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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早期的创伤会引起人的不良反应，如应激障碍、消极情绪和攻击行为等，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创伤后成长是心理学家泰德希与卡洪（Tedeschi and Calhoun，2004）提出的，这一概念不断受到关注，从积极的角度来探究早期创伤对成长个体的影响。

然而创伤的种类有很多，并不是每一种创伤都会让个体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变化（张倩、郑涌，2009）。已有的研究中将创伤分为非人为性、不可控的创伤如自然灾害（地震、洪水）、外伤、癌症、军人、贫困等和人为性、可控方面如恐怖袭击（Lev-Wiesel R and Amic M，2003；Joseph S and Linley P A，2005；Laufer A and Solomon Z，2006；Hobfoll S E et al.，2007；Park C L et al.，2008）、犯罪（曹佳佳、曾天德，2012）、家庭暴力、儿童虐待等。大多数非人为不可控的创伤事件中，创伤者会因为事件的发生产生对生活的积极正面的变化；然而，在人为性的、可控因素的创伤事件中，对被伤害者会产生的影响更多是相对消极和负面的变化，如“9·11事件”后人们对外群体的报复心理和攻击行为都很强（安媛媛 等，2014）。生命从创伤开始，也以创伤结束。可以说成长的每一步都由创伤伴随着，没有创伤就不会有成长，但若创伤来自生活中对个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亲人或抚养者，如他们使用了恐吓、忽视、贬损、干涉、纵容等不合理的教养方式，对当事人心理或精神上造成的影响就可能很难治愈，甚至成为永久的伤疤（Garbarino J，1998）。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的个体所受到的创伤属于人为的，可以控制的创伤，这部分个体的创伤后成长机制的研究对儿童创伤前后的可控性干预很有意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认为儿童虐待的关键问题是他们的心理方面受到虐待，心理相对于身体虐待，更易导致儿童的消极变化（Brassard，1993）。在临床中，研究者大部分用泰尔的划分方式（Terr，1989），将心理创伤分两种类型，一型（急性、危险的，如疾病、灾害等）和二型（在人生早期出现，反复的、持续的，家庭虐待或暴力等）。人们已经对心理虐待问题中的焦虑、抑郁、攻击行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消极影响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巴斯科瓦和厄斯特赖希（Barskova and Oesterreich，2009）综述了创伤后成长与疾病中健康指标的关系，发现创伤后成长与患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以及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相关，这些社会环境信息会进一步影响以上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基于这些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1：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与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相关。

通过对现有理论和文献分析发现，社会支持是促进PTG的重要因素之一（Tedeschi R G and Calhoun L G，2004；杨凡、林沐雨、钱铭怡，2010），缓冲器理论模型和主效应理论模型可以分别解释其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因此，社会支持在心理虐待经历与创伤后成长间既可以作调节变量也可以作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是调节一组关系的变量，例如：创伤经历影响创伤后成长，但是如果一个人社会支持好，即使创伤很大，也可能成长得良好，这个时候，社会支持就是创伤和创伤后成长关系间的调节变量。缓冲器理论提出，社会支持可以比较好地缓解个体在遭受压力时的状态，缓解压力事件对人身心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体（Bert，2006）。多项研究支持了缓冲器理论（Nucklls et al，1972；Brown，1975；Paykel，1980；Husiani，1982）。肖水源（1999）认为社会支持是人在遭受压力时可以找到和利用的外部资源，它一边保护着个体，一边维持着个体良好的情绪。泰德希与卡洪（Tedeschi R G and Calhoun L G，2004）在PTG研究中表明，社会支持特别是情感支持，可以强化个体对于创伤后环境的接纳，使人感到被理解和同情，减少孤独感，增加社会资源，促进人们对于生活危机的适应，积极成长改变PTG。而且，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思想沟通的平台，导致对创伤的不同认知，因对创伤的不同角度的新的理解产生PTG（伍新春 等，2014）。

中介变量是链接一组关系的变量，创伤经历影响创伤后成长，创伤经历会导致社会支持不良然后导致个人后期的恢复和成长不良，这个时候社会支持就是创伤和创伤后成长关系间的中介变量。主效应理论提出，社会支持和身心健康是正相关的，社会支持水平高有力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价值感和安稳感，可以预测和控制自己的人生，它积极而有意义。因此可以通过影响社会支持水平的高低来影响身心健康等。例如：离婚、孤儿等传统社会关系受影响的事件都证实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的观点（Kawachi I and Berkman L F，2001），阿哈默德（Ahmad）的血样对比实验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的血液越具有免疫力（Alipour A，2006），沃特世（Waters）的依恋追踪研究表明父母离婚、离世或家庭成员的各种虐待等创伤性事件与社会支持（依恋关系）的变化显著相关；同时，依恋理论认为，抚养者与儿童建立的不安全依恋，会使其与他人在建立良好社会关系上表现不良。因此，本研究推论曾经有过被虐待忽视经历的儿童易表现出退缩、爱攻击等问题行为，从而不被同伴所亲近接受（Shaffer，Yates and Egeland，2009；DePanfilis，2006），受忽视程度越高，儿童受到欺负的程度越高，表现出退缩程度越高，同伴接受度越低，社会支持低，身心健康水平也较低（刘爱书、年晶，2012），即心理虐待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了创伤后成长。

基于以往研究可以发现，从儿童期心理虐待这种创伤的角度考察社会支持对其PTG成长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更鲜有研究在考察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同时，既考虑其中介因素又考虑到调节因素，以探究心理虐待影响PTG的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拟对心理虐待与创伤后成长关系展开深入研究，期望为童年期有虐待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干预、家校支持和团体辅导等提供实证支持。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主效应模型以及泰德希与卡洪（Tedeschi and Calhoun，2004）的PTG模型，本研究提出假设2：社会支持在心理虐待者的创伤后成长间具有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某省大学生被试700人，回收有效问卷为629名，有效率89.8%，其中男生381人，女生248人，被试的年龄范围在21±1.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虐待问卷

包含23个项目，五个维度的回顾性问卷，1（从未）～5（总是）点计分，分数越高心理虐待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37。

2.2.2 社会支持问卷

包含10个条目，三个维度，共10个条目，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4）。本次测量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25。

2.2.3 创伤后成长问卷

共21个条目，五个维度，1（从未）～5（总是）点计分，分数越高创伤后成长的程度越高。此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系数为0.85。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4。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19.0、Amos、Mplus18.0进行数据处理。对研究对象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三个变量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分析三个变量的关系时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Mplus建立的社会支持分别在心理虐待对创伤后成长的调节作用模型和中介作用模型中。

3 结果

3.1 心理虐待与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在对心理虐待与社会支持及创伤后成长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时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数据表明心理虐待与创伤后成长及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在0.249～0.454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表 1 心理虐待与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PTG相关

Table 1 Psychological abuse i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and PTG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3.2 心理虐待与创伤后成长的调节路径和中介路径分析

量表的组合信度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心理虐待、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存在显著的相关，因此采用Mlpus7.0进行模型建构。Bootstrap检验（Preacher K J and Hayes A F，2008）模型表明变量间关系的模型得到了研究数据的支持，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可见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可以对创伤后成长产生总的负面影响，其系数为-0.247，如图1所示。调节作用的系数是-0.034（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达到显著水平（p<0.05），如图2所示。其中心理虐待负向通过社会支持-0.166×0.902=-0.150间接作用于创伤后成长，此时考虑社会支持中介因素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为-0.098。在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对创伤后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中，社会支持中介效应所占总效应的60.7%，如图3所示。

图 1 心理虐待与创伤后成长得结构方程图（**p<0.01）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of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图 2 社会支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

Figure 2 Model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图 3 社会支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3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虐待经历、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心理虐待经历、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负相关，与假设1一致。与前人研究不一致（Bozo，Gündodu E and Büyükaik-olak C，2009；Bluvstein L et al.，2013）。前人研究创伤与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是因为多数创伤是地震、自然灾害等非人为不可控的创伤，并没有从源头上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心理虐待作为一种负性的生活事件，并没有跟受到疾病灾害那样越挫越勇变得更强，而是对创伤后成长总的影响是消极的。分析原因可能是父母或其他养育者（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新生命的忽视、恐吓、贬损、干涉和纵容等不良的教养方式让儿童对人类最初的信任感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了后期的成长和发展。

社会支持在心理虐待和创伤后成长间同时具有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与假设2一致。

本研究数据支持了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及缓冲模型，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Ho S et al.，2011；Keith and Oaks J，2006；Lenore C and Terr，1989）。采用“处境不利一保护因素一适应良好”的资源视角，儿童青少年最重要的三类社会支持来源（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对于童年期受过心理虐待的大学生而言，作为一种外部保护因素，起到调节的作用。社会支持高可以塑造和发展自我弹性，使其从创伤事件的负面影响中产生积极适应，克服危险因素的负面影响，发展的结果比期望的要好，从而达到对现实事件的顺应和成长；社会支持低，能产生更多的退缩性，创伤后的积极改变降低。因为发展得好的受虐待儿童的心理援助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提升他们对创伤性事件的心理韧性（郑裕鸿、范方，2011），更好地整合自己的经历和内部资源，促进大学生对创伤后的自我、他人和世界进行积极的思考，以实现创伤后成长（涂阳军、郭永玉，2010）。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

图 4 社会支持在压力过程中的缓冲作用模型

Figure 4 The buffering effect model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stress process

科恩（Cohen）和麦凯（McKay）等人认为社会支持是缓冲压力的关键因素，可以减轻个体因压力产生的疾病或疾病行为，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社会支持影响个体对潜在压力性事件的知觉评价；若个体知觉到他人提供的社会支持，潜在压力性事件就不会被个体知觉为压力性事件，个体便有足够的信心应付，进而预防压力的产生。（2）足够的社会支持可直接影响人的生理活动过程，起到缓冲的效果；当个体知觉为压力后，足够的社会支持能引起个体对压力的再评价，抑制不良反应或产生有利的调整性反应，从而降低甚至消除压力反应。同时，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思想沟通的平台，导致对创伤的不同理解，从而产生PTG（伍新春 等，2014）。

该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作为遭受创伤的群体，他们会接收到来自外界的政府或非政府的支持援助力量，这些物质或精神层面的社会支持将会在他们的创伤康复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团体干预形式可加强有过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的大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其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其再评价，从而减缓压力对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帮助有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的大学生积极适应。提示心理虐待经历大学生的团体干预可通过同质性群体间的相互支持达到促进其PTG的作用。

本研究数据支持了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及缓冲模型，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伍新春，2014；刘爱书，2012）。一方面，大学生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对创伤后成长有直接负向预测，即童年期受到父母或抚养者的恐吓、忽视、贬损、干涉和纵容的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程度也不高。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他们与父母亲密性的最初评定与他们在中年期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有关（Diamond，2001）。童年期受过心理虐待的大学生通过后来的社会支持对创伤后的成长水平有间接负效应，即童年期受过心理虐待的大学生，亲子关系不良，进而影响了其同伴关系和社会性，也不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资源，低社会支持也就负向预测了创伤后成长，即没有足够的支持去实现创伤后的恢复和成长而受到心理虐待的个体在社会支持上一定是匮乏的，受虐待的个体对模糊的事情更易做出消极的、敌意的解释，社会信息加工方面，经常反刍，充满攻击性，所以同伴关系不良，社会性发展也不够完善，这些都造成其受到社会支持的程度很低，没有温暖支持的个体在进行信息加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对生命、世界积极的感悟，虐待越严重，支持越少，创伤后成长得越不好。社会支持在心理虐待对创伤后成长的负面影响的机制中，所占的比例为60.7%。也就是说，心理虐待对创伤后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中，60.7%是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该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作为心理虐待者的施虐者（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有必要学习如何正确地教养子女，尽可能避免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

5 结论及展望

（1）社会支持与心理虐待经历、创伤后成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社会支持的程度会改变大学生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则社会支持是调节变量。同时，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会影响他们的社会支持程度，而创伤后成长会受到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则社会支持是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在心理虐待与创伤后成长之间既起着中介作用又起着调节作用。

（3）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社会支持作为一个容易干预的变量，既可以缓冲又可以起主效应，为团体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社区服务等提供理论参考，为临床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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