节，这一结果有效整合了报复理论、小我理论，对进一步研究人际冲突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研究的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由于社会赞许效应被试可能会做出不符合自己真实情况的回答，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法，设立实验组和控制组，对研究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其次，敬畏分为特质敬畏和状态敬畏，本研究仅从敬畏的特质方面探究了其对报复动机的影响，没有考虑状态敬畏的情况，未来研究可以从状态敬畏出发，探究其与报复动机的关系。最后，共情分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47]，未来研究可以分别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对共情在敬畏和报复动机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深层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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