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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际交往作为大学生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大学生的自我和谐与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1]。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产生先于人际交往活动，在个体的人际交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进行人际交往活动前对自身所具备的交往能力及所能达到的交往成效的预期和评估。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影响人际交往活动的内部心理机制，蕴含着两层不同的含义：其一，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的人际交往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其预期交往目标的主观判断；其二，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是否能够完成某一人际交往活动的效能预期[2]。相关研究发现，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一种中介机制，影响着人们的交往动机，能够正向预测人际关系[3]，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活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能够对其人际交往焦虑水平产生影响，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提高有助于改善社交焦虑问题[4]。另有研究表明，高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个体在交往过程的表现更为积极主动，而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个体则出现回避、退缩的交往行为［5］。人际交往效能感有助于调控个体的交往行为，改善人际关系，促进人际交往。因此，研究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如何有效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亲子关系对个体的人格发展与行为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个体的情感连结与自我独立性的建构。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亲子关系是基于血缘或法律关系的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6，7］。鲍比（Bowlby）认为，孩子与主要照料者最初形成的关系模式影响其今后人际关系的建立[8]。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表现与延伸，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对青少年人际交往效能感产生影响[9]。相关研究发现，自我概念的变化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10]。另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对自我分化产生影响，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随着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的程度愈深而愈低，亲子关系良好的青少年能够较好地发展为独立的个体［11，12］。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亲子关系对子女的自我分化水平有着直接影响。

自我分化这一概念是由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奠基人鲍恩（Bowen）提出的，自我分化包含两种能力：其一体现在内心层面，是个体内在人格能够区分理智和情感的能力；其二体现在人际层面，是个体在与他人维持亲密感的同时，保有自主性和清晰自我感的能力［13，14］。自我分化体现的是个体与家庭及他人的情绪依恋、融合状态和自我独立性的程度。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处理好自我与外界的关系，既能平衡好自身的情感与理智关系，保持清晰的自我感，又能维系与家人及重要他人的情感连结，体验亲密感与自主性。个体在早期与重要他人的交往中习得的关系经验对其自我和客观世界的完整印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15]。鲍恩指出，个体自我分化的完成过程与其同父母的关系有关[16]。婴儿与父母的早期交往方式影响其对自我和客观世界的完整印象，青少年在与家庭成员的交往中习得自我和他人的界限，进而建立和发展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17]。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自我分化的个体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出现的情绪与人际困扰较少；而低水平自我分化的个体，则更多地表现出固化的自我，在人际交往中出现更多的社交回避行为，对亲密关系的建立产生苦恼[18]。可见，自我分化的发展水平对个体的内在自我调节和外部社会交往活动具有重要性。

已有研究分别考察了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自我分化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三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定关系，但目前没有针对性地探讨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将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以及人际交往效能感三个变量同时纳入研究，考察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假定亲子关系能够正向预测人际交往效能感，且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探讨，为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2所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测查。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正式量表和问卷1500份，最终回收的有效量表和问卷共1389份，有效回收率为92.60%，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招募的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26（±1.28）岁，其中男生796人（57.31%），女生593人（42.69%）；大一393人（28.29%），大二382人（27.50%），大三325人（23.40%），大四289人（20.81%）。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日本心理学家高木秀明·藤田仁美（1988）编制的亲子关系量表，该量表包括“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支持”“来自父亲（母亲）的人生观、思维方式的影响”“对父亲（母亲）的感谢”“脱离父亲（母亲）的精神独立性”“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压抑”和“作为人生楷模的父亲（母亲）”六个维度，共28个题项。量表采用四点式计分法，其中有两个题项采用反向计分，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在这一方面的亲子关系越良好。我国有学者使用过该量表对亲子关系进行研究［19，20］。此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本研究亲子关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2。

2.2.2 自我分化量表

采用吴煜辉和王桂平（2010）修订的自我分化量表[21]对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水平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与人融合四个维度，共27个题项。量表的计分方式为六点计分法，其中，自我位置维度作正向计分处理，其余维度均采用反向计分，统计结果计算总分，总得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此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6。本研究自我分化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906。

2.2.3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

采用谢晶（2004）编制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22]测量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自我效能感，该问卷包含亲合效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沟通效能、自我价值感、情绪控制效能六个维度，共36个题项。量表采用六点计分法，其中，12个题项作反向计分处理，总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越强。此量表六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56～0.78之间。本研究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0。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 SPSS 26.0 对所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统计内容与方法如下：

（1）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对亲子关系、自我分化和人际交往效能感进行关系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采用海斯（Hayes，2013）[23]提出的 PROCESS for SPSS 插件建立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模型，探究自我分化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所收集的研究数据均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的方式得到，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影响，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收集的所有数据进行检验。将调查问卷的所有条目录入做因子分析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问卷项目的KMO值为0.947，Bartlett检验的卡方值为 70981.299，p<0.001，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旋转后得到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有15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8.21%，小于40%的临界值标准[24]。因此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在性别、年级和专业类型上的差异进行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1.728，p>0.05），但沟通效能（t=2.319，p<0.05）和亲合效能（t=3.288，p<0.01）这两个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在年级（F=1.728，p>0.05）和专业类型（F=1.728，p>0.05）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 1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M±SD）

Table 1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M±SD)

注：***显著水平p<0.001，**显著水平p<0.01，*显著水平p<0.05，下同。

表 2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年级和专业上的差异分析（M±SD）

Table 2 Analysis of grade and major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M±SD)

3.3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对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276，p<0.001），同时也与自我分化呈显著正相关（r=0.201，p<0.001），自我分化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755，p<0.001），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3.4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为因变量，亲子关系各因子、自我分化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进入方程的有亲子关系、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支持、来自父亲（母亲）的人生观与思维方式的影响、脱离父亲（母亲）的精神独立性、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压抑和作为人生楷模的父亲（母亲）。对亲子关系、自我分化和人际交往效能感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根据海斯的方法[23]，使用 PROCESS for SPSS 的Model 4，对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假设检验。为了避免共线性等问题，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中，亲子关系作为自变量（X）、自我分化作为中介变量（M）、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因变量（Y），中介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自我分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fferentiation

从上表的结果可看出，亲子关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交往效能感（b=0.276，t=10.691，p<0.001）；自我分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交往效能感（b=0.729，t=41.394，p<0.001）；当纳入中介变量自我分化时，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虽显著但有所减弱（b=0.130，t=7.355，p<0.001）。在加入中介变量自我分化之前，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预测系数为0.276，而纳入中介变量后，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预测系数减少到0.130，表明自我分化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的大小为0.147。因此，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影响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根据中介检验结果，建立如图1所示的中介模型。

图 1 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4 分析与讨论

4.1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特点

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前对自身所具备的人际交往能力的衡量，影响着个体的人际关系建立。高水平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大学生对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充满信心，能够正确对待并采取合理方式应对人际交往中的困难和问题[22]。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建立高水平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不仅有助于改善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发现，男女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效能感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25]。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男女大学生虽然在性别角色上存在差异，但不同性别角色的个体在关系模式的建立上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因此性别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不会形成显著性影响。专业类型和年级均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没有形成显著性影响，可能是因为个体对自身在人际交往活动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虽然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生面临的任务不同，但随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完善和发展，越来越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因此，不同专业类型和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效能感上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4.2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亲子关系总分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6]，表现为亲子关系越良好，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越高。这种现象可能与亲子关系对子女自我意识、自我评价，以及人际敏感的形成产生影响有关。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在人际交往活动领域的自信心，是对自身与他人的人际交往过程及人际交往结果的自我意识。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个体积极的自我概念和情感连结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10]。在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中成长的子女，能够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和心理品质，对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具有充分的信心，能够与他人进行顺畅沟通，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反之，子女容易形成自卑心理，低估自我的社会交往能力，回避人际交往障碍。

本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与自我分化水平呈密切相关，即亲子关系越良好的家庭，子女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这与亲子关系对自我分化水平产生影响的观点一致[27]。以往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个体独立性的发展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28]。亲子关系是最基础的家庭关系，高质量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子女建立和发展健康的个体自主性、功能独立性和情感连结性。因此，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其自我分化水平更高，更能保持清晰的自我感，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化，并且他们倾向于平衡好自我的情绪和理智，在与他人相处时能够维持灵活的边界感；相反，在低质量亲子关系中成长的子女容易形成低水平的自我分化，其理智和情绪容易受到周围他人的影响，同时，他们既对独自状态感到恐惧，又对亲密感的建立产生焦虑和压力。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水平与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存在紧密关系，表现为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其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也越高。自我分化水平不同的个体对自我在人际交往中所具备的实际能力预期及信心程度存在差异。自我分化水平较高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而自我分化水平较低的个体则倾向于通过人际疏远和情感断绝的方式来调节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反应[29]。高自我分化的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对自我的社交能力充满信心，能够积极解决交往障碍，维持好人际关系；而低自我分化的个体，对自我与他人的界限较为模糊，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足够的自信，对人际敏感，难以调整好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反应，容易出现社交回避行为。由此可见，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可能存在着内在心理影响机制，因此可对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4.3 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亲子关系一方面可以正面、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另一方面亲子关系也通过自我分化的作用间接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大学生的亲子关系越良好，意味着大学生能从关系中获得积极的人际交往体验与社会适应能力[30]，其人际交往效能感越强，反之则越弱；而当个体有着较高水平的自我分化时，能够削弱不良亲子关系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作用。这说明不仅要重视亲子关系质量对子女人际交往效能感建立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关注子女自身的自我分化水平对其人际交往效能感产生的影响。鲍恩提出，自我分化的状态贯穿于个体的一生。自我分化正面、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并在亲子关系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要注重亲子间的良性情感交流和互动模式，营造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子女自我分化水平的培养，引导其发展维系个体化与整体感的能力。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亲子关系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分化在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亲子关系可以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和自我分化水平；当加入自我分化后，亲子关系和自我分化都能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但亲子关系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预测能力有所下降。因此，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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