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武汉; 3.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武汉
“吸猫”(Cat-sniffing)是近年来兴起并风靡全网的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1]。作为一个网络热词,“吸猫”在字面意思上指的是使劲用鼻子去嗅猫的行为举动,实际含义则是指猫主人或其他爱猫人士对猫咪的极度喜爱之情与极端宠溺状态。关于“吸猫”的说法其实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该词最初源于“吸猫体质”,即那些与生俱来被猫喜欢、能够吸引猫的一类人群。然而时至今日,在人与猫的相互吸引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吸引力乃至控制力愈发膨胀,人类逐渐沦为“猫奴”早已在某种程度上变作了不争的事实。
《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我国城镇宠物猫数量增长迅速。截至2021年,家养宠物猫总数已达5806万只,同比增幅19.4%,首次超过宠物犬(5429万只)。而根据《2023年中国宠物行业蓝皮书》的预测,中国宠物猫的数量预计将在2026年底达到1.2亿只。这一趋势主要受到大城市有限的生活空间、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年轻人倾向“宅生活”习惯的影响。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城市“吸猫”行为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期和个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等方面发生变化的表现[2]。还有观点认为,人猫之间形成的所谓“拟情关系”是原子化社会人类情感新的投放渠道,而猫作为一种媒介,也承担了某种人际传播的功能[3]。在文化层面上,当下如火如荼的“吸猫”盛况被广泛视作是一种青年群体的亚文化[1,4-6]。这一现象折射出了如今的年轻人在面对现实生活时独特的情感表达与应对方式。国外有研究指出,猫是一种极易被拟人化的动物,并可以将其用于传递人类的表达和情感。与此同时,猫咪的“蠢萌”特征是其在网络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除了可爱的一面,它们傲慢、轻蔑、淘气和刻薄的“副面”特征又十分符合互联网及其亚文化所深深浸染的精英主义[7]。国内也有研究者认为,对“吸猫”群体的认同实则是一种区分异类、强化同类的圈层文化的体现[3]。
除了来自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吸猫”行为的背后还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诱因。多项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人格特质与他们对宠物的依恋密切相关,而喜欢不同类型宠物的人群在个性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与爱猫人士(Cat People/Cat Person)相比,爱狗人士(Dog People/Dog Person)在外向性、亲和性和尽责性三个维度上得分较高,但在神经质和开放性两个维度上得分较低[8];喜欢狗的人也比喜欢猫的人认为自己更阳刚,并且更看重自己的独立性[9];猫主人和宠物猫的个性甚至存在一定的同配性,特别是在支配性和冲动性等个性维度上[10]。关于“吸猫”心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宠关系(Human-pet Relationship)。研究显示,猫咪对主人的“安慰”会让个体感到自己与宠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11],一些将宠物猫视为自己孩子的猫主人在对待猫的行为上也被发现与人类父母对待子女的行为相类似[12]。在与宠物相处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建立起一段积极健康的人宠关系,从中获得更多的支持、爱与接纳。人宠关系本质上体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联结。情感是一种人类的心理体验,它涵盖了广泛的内心感受,对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当代青年通过与猫咪进行互动以表达某种情感诉求,或许才是导致“吸猫”现象出现并盛行的最深层诱因。大量研究发现,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拥有宠物能够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孤独感,以及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提供积极的主观幸福感[13-15]。还有研究表明,在癌症康复期间,拥有宠物的干预措施可以被用于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16]。由此可见,宠物对人的情感有着独特而深入的影响。那些将“吸猫”视为暂时摆脱现实生活压力以求精神疗愈的年轻人,或许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某种形式的情感寄托。他们通过与猫咪的亲密互动,在收获情感支持和陪伴的基础上得到了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尽管探讨相关变量,比如宠物依恋(Pet Attachment),已有为学界所广泛应用的列克星敦宠物依恋量表(lexington attachment to pets scale,LAPS)[17],但针对“吸猫”这一特定心理行为现象的测量工具目前却尚未有人编制。为了更好地揭示“吸猫”现象及其背后的情感诱因,将这一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定量指标,对其开展相应的心理测量研究就十分有必要。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编制一份“吸猫”情感问卷。该工具不仅可以用来考察和比较各类人群“吸猫”情感的特点及差异,还可以用来检验和发展“吸猫”情感与其他变量可能存在的相关或因果关系模型,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为初步探索“吸猫”情感的独特内涵与适宜维度,本研究首先通过回顾以往文献资料构建开放式问卷。该问卷的具体题目包括四个,分别为:(1)“吸猫”对您的情绪状态有何影响?请仔细回忆您在“吸猫”时体验到的情感变化;(2)在与猫咪进行互动时,您会感受到哪些积极的情感体验?请详细描述;(3)您是否觉得“吸猫”有助于缓解您在日常生活中某些消极的情感体验?请具体说明;
(4)请分享一次特别让您感动或愉悦的“吸猫”经历,并解释为何这一经历对您的情感有如此重要的影响。通过网络平台调查在读高校学生323人,覆盖湖北、广西、重庆、山东和北京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根据受试者的答题时长和回答内容的认真度与可用性,剔除无效问卷53份,得到有效问卷270份,问卷有效率为83.59%(男生占比51.48%,爱猫人士占比83.33%,年龄范围为18~34岁)。借助NVivo 11.0软件对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进行质性分析,通过对文本材料的内容进行赋值、编码转化与概念归类,最后得到三个类别,如表1所示。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吸猫”情感问卷初始版由54个项目组成。
表 1 “吸猫”情感的类别及内容构成
Table 1 Category and content composition of “cat-sniffing” feelings
类别 |
内容构成 |
提升幸福指数 |
很开心、很快乐、心情变好、感到温暖、幸福感爆棚、愉悦之感升腾而起 |
促进心灵疗愈 |
精神放松、安抚情绪、得到安慰、治愈人心、释放压力、能使烦躁的心变得安静下来 |
缓解孤独状态 |
排解寂寞、远离孤单、减少孤独感、情感上的陪伴、缓解不被他人理解的委屈感 |
我们首先邀请两位心理学硕士生对上述项目进行归类,将其区分为“提升幸福指数”“促进心灵疗愈”和“缓解孤独状态”三个类别。然后再请没有接触过先前程序的两位心理学博士生对这些项目做逆向归类,即在充分了解三个类别及其操作性定义的基础上,分别将54个项目归入三个类别当中。根据两者归类是否一致,保留归类一致的项目,删除不一致的项目,最后得到45个项目。随后,我们还邀请了不同年级的十位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填写问卷,目的在于评定问卷的项目在表述上是否易于理解、避免歧义,最终保留39个项目。其中,归入“提升幸福指数”类别的项目有13个,如“‘吸猫’能让我感到身心愉悦”;归入“促进心灵疗愈”类别的项目有14个,如“当与猫咪互动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宁静的”;归入“缓解孤独状态”类别的项目有12个,如“孤独会驱使我主动寻求与猫咪的接触”。无反向计分项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1=非常不赞同;2=稍微不赞同;3=稍微赞同;4=非常赞同),得分越高表明“吸猫”情感体验越强。
样本1:用于初始问卷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哈尔滨和兰州两市随机选取五所高校,通过问卷网(https://www.wenjuan.com)以网络形式调查564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回收有效问卷537份,问卷有效率为95.21%。其中,男生282人,女生255人,本科生287人,研究生250人,平均年龄为22.77±3.50。
样本2:用于正式施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同样借助问卷网调查平台以在线测试的方式在重庆、成都、武汉、济南和北京四市随机面向十三所高校的946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回收有效问卷911份,问卷有效率为96.30%。其中,男生382人,女生529人,本科生739人,研究生172人,平均年龄为21.51±2.92。
采用自编“吸猫”情感问卷(“cat-sniffing” feelings questionnaire,CSFQ)初始版(共计39个项目)对样本1展开预测,进而完成对初始问卷的降维处理。通过对预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由三个维度14个项目组成的正式问卷,随后将其用于对样本2的施测。
采用由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1992)编制的列克星敦宠物依恋量表(lexington attachment to pets scale,LAPS)作为效标量表。该量表由23个项目组成,包括一般依恋(General Attachment)、人际替代(People Substituting)和宠物地位(Animal Rights/Animal Welfare)三个维度。其中第8和21题为反向计分项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2=有些不同意;3=有些同意;4=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对宠物的依恋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2。
使用SPSS 26.0和Mplus 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SPSS 26.0软件实现对数据的描述统计、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检验;通过Mplus 8.0软件完成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对问卷结构效度的考察。
采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CMB)检验。具体方法是对样本2(N=911)中正式问卷和效标量表的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素一共有四个。其中,第一个因素对总方差的解释率只有42.50%,小于海尔等人(Hair et al.,1998)介绍的50%的临界标准[18],据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对样本1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主要包括计算题总相关以及检验是否存在临界比值(critical ration,CR)不显著的项目。首先分析39个项目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题总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且各题与总分的r值也都在0.451以上。其次,根据问卷总分将受试者由高到低排列,并对其进行高低分组。具体而言,将得分排名在前27%的受试者划分至高分组(总分大于126分),将得分排名在后27%的受试者划分至低分组(总分小于107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检验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一题上的差异是否显著。结果发现,不存在任何一题结果差异不显著的情况,说明所编题项的区分度较好,所有项目均可以保留下来做进一步的因素分析。
对初始问卷的39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判断数据是否满足因素分析的条件。结果表明,KMO=0.941,Bartlett球形检验:χ2=2248.701,df=190,p<0.001,适合开展探索性因素分析。接下来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素,并用Promax斜交旋转法求得因素负荷矩阵。参照以下标准对项目进行删除:(1)共同度小于0.30的项目;(2)因素负荷值小于0.40的项目;
(3)多重载荷的项目;(4)项目数小于等于2的因素。基于此筛选过后的问卷共计14个项目,包含三个因素,累积解释总方差的39.76%,如表 2所示。我们以各因素所包含的每项陈述为依据,再结合最初的理论构想,分别将F1、F2和F3命名为“治愈抚慰感”(5个项目)、“孤独感缓解”(4个项目)和“愉悦幸福感”(5个项目)。在信度方面,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0,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也均在0.621以上,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表 2 初始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nitial questionnaire
项目 |
成分 |
共同度 |
||
F1 |
F2 |
F3 |
||
22.当与猫咪互动时,我内心的烦恼能够得到舒缓 |
0.645 |
0.447 |
||
17.与猫咪亲近使我的压力得以释放 |
0.610 |
0.382 |
||
26.有猫咪在我身边可以让我烦躁的心平静下来 |
0.470 |
0.360 |
||
21.“吸猫”给我带来了一种心神安定的感觉 |
0.444 |
0.333 |
||
6.“吸猫”可以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
0.443 |
0.300 |
||
37.每当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总有想去“吸猫”的冲动 |
0.794 |
0.521 |
||
35.即使没有朋友,我也能从猫咪身上获得力量和支持 |
0.509 |
0.354 |
||
30.孤独会驱使我主动寻求与猫咪的接触 |
0.463 |
0.397 |
||
5.对我来说,有猫咪相伴是如此的温暖 |
0.426 |
0.333 |
||
13.“吸猫”会让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好 |
0.759 |
0.493 |
||
4.猫咪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 |
0.650 |
0.473 |
||
12.我认为“吸猫”是我的快乐源泉之一 |
0.568 |
0.385 |
||
2.在与猫咪互动的过程中,我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
0.472 |
0.370 |
||
10.“吸猫”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 |
0.422 |
0.353 |
注:F1表示“治愈抚慰感”;F2表示“孤独感缓解”;F3表示“愉悦幸福感”。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MLE)方法对正式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分别构建不区分维度的单因素模型和依托EFA确定的三因素模型。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良好拟合指标的判断标准(χ2/df<2;CFI>0.95;RMSEA<0.05;SRMR<0.08)[19],如表 3所示,三因素模型相较于单因素模型其拟合指标更优,说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另一个独立样本(样本2)的验证,支持了经由EFA所发现的因素结构,即“吸猫”情感包含三个维度。
表 3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3 Model fitting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χ2 |
df |
χ2/df |
RMSEA |
CFI |
TLI |
SRMR |
|
单因素模型 |
166.582 |
77 |
2.16 |
0.036 |
0.988 |
0.985 |
0.019 |
三因素模型 |
101.423 |
74 |
1.37 |
0.020 |
0.996 |
0.995 |
0.016 |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奇偶分半信度来检验该问卷的信度。如表4所示,问卷总分的Cronbach’s α系数和Spearman-Brown系数分别为0.936和0.933,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01~0.862之间、Spearman-Brown系数在0.804~0.848之间。因此,本问卷的信度较为理想,证明该项测量工具是稳定、可靠的。
表 4 “吸猫”情感问卷的信度检验
Table 4 Reliability test of the CSFQ
“吸猫”情感 |
治愈抚慰感 |
孤独感缓解 |
愉悦幸福感 |
|
内部一致性信度 |
0.936 |
0.862 |
0.801 |
0.842 |
奇偶分半信度 |
0.933 |
0.845 |
0.804 |
0.848 |
本研究将宠物依恋作为“吸猫”情感的效标,效标工具选用由约翰逊等人编制的列克星敦宠物依恋量表。使用样本2(N=911)的数据计算“吸猫”情感问卷总分以及各维度的得分与列克星敦宠物依恋量表及其三个分量表(一般依恋、人际替代和宠物地位)的相关系数。如表 5所示,“吸猫”情感及其三个维度与宠物依恋总分、一般依恋得分、人际替代得分和宠物地位得分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表 5 效标与“吸猫”情感问卷及其各维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criterion, the CSFQ, and their dimensions
宠物依恋 |
一般依恋 |
人际替代 |
宠物地位 |
|
“吸猫”情感 |
0.845*** |
0.820*** |
0.802*** |
0.676*** |
治愈抚慰感 |
0.820*** |
0.795*** |
0.759*** |
0.671*** |
孤独感缓解 |
0.768*** |
0.739*** |
0.758*** |
0.599*** |
愉悦幸福感 |
0.770*** |
0.753*** |
0.727*** |
0.616*** |
注:***表示p<0.001。
开发针对特定心理特质或现象的测量工具是开展后续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工作。本研究从青年群体“吸猫”之风盛行这一社会实际出发,聚焦“吸猫”行为背后的情感诱因并完成了对其维度的初探。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吸猫”情感由治愈抚慰感、孤独感缓解和愉悦幸福感三个维度组成。其中第二个维度反映了“吸猫”对于缓解负面情感的有益作用,另外两个维度则主要体现了通过“吸猫”使得正面情感得以维持与提升的积极意义。该维度的划分结果提炼出在目前的研究阶段下“吸猫”情感最为突出的三个因素,并与开放式问卷的调查结果充分匹配。此外,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三因素模型具有更优的拟合指标,体现了本问卷稳定的因素结构以及良好的结构效度。除结构效度外,我们还对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吸猫”情感问卷与列克星敦宠物依恋量表的总分及其各维度之间均有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本问卷同样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在信度上,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6、奇偶分半信度为0.933;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801~0.862之间、奇偶分半信度在0.804~0.848之间,由此说明本问卷的测量结果稳定性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综上,本研究所编制的“吸猫”情感问卷在各项指标上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青年人“吸猫”情感的心理评估工具。
在问卷或量表的编制过程中,样本选择的偏差往往会限制结果的代表性。为了规避这一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在问卷收集阶段实行的是跨地区的抽样策略,另外我们还将年龄跨度延伸至研究生(最大年龄为31岁),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减小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的样本特征无法完全代表目标总体的局限性,以期提高该问卷在用于其他年轻人群施测时的可推广性。
本问卷的编制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鉴于此前尚未有任何关注“吸猫”现象的操作或量化工具的开发,本研究仅仅是对“吸猫”情感维度的初步探索。首先,由于缺乏大量与“吸猫”有关的质性或量化研究,尽管我们通过开展质性调查并佐以专家意见来设计问卷的题项,但这仍有可能无法囊括所有的潜在因素,导致部分相关内容未能纳入考量,从而影响该问卷对于“吸猫”情感测量的全面性。其次,同样受制于相关研究的空白,我们难以提供一种与“吸猫”情感最为贴切的理论或模型,因此欠缺对其自上而下的理论建构。故本研究基于因素分析所构建的三因素结构是否具有理论上的稳健性,仍有待后续研究的验证。总之,“吸猫”是一个新颖的概念,而“吸猫”心理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赋予了传统人宠关系以新的内涵,并提示我们必须结合当下的社会现状去重新思考这一主题下的心理学问题。未来有必要补充更加丰富的“吸猫”实证研究,特别是依托于该问卷而开展的定量研究,这将帮助我们探究青年群体从“吸猫”中体验到的特殊情感与其人格、社会交往、健康生活乃至生命意义感的复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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