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汶川地震发生以来的近十年间，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进行了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5］。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PTSD呈下降趋势，而PTG则长时间处于较高水平；且在两者的关系之间存在中介变量。

PTSD是指由异常威胁性或灾难性事件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6］。PTSD普遍存在于不同类型创伤事件的幸存者群体，在震后群体中更是十分常见［7］。创伤后群体除了会出现PTSD等消极心理反应外，还会表现出积极改变，特德斯奇（Tedeschi）和卡尔霍恩（Calhoun）将这种由创伤导致的积极心理反应称之为PTG［8］。它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人格正是反应个体行为倾向相对稳定的指标［9］。

人格（Personality）是指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和行为的特有模式，即包含了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10］。领悟社会支持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事实，它是人们对自身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感知，代表着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的期待和理解能力［11］，它并不等同于实际社会支持［12，13］。

有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机制。除了直接作用于其他心理变量，领悟社会支持也常常被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14-16］。大量证据显示，个体所感知到的被他人支持和关照的程度并不仅仅是他人实际给予的支持，还受到接受支持者本人的人格、期望、偏好和需要等特征的影响［17］。本研究试图从震后群体不同的人格特质角度出发，考察领悟社会支持与PTSD和PTG的关系，以期为灾后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提供实证研究的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汶川发放220份问卷，剔除掉不合格的问卷后得到20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9%。其中101名男性、99名女性；少年20名、青年138名、中年人36名、老年人6名；家庭受灾情况中轻度29人，中度113人，重度58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2简版）

该量表由曹慧和张建新修订，包括可靠性、领导性、容纳性和人际取向性四个维度，共64题项。采用1～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此项描述越适合自己。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α为0.84，信度较好。

1.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PSSS量表是由齐美特（Zimet）等编制，该量表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共12个题项，1～7级评分。得分小于32，则其社会支持系统存在严重问题，可能与个性有关；得分小于50，则其社会支持存在一定问题，但不是很严重。量表总分表示个体自我感悟和体验到的社会支持总水平，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体会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重测信度为0.85，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α为0.85，信度较好。

1.2.3 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民版（PCL-C）［18］

该量表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中关于PTSD诊断标准制定。共17个题项，包括回避、再体验和高警觉3个症状群。每个条目根据严重程度按1～5级评分，得分越高，发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总分大于等于50分即为检测阳性。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α为0.90，信度良好。

1.2.4 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

该量表最早由特德斯奇等［19］编制，汪际等［20］汉化，主要用于意外创伤后患者，共21个题项，五个维度，采用1～6级计分，量表总分值越高，表明个体发生创伤性事件之后的成长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α为0.94，信度良好。

1.3 数据处理

共同方法偏差和相关采用SPSS 20.0进行处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使用海耶斯（Hayes）开发的PROCESS宏进行验证。

2 结果与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是通过量表进行收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故试图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检验其是否存在。问卷项目的KMO=0.676，Bartlett检验的卡方值=15799.17，p<0.001，勉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30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1.79%，低于临界值40%。因此，认为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数据分析。

2.2 人格各维度、领悟社会支持、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相关

对人格量表四个维度、领悟社会支持、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进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结果发现四种人格均与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只有人际取向性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存在显著相关，领导性、人际取向性和领悟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1 人格各维度、领悟社会支持、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相关

Table 1 Correlates of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ppreciative social support, PTSD, and PTG

注：*p<0.05，**p<0.01，***p<0.001。

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可靠性作为自变量、创伤后成长作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使用海耶斯开发的PROCESS宏，设定模型8（该模型假设调节变量会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及直接路径），使用百分位偏差矫正Bootstrap方法抽样5000次，如表2所示。结果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可靠性对创伤后成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中均存在显著调节作用（CI=［-0.020，-0.001］）。之后使用选点法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取创伤后应激障碍总分的平均值和上下各一个标准差的三个点进行斜率的比较，如表3所示。结果发现在可靠性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路径上随着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的增长可靠性的正向影响越小（ΔR2=0.11，F=26.81，p<0.001），当达到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可靠性对领悟社会支持的正向影响已不再显著（β=-0.01，CI=［-0.186，0.168］）。而可靠性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也随着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的增长而降低（ΔR2=0.03，F=7.77，p<0.01），当创伤后应激障碍得分处于小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可靠性对创伤后成长没有显著影响
（β=-0.09，CI=［-0.403，0.227］），但当创伤后应激障碍得分处于平均值及以上时可靠性会对创伤后成长产生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总模型为领悟社会支持在可靠性人格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PTSD分别在可靠性人格对领悟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Table 2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表3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简单斜率分析

Table 3 A simple slope analysis of PTSD

3 讨论

四种人格特质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领导性人格、人际取向性人格和领悟社会支持均与创伤后成长呈显著正相关。领导性人格特质和人际取向性人格特质均有善于思考、爱好交际、拘谨，想象丰富等特点。说明个体越外向友好、为人随和，其体验到的成长就越多，越能善解人意，感受并接受他人给予的帮助与支持，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这与周敏等人以下岗职工为群体研究人格和领悟社会支持所得的结果一致［21］，也有很多研究证明了领悟社会支持与外向性、责任性人格呈显著正相关［22-24］。
同时说明，积极的性格特征有利于个体灾后的心理重建及心理发展。具有此类人格特质的人群善于在利用自身资源的同时收集外界的信息，积极地进行知识经验的重组；他们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而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创伤，学习从灾难中获得益处。这促使他们构建新的认知图式，从而实现“转换”，产生成长。这与帕特（Part）和佐尔纳（Zoellner）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5］。同样，领悟社会支持能力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敏感性，而高敏感能提高个体的自我知觉能力，使其更好地体察自身心理状态的波动。也许正是这样的焦虑和敏感让情绪性高分者努力管理其情绪困扰，促进自我暴露，积极主动地寻求社会支持，最终产生更高的PTG［26］。另外，社会支持中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与PTG总分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个体领悟到的各类支持越多，PTG水平越高［27］。
克莱德等人（Cryder et al.，2006）认为，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会对个体积极的能力信念产生正性的影响，而正性的能力信念会使个体对将来和自身有积极的感知，从而产生较高的PTG。所以高领悟社会支持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是预测灾后正向改变的有效因素［28］。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可靠性人格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PTSD分别在可靠性人格对领悟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前人研究表明，人格五维度对PTG和社会支持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外向性、谨慎性和开放性高分者，会感知到更多来自他人的尊重、肯定和重视，自信得到提升，即感悟到较多的社会支持［29］。同时，这种体验也会转化成个体的内部能量，促使其进行更多的积极意义重构，主动地寻求益处，从而产生更多的PTG。另外，人格特质也会影响个体认知，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在经历创伤事件后，他们善于利用自身资源并收集外界信息，积极地进行知识经验的重组［26］，构建新的认知图式，实现创伤后成长。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模型，社会支持会通过缓冲压力事件减少这些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护个体免遭伤害［29］，而当个体领悟到较多的社会支持时，同样有助于个体的创伤后成长。邓清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领悟社会支持在人格特质与PTG之间起中介作用［26］。

另外，PTSD是指因异常威胁性或灾难性事件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根据破碎世界假设理论［30］，由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当创伤发生后，个体原有的核心信念会被打破，产生消极的世界假设并引发消极的认知反应，PTSD严重的人会将创伤事件带来的失控感和不安全感泛化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大幅降低［31，32］，从而得到较少的创伤后成长。结合本研究的结果，个体的震后心理受创程度越严重，其可靠性人格特质对于创伤后成长的预测作用越不明显，甚至变成负向预测。同样，心理受创严重的个体也会领悟到更少的社会支持，较难发展出积极的心理变化。相反，心理受创较轻或灾后心理成长较好的具有可靠性人格特质的个体能体会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其心理功能恢复起来较容易，生活中能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心态。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具有可靠性人格特质的震后居民能够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得到更好的创伤后成长。同时这一作用还会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调节。此结果提示我们，针对震后居民这一特殊群体，社区及相关心理、社会工作人员在对其进行心理健康疏导时，应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人格是相对稳定的心理因素，不易受外界的影响，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对其进行干预是不容易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提高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以使其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二，创伤事件发生后，帮助受创居民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利于其产生积极正向的心理行为反应，提升他们的成长水平。另外，我们应注意提供支持时，除了注重情感交流、提供物质帮助外，还应多给予鼓励和肯定，让创伤经历者努力寻找自身的有利资源，挖掘潜能，最终战胜困难获得成长。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的研究数据只来源于汶川部分震区，存在地域的局限性，样本量也偏少，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调查，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今后需扩大样本量以及调查范围，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同时采用纵向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王文超，伍新春，周宵．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状况与影响因素——汶川地震后的10年探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51-63．

[2] 王双双，张国佑，郑玲玲．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对手外科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J］．医院管理论坛，2018，35（10）：33-36．

[3] 田瑞杰，苗金红，王荟苹．领悟社会支持及心理弹性对腹膜透析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2018，36（2）：126-129．

[4] 李玉香．乳腺癌住院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8，10（26）：104-106．

[5] 李宁，周祖艳，杨艳红，等．髋部骨折患者创伤后成长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8，24（18）：94-96．

[6] Ruggles A H．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J］．Psychiatry & Clinical Neurosciences，2010，38（8）：23-25．

[7] Kukihara H，Yamawaki N，Uchiyama K，et al．Trauma，depression，and resilience of earthquake/tsunami/nuclear disaster survivors of Hirono，Fukushima，Japan［J］．Psychiatry & Clinical Neurosciences，2014，68（7）：524-533．

[8] Tedeschi R G，Calhoun L G．The Post 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J］．JTrauma Stress，1996，9（3）：455-471．

[9] 安媛媛，苑广哲，伍新春，等．社会支持对震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1）：98-104．

[10]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11] Dunkel-Schetter C，Bennett T L．Differentiating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social support［J］．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1990：267-296．

[12] 王瑞琪．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7．

[13] Norris F H，Kaniasty K．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imes of stress：a test of the social support deterioration deterrence model［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96，71（3）：498．

[14] 陈娟娟，李惠萍，张婷，等．癌症患者家庭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A］//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中国心理学会，2018：2．

[15] 李琼瑶，辛未．中学生家庭环境与感恩态度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5）：102-106．

[16] 孙云莉．大五人格与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38（9）：168-170．

[17] Kowalski R M，Leary M R．Interface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Where we have been，where we are［J］．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Interfaces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99：7-33．

[18] 陈树林，高雪屏，李凌江，等．PTSD症状自评量表的信效度初步评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6）：373-376．

[19] Tedeschi R G，Calhoun L G．Posttraumatic growth：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PsycholInquiry，2004，15（1）：1-18．

[20] 汪际，陈瑶，王艳波，等．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1，61（4）：26-28．

[21] 周敏，黄美珍，甘桂荣，等．下岗职工人格特征、自尊与社会支持特点［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9）：627-627．

[22] 全宏艳，叶茂林，何资桥，等．领悟社会支持在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6）：598-600．

[23] 刘晓秋，解亚宁，赵静波．青海高原武警官兵生活质量与人格特征和社会支持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2）：158-159．

[24] 王岚，陈品序，俞爱月．医务人员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及应付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0，37（1）：75-78．

[25] Moore S A，Zoellner L A，Mollenholt N．Are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associated with stress-related symptoms?［J］．Behaviour Research & Therapy，2008，46（9）：993-1000．

[26] 邓清．灾区中学生人格特质、感知的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一项纵向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1．

[27] 杨凡，林沐雨，钱铭怡．地震后青少年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关系的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5）：614-617．

[28] Matud M P，Ibáñez I，Bethencourt J M，et al．Structur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J］．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3，35（8）：1919-1929．

[29] 邹泓，张春妹．中学生的人格五因素、感知的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关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44-52．

[30] Janoff-Bulman R．Assumptive Worlds and the Stress of Traumatic Events：Applications of the Schema Construct［J］．Social Cognition，1989，7（2）：113-136．

[31] Sirgy M J．Self-congruity：Toward a theory of personality and cybernetics［J］．Psyccritiques，1986，35（2）．

[32] Karatzias T，Chouliara Z，Power K，et al．Life satisfaction in people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Journal of Mental Health，2013，22（6）：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