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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他人遭遇不幸时感到开心，这种被称作“幸灾乐祸”的情绪被认为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且对其语言的描绘有悠久的历史渊源[1]。在中国，关于幸灾乐祸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左传·僖公十四年》中记载“幸灾不仁”，即认为对灾祸的喜悦是不道德的[2]。相应地，古希腊文化中也有对幸灾乐祸的探讨，在《斐利布篇》（Philebus）中，柏拉图称建立在他人不幸上的笑是不公平和邪恶的，并建议人们要尽可能地控制和超越这种笑[3]。

正如恨他人之幸为嫉妒，乐他人之不幸则为幸灾乐祸。也有学者视幸灾乐祸为一种失败的同情，将幸灾乐祸与同情作为对立的情绪加以考察[4]。这样的描述也暗含了幸灾乐祸的阴暗属性。如早期研究者普遍将幸灾乐祸视为人性深处隐藏着的邪恶快感[5]，以此为指导进而探讨引起幸灾乐祸的社会因素、个体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如群体认同［6，7］、地位与竞争［8，9］、道德［10，11］、应得[12]、嫉妒［13，14］、憎恶［10，12，15］等。

尽管对幸灾乐祸的前因变量研究已经较为充分，比较之下有关幸灾乐祸的后效相对受到忽视。如前所述，一方面，幸灾乐祸由于其阴暗性不被社会规范所赞许，而另一方面幸灾乐祸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如此的广泛和普遍。而对幸灾乐祸后效的探讨，理解其对于个体、人际和群际间的意义或许是厘清这一矛盾所在的途径。近来有研究以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的视角探讨幸灾乐祸的功能价值，认为幸灾乐祸作为一种社会性情绪，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信息，其积极的效价或许能帮助我们获取社会支持，与他人建立关系并促进亲密［16］。另外也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对内群体认同感强的个体在面对外群体的不幸时感到更开心，并且增加与他人分享这种情绪的意愿[17]。同时，在面对内群体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时，人们会对在他人身上发生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而且也会更倾向于分享这种情绪[18]。研究者认为此时幸灾乐祸作为一种道德情绪有着向他人传递社会规范的作用，通过对不道德个体遭遇的嘲笑向群体中的他人传达一种“切勿模仿”的禁区，促进社会价值和规范的传播。也有研究探讨幸灾乐祸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幸灾乐祸作为一种来自他人的恶意情绪，个体当然会尽量避免成为他人幸灾乐祸的对象。因而当个体对他人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时，也会反向提醒人们莫忘前车之鉴，从而促使他们作出更加保守的选择[19]。

以上的探讨还都局限于个体或内群体中的范围，尚未考虑幸灾乐祸在群际间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近来，有研究者西卡拉（Cikara）提出［20，21］，群体间的幸灾乐祸可以被理解为身处内群体中的个体对外群体的损失产生的积极评价，而这一过程可能会消除人们对侵犯的厌恶，引发个体对外群体做出侵犯行为。故我们可以将幸灾乐祸视为群际间侵犯的动机，它使人类被抑制的侵犯本能得以释放，通过侵犯来为内群体争取应得的利益，并以此获得内群体成员更紧密的联系。另外有神经科学的研究同样指出，对外群体的幸灾乐祸是引发群际冲突的一个因子。研究发现幸灾乐祸与腹侧纹状体的活动有关，这提示幸灾乐祸在神经层面可被还原为一种社交奖励［22，23］。从这个角度看，幸灾乐祸具有进化上的价值，通过对侵犯行为的解抑，使内群体能够通过暴力手段获得其所必要的资源。因此幸灾乐祸在一定程度上为内群体的发展提供优势因而被进化所选择。沿着这个方向思考，本研究通过设计实验来检验幸灾乐祸的积极后效，并且基于这种幸灾乐祸在群际互动中的机能来解开幸灾乐祸情绪阴暗性和普遍性的理论矛盾。

2 理论推导

2.1 幸灾乐祸与内群体互助行为

对外群之恨和对内群之爱往往作为一对共轭概念同时出现，对外群恨之入骨总是来源于对内群爱的深沉。如上所述，西卡拉认为幸灾乐祸是在竞争条件下对外群体侵犯行为的启动因子［20，21］，实际上这就暗含了对外群体的恨。伴随着这种对外群体之恨，个体会对内群体更加投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相对于非幸灾乐祸启动组，被启动幸灾乐祸情绪个体更愿意实施内群体积极行为。

2.2 社会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启动与幸灾乐祸

菲斯克（Fiske）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对他人的各种品格特质进行详尽的考察几乎不可能，通常我们也不会浪费宝贵的认知资源对所见的每一个人进行详尽的考察，而是采用启发式的快捷判断对其重要特点窥探一二［24］。社会刻板印象内容模型认为，我们通常通过“热情”与“能力”两大维度对陌生他人形成初步印象。因此，热情与能力是群体印象与人物评价的基本维度[25]。而这两个维度又为他人所处的基本社会结构提供认知线索，即热情与否与他人的合作性相关，能力高低与他人的社会地位相关。通过这种判断捷径就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是否继续与他人交往，进而同他人一道在合作中提高存活或繁衍的机会。

西卡拉和菲斯克将社会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应用在幸灾乐祸的领域，研究使用图片操纵被试对他人的热情和能力感知，通过影响被试对图片中对象的地位和竞争性认知进而引起被试对这些个体不幸遭遇的情感。结果表明被试对高能力且低热情的个体更容易感到幸灾乐祸［8，9］。

近年，有学者提出将社会刻板印象的热情一维进一步划分为社交性和道德性两个子维度[26]。社交性决定了个体间的互动是否轻松舒畅并影响人们关系的亲密，道德性涉及是否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并维持正当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对这一细分的维度进一步地考察发现，相比之下道德性比其他刻板印象维度更能预测幸灾乐祸的表达[11]。与此一致，有研究发现对于道德伪善者的不幸遭遇，人们表达了更强烈的幸灾乐祸[10]。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无论他人的道德水平究竟如何，如果我们不选择将其纳入道德考量，即对他人进行非人化感知，就会更容易对其产生幸灾乐祸[27]。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相较于对照组，外群体的不道德行为所导致的不幸事件相较于中性事件会启动个体的幸灾乐祸情绪。

2.3 幸灾乐祸与归属感

形成并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是驱使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通常倾向于将自己置于社会环境中，通过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产生比较，由此来界定自我。上行社会比较通常会威胁自我概念，不仅使个体对他人的成功产生嫉妒情绪，也会对他人的不幸产生幸灾乐祸，因此，研究者推测幸灾乐祸不仅暗含着人们希望高地位者“跌落”的普遍愿望，也有修复自我概念和减轻嫉妒所带来痛苦的功能。范迪克（van Dijk）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自我概念受到威胁时人们更有可能对他人的不幸感到享受，哪怕他人遭遇不幸的领域实际上并不能给个体受到威胁的领域带来直接的下行社会比较，人们一样会倾向于幸灾乐祸[28]。

不仅上行社会比较会触发更高程度的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本身其实也是下行社会比较的一种形式。而下行社会比较有着实现自我提升的功能[29]，因而幸灾乐祸应该具有类似的功能[30]。此前也多有研究表明幸灾乐祸与低自尊、自我威胁等因素相关，布兰比亚（Brambilla）和里瓦（Riva）的实证研究检验了这个观点。研究者在不同的情景下操纵感知目标的竞争性引发被试的幸灾乐祸，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在经历幸灾乐祸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如自尊、控制需求、归属感和意义感等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31]。然而由于实验情境被设定在个体间，没有群际互动的加入，幸灾乐祸对归属感的因果关系在系列实验中并不稳健。本研究认为，突显群体背景会使得这一效应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旁观外群体不幸时，相较于对照组而言经历幸灾乐祸体验的个体对内群体有更强烈的归属感。

2.4 归属感与内群体积极行为

鲍迈斯特（Baumeister）从实证的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了归属需要理论。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意义无不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被展现。而对于社会关系的渴求也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因此人类会主动寻求积极、长久且持续的社会联系[32]。鲍迈斯特还指出，归属需要表达了人们建立社会关系的渴望，而合作则是传递这种渴望的行为表达。当人们的归属需要受到威胁时，与他人合作的意愿越强烈，行为表现得越慷慨。

归属感作为一种完成的归属需要，尤其当这种感觉依附于同伴或群体时，也附带着对这一关系的承诺。为了维持并深化这一承诺，在人际层面我们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而在群际层面还会有更多的内群体积极行为。如海特（Haidt）对宗教的分析指出，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信仰与仪轨，而是对宗教团体的归属感增加了信教者的亲社会行为[33]。同时，作为群体归属内涵的群体认同感[34]也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研究发现，相对于外群体，个体会更愿意帮助内群体成员[35]，且帮助行为随着对内群体认同程度升高而增加[36]。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4：对内群体归属感正向影响内群体积极行为。

3 方法

3.1 被试

采用G*Power 3.1计算样本量，对于本研究适用的独立样本t检验，α=0.05且中等效应（f=0.25）时，预测达到80%统计力水平的总样本量至少为120。本实验共招募大学生被试91人（男性21名，平均年龄为18.5±1.05岁），其中经历幸灾乐祸启动组为51人。另外，根据实验设计的情境，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均为吉林大学非哲学社会学院的本科生。

3.2 实验程序

首先，让被试想象他们所在的班级参与竞选“吉林大学十佳班级”称号的情境，并介绍有关十佳班级的选拔方式（终审20进10）与这一称号对他们所在班级和个人的影响（荣誉证书、奖学金和评优资格）。其次，给启动组观看的材料介绍了与他们一同竞选的哲学班为了评选所进行的材料造假被评委识破，因而取消参选资格。给对照组观看的是同他们一同竞选的哲学班答辩代表在评审前发生交通事故而不能出席，最终丧失参选资格。阅读情境后，被试填写了幸灾乐祸问卷[31]（α=0.857；7点量表，1=非常不赞同，7=非常赞同）和归属感问卷[37]（α=0.931，7点量表，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

最后向被试呈现了与内群体相关的事件（请想象：您的班级毕业时，同学们一致同意通过筹措班费为班级成员拍摄集体毕业照，余下的金额用于定制班级专属纪念品和举行班级毕业晚会），并询问被试的捐献意愿（7点量表，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意）。

4 实验结果

4.1 自变量操纵检验以及变量间相关

首先对两组的幸灾乐祸情绪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启动组体验到的幸灾乐祸情绪（M=3.92，SD=1.31）高于对照组体验到的幸灾乐祸情绪（M=1.92，SD=1.00）。且差异达到显著，t（89）=-8.00，p<0.001，d=1.69。说明我们对幸灾乐祸情绪的操纵有效。计算各变量间的相关，如表1所示。相关矩阵显示启动与归属感，幸灾乐祸情绪与归属感和内群体积极行为意愿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表1 各变量相关矩阵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注：*p<0.05，**p<0.01，***p<0.001幸灾乐祸组赋值为“1”，对照组赋值为“0”。

4.2 幸灾乐祸对归属感与内群体积极行为意愿的效应检验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一步检验幸灾乐祸对归属感和内群体积极行为的影响，发现幸灾乐祸组的帮助意愿要显著高于对照组，t（89）=-2.14，p=0.035，d=0.50。但幸灾乐祸对归属感的影响不显著，t（89）=-1.00，p=0.32，d=0.21。

4.3 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幸灾乐祸（对照组=0，幸灾乐祸组=1）为自变量，归属感为中介变量，内群体积极行为意愿为因变量，进行Bootstrap抽样5，000次的中介分析，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为［-0.13，0.40］，包含0，结果不显著，即中介模型不成立。归属感并没有解释幸灾乐祸对内群体积极行为意愿的效应。

5 讨论与展望

实验结果表明，尽管幸灾乐祸情绪的启动会对被试的内群体积极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归属感并没有如理论推导构成解释这一效应的中介机制。这可能是因为，在用道德来启动幸灾乐祸时，外群体表现的道德本身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比如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观看他人不道德行为会增加自身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可能[38]。但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即班杜拉（Bandura）的道德的观察学习效应在本研究的实验情境中被逆转了。这提示我们内、外群体可能是这一效应的调节变量：当内群体成员做出不道德行为时，人们倾向于模仿，或对这种不道德予以宽容和理解；但外群体做出不道德行为时，会使我们反身而诚，见不贤而内自省，表现出更多的道德行为。

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被试在实验过程中觉察到了自身的幸灾乐祸感受，并将其评价为不当的或不道德的。如自我肯定理论认为，个体有保持自我概念完整和一致性的需要，故个体在做出违背自我期望的事情后（如意识到自身幸灾乐祸是不道德的），就会通过肯定自己其他方面（是一个好的内群体成员）来维护自我概念的完整和统一[39]。道德净化效应也是这个意思：即个体在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后，就会采取一定的补偿行为来达到理想的道德概念[40]。此前就有伯德森（Berndsen）等的实验检验了这一效应，他们操纵了被试对自身幸灾乐祸的反思程度，发现意识到自己幸灾乐祸的个体更有可能感到内疚并作出补偿行为[41]。

另外，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原因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使归属感没有如理论预想的那样起到中介作用：

第一，实验情境中可能存在混淆变量。在本研究中使用道德情境启动被试的幸灾乐祸情绪的同时，被试可能也会感到一定的愤怒，即道德愤慨。这一附属的情绪可能会影响被试的社会知觉，并进一步对他们的内群体积极行为意愿产生影响。

第二，测量工具存在天花板效应，本研究实验背景的选取使得我们测量的是被试对班级的归属感。对归属感的描述统计发现，被试都对自己所处的班集体有高归属感（M=5.17，SD=1.12）。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归属需要得到满足的个体更愿意主动参加我们的实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本次实验中招募的女性较多，因而报告的归属感普遍偏高。当然也不排除当代大学生的班级氛围浓厚，班级凝聚力强。

第三，测量工具的选取不当。在对情境操纵的实验中，应该根据情境需要适当对量表进行改编，以测量被试在情境下的即时性感受。在本研究中使用非情境性的归属感量表可能会造成系统误差。

我们还总结了针对群际互动情境下的幸灾乐祸研究设计需要注意的要点：

第一，研究要明确区分和选取内外群体，保证内外群体属于同一范畴。

第二，如果情境涉及内外群体之间的竞争，需要考虑外群体的失败是否会给内群体带来好处。排除因内群体的收益对实验结果所产生的混淆。

第三，在设计情境时需要考虑被试对该情境感兴趣的程度，有研究表明在外群体比赛失利时，领域兴趣是调节观众幸灾乐祸情绪的变量［6，7］。如果在内外群体互动之处的赛事并非被试所关注的，他们就不倾向于表现出幸灾乐祸情绪。

此外，实验设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改进：

第一，更换启动情境，设计要更符合实验目的，尽可能排除混淆变量的操纵情境，来检验因变量效应和中介模型。

第二，按照社会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一般范式对被试进行启动［8，9］，即采用图片加介绍的方式给被试呈现目标人物的性格特点，这使我们容易操纵被试的刻板印象感知。

第三，采用其他因变量指标来指示在个体经历幸灾乐祸后对内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变化，如采用对内群体正负面评价的情绪反应作为群际间变量，以此衡量内群体的凝聚力在幸灾乐祸情绪下的变化（如幸灾乐祸后个体对来自外群体的负面评价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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