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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少年攻击行为和霸凌事件频发，不仅有碍学业，甚至危害儿童身心发展，对攻击双方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也给父母家庭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对攻击者而言，如不及时进行疏导与管理，这些孩子大概率会走向暴力或违法犯罪道路；对于被攻击者来说，若消极情绪无法调节，则易转化为抑郁和焦虑，内心变得敏感和自卑，严重则是自杀[1]。

研究表明，校园攻击行为的发生多集中于青少年时期，并且呈低龄化趋势发展。国内已有研究证实，个体童年期的攻击行为会延续到成年后[2]。研究表明，小学生更容易被卷入校园攻击行为。而小学时期的青少年，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自控力和情绪稳定性较低，较难掌控攻击行为[3]。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责任人，父母的教养方式及情绪调节对攻击行为会有什么影响呢？参考以往文献发现，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及情绪调节如何影响小学生攻击行为的研究比较匮乏，仍需深入探究，且现有研究多以幼儿、初中生、高中生及成年人的攻击行为为研究对象，而城乡结合部小学生的攻击行为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Buss-Perry攻击性量表（BPAQ）和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ERQ）对700名城乡结合部高段小学生进行测试，旨在了解父母教养方式、情绪调节和高段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为城乡结合学校培养学生、农民工父母教养子女、引导高段小学生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减少攻击行为提供参考依据，为青少年反社会领域的研究拓宽对象。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深圳市两所城乡结合部小学的四、五、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的方法，共发放700份问卷，有效回收650份（92.9%）。其中男生359人，女生291人；四、五、六年级学生分别为253人、134人、263人；10岁、11岁、12岁学生分别为265人、143人、242人；独生子女150人，非独生子女500人。

1.2 方法

1.2.1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该问卷由蒋奖编撰[4]，一共42个项目，包含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分为过度保护、拒绝和情感温暖三个维度。问卷采用四级评分法，由“从不”至“总是”。第15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孩子对于父母的教养方式的感知能力愈高。父亲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是0.650，信度是0.893；母亲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是0.659，信度是0.886，符合心理学测量学的要求。

1.2.2 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BPAQ）

该问卷由刘俊升等人修订[5]，共有29个题目，由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分量表组成。量表采用五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其中第9条目和第16条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该攻击程度越高。本研究中BPAQ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2，信度是0.748，符合心理学测量学要求。

1.2.3 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ERQ）

青少年情绪调节量表由格罗斯（Gross）等人编制[6]，共10个题目。问卷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该问卷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无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表明儿童使用相应的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48，信度是0.803，符合心理学测量学的要求。

1.3 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3.0录入数据，进行替补性缺失值、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数据整理和分析工作，最后使用SPSS PROCESS 3.3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计26个，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3.694%，远远小于40%的临界点，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表1 父母教养方式、情绪调节和小学高段学生攻击行为的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N=650）

Table 1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ag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high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N=650)

从表1中可以看出，父亲过度保护（t=4.42，p<0.01）、母亲过度保护（t=3.69，p<0.01）和父亲拒绝（t=2.47，p<0.01）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孩得分高于女孩。父母情感温暖得分最高，均高于理论中值（2.5），拒绝得分最低，均低于理论中值（2.5）。由此可见，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家长更有可能使用积极的教育方式（如情感温暖）。

在攻击行为上，愤怒（t=-2.38，p<0.05）和敌意（t=-2.98，p<0.01）均有显著性别差异。其中男生的身体攻击报告分数高于女生，女生的敌意和愤怒分数显著高于男生。身体攻击（f=2.95，p<0.05）和敌意（f=3.63，p<0.05）在年龄上有显著差异。从各维度得分发现，敌意得分最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各项攻击行为逐渐减少。父亲拒绝（f=4.16，p<0.05）和母亲拒绝（f=5.01，p<0.05）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拒绝逐渐减少。

2.2 相关分析

表2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数据表明，父亲教养方式与情绪调节（r=0.141，p<0.01）、攻击行为（r=0.189，p<0.01）呈显著正相关；母亲教养方式和情绪调节（r=0.177，p<0.01）、攻击行为（r=0.251，p<0.01）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与攻击行为（r=-0.094，p<0.05）呈显著负相关[7]。

表2 父母教养方式、情绪调节和攻击行为三个变量的相关分析（N=650）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three variables of parenting style,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N=650)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 23.0和PROCESS 3.3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Bootstrap检验法，选择模型4，自行取样量为5000，对预测变量进行均值集中处理，设95%置信区间，当95%的置信区间中不包含0时，可认定中介效应显著。

表3 认知重评、父亲情感温暖和攻击行为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Test of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p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注：路径指的是父/母亲情感温暖—认知重评—攻击行为；Boot L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下限，Boot U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上限。

如表3所示，认知重评在父亲情感温暖和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249（p<0.01），占总效应的14%，95%置信区间［-0.0123，-0.0493］，不含0。加入认知重评之后，父亲情感温暖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效应值为-0.1187（p<0.05），占总效应的86%，95%置信区间［-0.1864，-0.0507］，不含0，可以负向预测攻击行为，说明认知重评在父亲情感温暖和攻击行为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由此可见，父亲情感温暖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攻击行为，还可以通过个体的认知重评间接影响其攻击行为，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认知重评在父亲情感温暖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检验模型

Figure 1 A cogni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mediation test model between p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如表4所示，父亲拒绝—认知重评—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117（p<0.05），占总效应的3%，95%置信区间［0.0015，0.0272］，不含0；加入认知重评之后，父亲拒绝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效应值为0.2901（p<0.01），占总效应的97%，95%置信区间［0.2190，0.3612］，不含0，可以负向预测攻击行为，说明认知重评在父亲拒绝和攻击行为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表4 认知重评、父亲拒绝和攻击行为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Test of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paternal refus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注：路径指的是父亲拒绝—认知重评—攻击行为；注：Boot L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下限，Boot U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上限。

由此可认为，父亲拒绝不仅可直接作用于攻击行为，还能够通过认知重评影响子女的攻击行为，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认知重评在父亲拒绝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检验模型

Figure 2 Cogni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mediation test model between father refus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如表5所示，母亲拒绝—认知重评—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111（p<0.01），占总效应的3%，95%置信区间［0.0008，0.0257］，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加入认知重评之后，母亲拒绝和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效应值为0.3704（p<0.01），可以正向预测攻击行为，95%置信区间［0.0356，0.3005］，不包含0，说明认知重评在母亲拒绝和攻击行为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表5 认知重评、母亲拒绝和攻击行为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Test of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maternal refus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注：路径指的是母亲拒绝—认知重评—攻击行为；Boot L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下限，Boot U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上限。

分析结果可知，母亲拒绝不仅可以正向预测攻击行为，还能够通过认知重评来影响子女的攻击行为，中介效应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认知重评在母亲拒绝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检验模型

Figure 3 A cognitive review of the mediation test model between maternal refus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小学高段学生的攻击行为、情绪调节和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年龄差异。此研究结果与宋琳琳是相同的[8]。男孩攻击总分高于女孩，女生的间接攻击比男生更显著。从生物学因素看，青少年攻击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有证据表明，侵犯行为与内分泌激素密切相关，雄性比雌性具有更高的攻击性[9]［10］。当代高段小学生更偏向选择认知重评（均分4.82），而较少地选择表达抑制（均分4.25）。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亲情感温暖和攻击行为负相关显著，这与闫新和刘娜的研究结果一致[11]。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与攻击行为表达抑制正相关显著。简言之，父母亲情感温暖愈高，子女的攻击行为愈少，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愈高，子女的攻击行为愈频繁。当父/母亲采用积极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时，子女的内心更温暖、安全，攻击行为较少，这与王明忠等人的观点相符[12]。

本研究结果表明，认知重评在父母亲情感温暖和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认知重评在父母亲拒绝和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父亲情感温暖和拒绝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攻击行为，还能通过提高子女的认知重评能力来间接影响子女的攻击行为[13]。认知重评是最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当面临负性事件时，认知重评能力较高的子女有信心处理好负性事件，自动启动神经机制进行情绪调节，积极主动地向家人、老师或者同伴寻求社会支持，选择健康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父亲的情感温暖、鼓励和支持有助于缓解子女的负性情绪，认知重评调节策略能帮助个体对负性事件合理归因，改善情绪评价并重构引发情绪事件的认知，使认知合理化，并使用积极正向的方式减少负性情绪体验，进而减少攻击行为，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交关系，这结论得到马伟娜等人的证实[14]。

参考文献

[1] 王振宏，郭德俊．攻击行为青少年的情绪生理唤醒［C］//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2005：303．

[2] 彭运石，王玉龙，龚玲，等．家庭教养方式与犯罪青少年人格的关系：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6）：956-958．

[3] 夏锡梅，侯川美．儿童攻击行为的情绪调节及神经机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7）：1109-1115．

[4] 蒋奖，鲁峥嵘，蒋苾菁，等．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1）：94-99．

[5] 刘俊升，周颖，顾文瑜．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在青少年中的初步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4）：449-451．

[6] Gross J J，John O P．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and well-be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5（2）：348-362．

[7] 何珍，陈昱翀，黎月清．社会支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初中生攻击性行为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25（4）：532-536．

[8] 宋琳琳．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D］．石家庄：河北大学，2020．

[9] 余毅震，黄艳，史俊霞．青少年攻击行为与内分泌因素关系的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07（14）：1909-1911．

[10] Lewis M D，Granic I，Lamm C．Behavioral differences in aggressive children linked with neural mechanisms of emotion regulation［J］．A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10，1094（1）．

[11] 闫新，刘娜．父母教养方式对五年级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情绪管理能力的中介作用［J］．价值工程，2017（28）：177-180．

[12] 王明忠，周宗奎，陈武．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人际能力：情绪表达能力和社交性的间接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288-291．

[13] 吴燕霞，卢家楣，谢庆斌．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情绪表达的影响：成人依恋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25（8）：1246-1251．

[14] 马伟娜，姚雨佳，桑标．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及其神经基础［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