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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生活和购物都离不开移动电话。无论是随时随地地翻阅手机，还是将电脑始终握在手中，“低头行为”现象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尽管移动电话给人们带来了即时通信的便利，但研究表明，低头行为不仅违反了传统社会准则，也逐渐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给低头的人带来了被忽视和被排斥的感觉。研究文献报道称，与陌生人相比，人们更容易采取低头的姿态。但是，如果被亲近的人忽视或排斥，个人会面临更多负面后果。中国历来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因此家庭在个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存空间，也是他们个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家长的言行举止会对孩子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经常低头的家长会给孩子带来更多负面影响；而他人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未完全发育的孩子。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亲属，家长的低头行为会让孩子感到被排斥或被忽视，从而对孩子的自我价值和重要性产生不利后果。在青少年阶段，自尊和重要性对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与高核心自我评估的个体相比，低核心自我评估的个体自尊水平更低，情绪更不稳定，更容易出现内化问题，如抑郁和焦虑。因此，通过分析家长的低头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可以有效改善家庭环境，改善亲子关系，提升孩子的精神健康和生活幸福感。

2 核心自我评价

2.1 概念界定

“核心评价”的提出受益于工业心理学与基础心理学两个学术领域对自我研究的深入。因此，这项研究可以为构建“核心自我评估”的理念提供参考。帕克（Pacer，1985）首先对“核心评估”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帕克的观点，评估的层次决定了评估的效果。换句话说，评估的层次和层次之间的差异会导致评估效果出现差异，更深入、更基础的评估总是会对特定、清晰的情况产生影响。帕瑟将这种更深层、更基础的评估称为“核心评估”，将其分为自我评估、他人评估和社会评估三个部分。基于此，他将核心评价概念界定为：“人类潜意识里所存在的对自己的最基准的评价。”他认为，在核心评估中，对自己的评估是最关键的，即核心的自我评估。

贾奇和达勒姆（Judge and Durham，1997）等学者在研究了8个不同领域的文献后重新定义了“核心自我评价”。他们认为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人对自己能力和价值观的最基本评估，对其他特定方面的自我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核心自我评价的因素必须满足评价性、根源性和广泛性这三个条件，不能仅仅是描述性、表面性和狭窄的因素。

贾奇（Judge，2001）指出核心自我评价的基本特质包括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情绪稳定性），以及控制感，这些特质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广泛结构。杰奇（2004）等学者对人格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格特征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核心自我评估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进行的最基本的评价（黎建斌、聂衍刚，2010；Judge and Hurst，2007）。作为一种广泛的人格结构和整体的自我概念，核心自我评价对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人格和社交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李蓓蕾 等，2019；徐悦 等，2017）。

2.2 测量维度

以贾奇为代表的“核心自我评估”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早期从事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大部分学者都同意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由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情绪稳定性）和控制感这四个要素构成。根据上述原因，现有的测评方式主要有两种：间接测评和直接测评。

间接测量是通过组合多个量表的项目来获取最终的评估结果。这种方法首先独立测量核心自我评价的四个特质，然后将它们的分数相加以得出核心自我评价的总分。然而，研究者们发现了间接测量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它容易让人感到困惑，因为它实际上测量的不是核心自我评价本身，而是其组成要素。其次，它的结构可能会引起疑惑，人们不确定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潜在结构还是一个聚合结构。此外，参与者可能对包含大量测试项目的问卷感到不耐烦和疲倦，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和回答。最后，问卷的选择也受到研究者个人喜好和倾向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根据他们的理论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的问卷。

鉴于间接测定法存在一些不足，贾奇等人提出了一种直接测定法，该方法被称为核心自我评估量表。这个问卷包括12个问题，可以直接测量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并已被广泛验证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关于核心自我评价测量工具的选择尚未形成一致的共识。国内学者的研究相对较晚，因此早期的研究者通常采用四个独立的量表来测量核心自我评价。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贾奇等人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表（CSES）更具操作性，因此逐渐成为测量核心自我评价的首选工具。CSES在国内心理学界得到广泛应用，促使国内学者对其进行本土化修订，以适应国内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需要。杜建政（2012）在与贾奇等人合作编写的“核心自我评估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内部一致性和重测的验证，结果证明了该量表的可靠性。该评分是一种自我评价，由10个问题组成，使用利克特点进行评分。经过检验，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指标为0.83，分半信度指标为0.84，表明该量表在内在一致性方面表现良好。

2.3 研究进展

最初，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旨在提供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工作动机等方面更好地预测。在早期的研究中，外国学者以贾奇等人为代表开始关注内在的自我评估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了内在的自我评估与工作满意度以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然而，我国最早对核心自我评价进行研究的吴超荣和甘怡群提出，国内的核心自我评价研究应当针对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从而开启了本土化的核心自我评价研究。

接下来，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两类：大学生和中学生。例如，李昌林和孙庆民（2007）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马利军和黎建斌（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核心自我评价对学业倦怠有一定影响，而陈琴（2019）的研究则表明，叙事取向团体辅导对提高高职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具有积极效果。此外，司徒巧敏（2014）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与学业压力和学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大学生，研究他们与压力、学习、健康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另一类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学生。郭纪昌和叶一舵（2017）认为，核心自我评价有助于促进青少年的个人成长主动性，而黎建斌和聂衍刚（2010）认为高核心自我评价可能形成积极的认知模式，对个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通常情况下，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倾向于具有更强的成功动机、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应对策略，以及对自己能力的高度肯定。因此，他们在生活中通常表现出相对积极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核心自我评价具有较高的后天可塑性，青少年时期是其发展和完善的关键时期（Judge and Hurst，2007）。

3 父母低头行为

3.1 概念界定

“低头行为”（Phubbing）又被称为“手机冷落行为”，这个词汇源自澳大利亚，由“手机”和“冷落”两个词组合而成。它描述了父母在社交环境中过于专注于手机而忽视孩子的现象（丁倩 等，2018）。研究表明，父母的手机冷落行为会引发孩子的负面情绪体验（Stockdale et al.，2018；Xie X and Xie J，2020），降低亲子关系的质量（McDaniel and Coyne，2016）。亲子间的非言语互动通常是情感交流的主要方式，而父母的手机冷落行为导致非言语互动减少，情感交流无法传递（Radesky et al.，2015）。

根据注意资源有限理论（Kahneman，1973），每个人的注意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父母过多地专注于手机，他们就会没有足够的注意资源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与此同时，那些经历过父母手机冷落行为的孩子通常会感到归属感较低（Chotpitayasunondh and Douglas，2018），情感疏离较高（Kim et al.，2013；Steiner-Adair and Barker，2013）。

在手机广泛普及的早期，人们普遍认为手机有助于加强沟通，缩短人际交往的距离，从而克服地理距离对人际交往的障碍。然而，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成瘾的人群不断增加，为了描述手机成瘾对大众的影响，澳大利亚的麦肯携手Macquarie大辞典组织了专家团队，创造了“phubbing”这一新词，并将其收录在Macquarie大辞典的新版本中。如果传统的手机成瘾是指在各种场合中对手机过分沉迷，那么手机冷落行为则特指个体在社交情境中只顾低头使用手机，而忽视了周围的人和事。在当今的手机通信日益发达，无论是在线购物、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甚至新兴的远程控制等技术或产品，都以不同程度吸引着手机用户。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增加，为了获取最新信息或避免错过重要信息，人们通常会频繁查看手机，甚至在特殊的社交场合也如此。这种行为对社交互动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分散了沟通参与者的注意力，破坏了面对面交流的氛围，使他人感到被忽视或冷落。目前，搜索“phubbing”一词时，其翻译可能也包括“低头族”。

一些研究者认为，低头行为融合了多种网络成瘾行为，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交规范”（David and Roberts，2017；Karadağ et al.，2015）。随着对低头行为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研究者发现人们在不同社交情境下都可能出现低头行为（Hertlein，2012；Kadylak，2020；Lemish et al.，2020）。从行为表现的角度来看，不顾他人感受，只专注于手机的使用，即低头查看手机的行为就可被定义为低头行为（Chotpitayasunondh and Douglas，2016）。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角度来看，由于在社交中沉溺于手机使用，导致沟通受到干扰的行为也属于低头行为（Aagaard，2019）。

3.2 测量维度

（1）低头行为测量量表

这个量表最早由土耳其学者卡拉达格（Karadag）等人于研究当地大学生群体的低头行为编制。它包含两个维度：手机痴迷和沟通障碍，每个维度都有5个问题，总计10个问题。这是最早用于研究低头行为的量表之一，为后续低头行为的测量提供了参考（Karadag et al.，2015）。

（2）低头症社会规范感知量表

这个量表由道格拉斯（Douglas）等人于2016年编制。它包含两个维度：个体对他人低头行为的感知程度和个体对他人低头行为的认可程度，共有5个问题。

（3）伴侣低头行为量表

此量表适用于研究伴侣关系，由大卫（David）和罗伯茨（Roberts）于2016年开发。它包含一个维度，共有9个问题。该量表采用李克特5分制评分，其中1分表示“从不如此”，5分表示“总是如此”。分数越高，伴侣间的低头行为问题越严重。

（4）父母低头行为测量量表

这个量表是由丁倩等人（2020）修改自大卫（2016）编制的伴侣低头行为量表，以研究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它包含9个问题，采用Likert 5点评分，其中1表示“从不如此”，5表示“总是如此”。得分越高，表示在家庭环境中，父母的低头行为问题越严重。

3.3 研究进展

研究发现，当性别作为预测变量时，巴尔塔等人（Balta et al.，2020）发现女性更容易表现出低头行为，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可能对智能手机、短信和各种社交软件上瘾，而男性更容易对电子游戏上瘾（Karada，2015）。

年龄方面的研究表明，年轻人更容易出现低头行为，尤其是年轻的成年人。这可能与年轻一代更容易拥有智能移动通信设备，且更频繁地在不同社交场合使用智能手机有关，这与他们的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关（McDaniel and Coyne，2016）。

心理因素也对低头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具有一定神经质或抑郁症状的人，在情绪低落或社交场合感到不自在时，更容易将注意力转向移动设备，从而导致低头行为（McDaniel and Coyne，2016）。此外，无聊和消极情绪也可以预测低头行为。已有研究表明，特质无聊可以预测低头行为的发生频率，即使控制了年龄和地理位置等因素（Al Saggaf and O’Donnell，2019）。消极情绪也是一个积极的预测因素，因为消极情绪高的人更可能通过专注于他们的智能手机来减轻社交环境中产生的不快感（Cochrane et al.，2016）。

错失恐惧是低头行为的另一个重要预测因素。多项研究表明，当个体因为担心错过信息而持续地关注手机，产生错失恐惧时，往往会忽视周围的人和事，从而表现出低头行为（Franchinaet al.，2018）。此外，自我控制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人更难抵制手机的诱惑，更容易陷入低头行为中，即使这会让他人感到不礼貌（友好）。因此，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人更容易沉迷于手机，低头行为表现也更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理因素通常相互交织，例如，错失恐惧较重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高的焦虑、神经质、易怒性，同时自尊水平较低。

4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媒介与家庭生活环境的互动越来越重要。家长如何使用媒体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Johnson and Puplampu，2008）。在家庭环境中，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但在亲子交流时，父母的移动媒介干扰可能会损害亲子关系的质量（McDaniel and Radesky，2018b），并成为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风险因素（McDaniel and Radesky，2018a）。父母低头行为是一种外在情境，表现为父母专注于手机而忽视孩子，这是手机媒体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负面互动。这种行为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Xie et al.，2019；Xie X and Xie J，2020）。实际上，当孩子看到家长低下头时，可能表明他们对家长的不接纳感，这可能增加孩子产生内化问题的风险（Xie X and Xie J，2020）。

作为青年活动的主体，家庭是一个充满活力且互相交流的组织。父母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行为表现。父母的低头行为与他们自身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内向、自卑、神经质、信息错失恐惧和缺乏自控力等个体特征都与父母的低头行为有关（柴唤友 等，2018）。父母的低头行为频率越高，对子女的不良影响越大（张斌 等，2017）。

已有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估与重大人生事件密切相关，并会随着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Judge，2009）。核心自我评估是一个人受他人看法影响的自我概念。尤其在青春期，这一点尤为明显（黎建斌，2010）。家长作为未成年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之一，如果他们对孩子表现出低姿态，孩子可能会感受到被排斥和忽视（Stockdale，2018），因此，对孩子的自尊与地位造成消极的影响（王凯，2020）。这会导致他们对自己的核心评估更低。与高自我评估的人相比，低自我评估的人往往有较低的自尊心和情绪不稳定性（Judge，2001），更有可能产生诸如沮丧和忧虑之类的内在问题。

申昕苑（2022）进行了一项研究，通过使用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基本心理需求满足量表、反刍思维量表和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对811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家长低头与孩子的内在价值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家长的低头行为也会对孩子的内在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的低头行为可能导致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申昕苑，2022）。另外，张永欣（2022）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的低头行为可能干扰了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正常交流，降低了亲子互动的质量（Kildare，2017）。然而，父母和孩子之间交往质量越差，孩子对其自身价值的评估也会变差（Koumoundourou，2011）。此外，父母的低姿态会降低孩子对父母的依赖程度，而孩子的低自尊则会使父母的低姿态进一步降低（Liu，2016）。

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媒介使用模式对青少年的发展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凸显了父母的行为和心理因素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密切关联。

5 讨论

在无线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出现了各种智能化的互联网业务。通过智能手机，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购买商品、分享生活动态、随时获取知识，甚至远距离操作设备。因此，手机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人们开始经常低头查看手机，而难以与沟通对象进行眼神交流。这降低了面对面交往的参与度，并对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品质产生了影响。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经常会看到不分场合玩手机的情况，尤其是当与亲密的人在一起时。在许多中国家庭中，家长常常低头玩手机，忽略了与子女的直接沟通，导致子女感受到家长的冷漠。家长与子女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使子女产生被忽视的感觉，最终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根据王琼等人（2021）的研究，青少年时期被认为是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在成长中表现出强烈的背景依赖和外在依赖。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以自我评价为中心对其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起着关键作用（李晶 等，2011）。此外，与成年人相比，青春期儿童对社会排斥反应更加敏感（Pharoet al.，2011）。研究还发现，不同的教育背景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适应水平有影响，家长的排斥对孩子核心自我评估能力的发展不利（王琼 等，2019）。因此，本文旨在探究父母态度对子女高态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家长的低头行为对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估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家长屈从行为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姜倩云 等，2021）。目前，与家长低头行为和儿童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是否导致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下降（Wang et al.，2020；Xie X and Xie J，2020）。低头行为的家长会影响孩子对家长态度的感知，从而影响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问题（Xie X and Xie J，2020）。此外，家长的低头行为还会影响亲子交流，导致亲子关系恶化，增加孩子患抑郁症的风险（Wang X et al.，2020；Xie X and Xie J，2020）。家长对孩子的冷漠会导致家长的态度迟钝，进而导致孩子的态度消极，孩子更容易沉迷于互联网以满足情感需求，进而产生网络成瘾（Niuetal.，2020）。受到家长电话忽视的孩子通常亲缘质量较低，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活动（如玩游戏）填补缺乏的亲缘需求。因此，父母的低头行为会促使青少年的手机使用。以往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内化行为的关系研究，较少地关注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的核心自我评价发展的负面影响，忽视了青少年期是青少年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发展核心自我评价的关键时期（Liu K，Chen W and Lei L，2021）。

当前尽管手机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而父母低头玩手机也普遍存在，但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首先，在家中尽量限制手机使用的时间和场景，放下手机，更多关注孩子。其次，父母的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和核心自我评估产生了消极影响，这表明父母低头玩手机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持续的负面影响。在家中，父母和教育者应该对孩子给予充分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赵红英．论家庭对青少年人格健康发展的影响［J］．教育探索，2005（5）：2．

[2] Judge T A，Locke E A，Durham C C．The dispositional causes of job satisfaction：A core evaluations approach［J］．Res Organ Beh，1997，19（1）：151-188．

[3] Judge T A，Bono J E．Relationship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traits self-esteem，generalized self-efficacy，locus of control，and emotional stability—with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J］．J Appl Psychol，2001，86（1）：80-92．

[4] Southaii D，Roberts J E．Attributional style and self-esteem in vulnerability to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following life stress：A 14-week prospective study［J］．Cogn Ther Res，2002（26）：563-579．

[5] Pacer W P．The alcoholic employee．Recognizing and treating with sensitive fimness［J］．Jems A Jounal of Em ergency Medical Services，1985，10（5）：26．

[6] 周敏．大学生心理韧性、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4．

[7] 李秋丽，王灵灵，戴秀英，等．宁夏大学生自杀意念与人格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4）：553-555．

[8] 任志洪，江光荣，叶一舵．班级环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11（345）：1106-1112．

[9] 郭玲静，常淑敏，褚跃德，等．初中生核心自我评价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8，32（2）：32-39，124．

[10] 郭纪昌，叶一舵．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希望的中介效应［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15（5）：663-668．

[11] 申昕苑．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的纵向关联：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D］．东北师范大学，2022．

[12] 杜建政，张翔，赵燕．核心自我评价的结构验证及其量表修订［J］．心理研究，2012，5（3）：54-60．

[13] 黎建斌，聂衍刚．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2）： 1848-1857．

[14] 姜倩云，王兴超，刘兵，等．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1）：9．

[15]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16] 刘世宏，李丹，刘晓洁，等．青少年的学校适应问题：家庭亲密度、家庭道德情绪和责任感的作用［J］．心理科学，2014，37（3）： 617-624．

[17] 丁倩，王兆琪，张永欣．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的初步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5）：942-945，896．

[18] 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正常家庭与精神分裂症家庭成员对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5）：198-202，238．

[19] Björnberg A，Nicholson N．The family climate scales—Development of a new measure for use in family business research［J］．Family Business Review，2007，20（3）： 229-246．

[20] 李合群，沈彬．青少年神经症的家庭亲密度及父母教养方式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3）：2．

[21] 阳德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初中生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9（6）：3．

[22] Olson D H，Waldvogel L，Schileff M．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An update［J］．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and Review，2019，11（2）：199-211．

[23] Ginsburg G S，Bronstein P．Family factors related to children’s intrinsic/extrinsic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J］．Child Development，1993，64（5）：1461-1474

[24] Niu G，Yao L，Wu L，et al．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The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trol［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20（116）：105247．

[25] Solecki S．The phubbing phenomenon：The impact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2021．

[26] Xie X，Xie J．Parental phubbing accelerates depression in lat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A two-path model［J］．Journal of Adolescence，2020（78）：43-52．

[27] Judge T A．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work success［J］．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18）：58-62．

[28] Judge T A，Erez A，Bono J E，et al．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Development of a measure［J］．Personnel psychology，2003，56（2）：30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