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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2年，古特（Güth）等为了更好地研究讨价还价情境中人们基于预期产生的策略互动，设计出一个简单的双方两阶段分配游戏[1]。他让两个玩家分别作为分配方案的提出者和回应者，提出者决定固定总数筹码如何在自己和陌生玩家（回应者）间进行分配，而回应者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古特将这个过程称为“最后通牒”。回应者的态度对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拒绝意味着双方都不能得到报酬。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博弈的最终均衡为：提议者分配给回应者1单位最小不可分割筹码，而回应者选择接受。实验结果与该假设相悖，回应者会非理性地拒绝不公平的分配。而作为提议者，70%以上被试分配给回应者40%以上的筹码，揭示了当作为博弈的分配者时，人们有着公平主义倾向，这种公平倾向既包括对自己不利不公平的拒绝，也包含对自己有利不公平的拒绝。

1986年，卡尼曼（Kahneman）等在古特博弈范式基础上，强调提出者中存在的公平倾向可能是出于对回应者拒绝的恐惧而非真正的公平偏好。古特研究中90%的回应者会拒绝筹码低于40%的分配。为此，他们在实验2中改进古特的博弈，剥夺回应者拒绝的机会，让提出方作为独裁者选择公平方案（等分$20）还是利己方案（留给自己$18）[2]。结果发现，在完全匿名以及缺少报复性回应的情况下，76%的独裁者选择了公平分配，即在无需考虑他人决策情况下，大部分人会拒绝利己，追求公平。

以上两篇经典研究揭示：在社会分配情境中人们存在着对公平的偏好。面对陌生的分配对象，作为处在有利地位的方案提出者，人们倾向于追求彼此公平的分配，即使这种公平主义意味着放弃更多的利益。即人们对有利不公平存在厌恶。之后30年来，经济学、心理学大量研究运用经典博弈或博弈变式为这种公平利他偏好提供实证支持［3-5］。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儿童早期便能够拒绝高于同伴的分配［6-8］，为现实成人世界存在的有利不公平厌恶提供发展依据。

双系统理论的提出是对人类偏离规范行为理性、非理性之争的一种回应。斯坦诺维奇（Stanovich）等从已有的启发法和偏见文献出发，通过一系列经典任务的实证研究，从个体差异角度破除人类认知无限理性假设的狭隘性[9]。试图用推理的双过程理论来解释不同任务中个体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

简单概括，双系统理论涉及个体在决策和判断行为中的两种思维模式，分别为进行无意识自动加工的快系统和需要较多注意控制的慢系统。前者表现为快速的直觉反应，非完全理性含有偏见，不需要消耗认知能量；后者表现为慢速的主动思考，需要消耗认知资源。作为对立的认知加工方式，两系统在个体决策行为中通常以其中一种形式出现，慢系统可以监督和控制思想活动，抑制快系统的结果。区分两个系统的显著标志是所需要的时间［10，11］。

双系统的不同特点决定了研究行为直觉反思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通过测量被试固有的理性直觉能力和倾向来对行为进行预测[12]；另一方面，通过操作概念启动、时间限制，以及认知负荷等方法来控制个体的理性加工过程。概念启动方法是让被试写下经历过的受直觉引导进入正确方向的情景或是经过理性思考进入错误方向的情景；时间限制操作包括要求被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决策的“时间压力”条件和要求被试尽可能审慎决定的“时间延迟”条件[13]；认知负荷操作是指在实验前让被试完成消耗认知资源的判断任务，来促进被试在接下来任务中的直觉反应[14]。

基于双系统理论，考察社会交互行为是直觉的还是反思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行为背后的认知加工机制。兰德（Rand）等开始将关注点放在社会交互中的合作行为，试图回答个体是直觉地追求合作还是直觉地追求利己[15]。十项研究结果显示对合作的追求是一种直觉反应。兰德认为可能是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鼓励合作行为，而个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交互习得合作努力带来的长期效益，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直觉反应。后期的研究发现合作是否是直觉需要一定的限制条件，即直觉—合作效应只出现在那些信任日常交互伙伴的个体身上，并且他们通常身处鼓励合作的社会环境中[16]。提示人际关系对于回答“合作是否是直觉的”这一问题非常重要。

公平作为社会互动中一种重要的行为倾向，也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基于双系统理论，探讨不公平厌恶（尤其是涉及积极公平的有利不公平厌恶）是一种快速直觉反应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已有的证据存在矛盾。埃利兰（Eliran）等在分配前通过认知控制任务让被试自我“损耗”来促进直觉反应，发现自我损耗状态下的被试，作为最后通牒博弈的提出者时表现得更加公平，而在缺少回应的独裁者博弈中表现得更加利己，这一结果说明，对有利不公平的厌恶只有在回应者有权利拒绝分配方案而使提议者收益受损时才是一种直觉反应，提示这种直觉反应更多的源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17]。但是，舒尔茨（Schulz）等让处在高低认知负荷下的被试完成系列独裁者分配，认知负荷被用来减少反思。结果发现相比低认知负荷条件，高认知负荷下被试表现得更加慷慨，更多选择公平而非有利的分配方案，有这一结果支持了对有利不公平的厌恶可能是一种直觉反应[18]。哈尔森（Hallsson）等回顾了经济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对公平直觉反思加工的研究，认为在有利不公平厌恶结果上的差异很大程度受不同实验方法以及分配数额大小影响[19]。在分析产生不同结果原因时，他们参照社会启发假说并对其加以扩充。提出如果个体倾向于相信彼此未来会继续互动，那么即时地维护公平就可能得到回报；暂时牺牲自身利益维护公平的直觉反应也可以表达个体未来与之结交的意愿，并且这种交往能够提供长期收益。也就是说，研究者将公平直觉、反思之争的关键引向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期待在未来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若该假设成立，越期待与他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个体越有可能发展出反对有利不公平的直觉反应。前人研究结果的矛盾也可能是因为并未考虑这一人际关系因素所导致。但是，目前尚未有实证依据证实这一观点。

与他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意愿是描述个体自我构念的重要特征。因此本研究从自我构念的角度出发，探讨个体对于有利不公平的厌恶是否是直觉反应。自我构念研究来自不同文化中对自我概念的探讨，其关注的核心是个体相对于集体如何定义自我。大量研究的普遍结果为：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强调自我的独特性；而东方文化以集体主义为重，强调与他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自我构念理论认为个体具有独立和互依两种不同的倾向，分别对应不同的自我表征方式。前者多通过个人内在特质（能力和偏好）表征自我；后者则强调追求良好人际关系，以社会交往为背景表征自我［20，21］。个体的自我构念也可以通过实验操纵临时改变，例如让被试阅读含有“我”或“我们”的短文，短时间启动个体的独立型或互依型自我构念，从而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22]。研究中常以此方法探讨自我构念对其他行为的调控作用。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有利不公平厌恶是直觉还是反思”这一问题尚不明确。探讨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的一个潜在影响因素是个体与他人构建人际关系的意愿。从对人际关系态度的角度思考公平是直觉的还是反思的，自我构念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本研究试图通过独立、互依两种自我构念思维来探讨有利不公平拒绝是直觉还是反思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一方面，有利于从文化视角，理解公平背后自我的心理机制，以及更好地解释这种有利不公平厌恶在快、慢思考上的差异；另一方面，能够扩充自我构念在亲社会行为作用上的认识，了解不同的自我概念文化是否可以促进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做出亲社会的选择。或许可以为不同群体面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决策判断提供文化解释。

2 方法

2.1 被试

线上招募大学生被试103名。剔除无效数据13份后，实际被试量90，男44，女46，年龄21.3±3.1岁。

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自我构念：独立、互依）×2（时间限制：压力、延迟）×2（分配：有利不公平、公平）的混合实验设计。自我构念启动和时间限制为被试间变量，不同分配方案为被试内变量。在随后的独裁者博弈中，有利不公平分配方案涉及（1，9）（2，8）（3，7）（4，6）（括号中前者代表分配给被试的报酬，后者代表分配给同伴的报酬，下同）；公平分配方案涉及（5，5），同时，为了保证分配方案的连续性，我们加入（9，1）（8，2）（7，3）（6，4）为填充任务。在实验中，（5，5）方案会重复两次，每名被试一共需要对10轮方案做出判断。

实验考察的因变量为有利不公平拒绝率（AI拒绝率）。

2.3 实验材料和程序

实验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采用E-prime2.0.10.182进行编程和实验，使用SPSS 23.0进行数据处理

2.3.1 启动材料

Utz通过暂时性地启动被试突出的自我构念思维来探究合作行为是否会受其影响[23]。该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暂时启动的自我构念思维类型与被试原本的自我构念特质发生冲突时，启动是否还有作用。但许多研究表明，启动可以暂时地令某种特质处在优势地位。例如，博斯（Bos）等对被试进行反本文化启动操作（对个人主义文化被试进行互依型自我构念思维启动；对集体主义文化被试进行独立型自我构念思维启动），发现启动操作对被试的相对剥夺和满足产生了可靠影响。足以证明暂时性启动可以激活被试某种倾向[24]。

研究采用Wang提出的代词启动材料——六篇关于旅游的短文[25]。三篇使用单数代词“我”作为启动独立自我构念的目标词；三篇包含复数代词“我们”作为启动互依自我构念的目标词（独立自我构念启动三篇，互依自我构念启动三篇，两两配对）。启动刺激与之后的博弈任务一起由E-prime2.0 软件实现。每篇短文包括25个句子，每对短文包含同等比例的代词句子（第一对：6句、7句；第二对：11句、12句；第三对：9句、8句）。

2.3.2 自我构念量表（SCS）

自我构念量表中文版（self-construal scale，SCS）分为两个维度：独立、互依［26，27］。每个维度包含12道题目。例如：独立维度的“我在家里和学校都是同样一个人”“对于刚认识的人，我喜欢很直率地和他们相处”；互依维度的“为了我所在的团体，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在升学、择业方面，我应该考虑父母的建议”等。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 0.74、0.70。

2.3.3 理性—经验量表（REI-40）

研究使用中文版大学生理性—经验思维方式量表，量表为5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28，29］。包括理性思维方式和经验思维方式两个子量表，其下又各自分为能力和思维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有10个项目，总量表共包括40个项目，其中有19个是反向计分项目。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0.90，分量表的信度在0.79～0.84之间。

2.3.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前，被试完成SCS与REI-40两个量表。之后进行启动任务和分配任务实验。

启动任务要求被试逐句、完整阅读一段文字。独立型启动材料要求被试在阅读句子的同时判断是否出现“我”；互依型启动材料要求被试判断是否出现“我们”，并作出相应的按键反应。每句话呈现4s，被试被告知当看到关键词时便可进行按键反应。启动刺激全部呈现完毕后，会进入问题界面，被试需要就刚才阅读的短文回答两个小问题，用来检测被试是否认真、完整阅读实验材料，同时也是启动效果的检测指标。

启动任务结束后，被试进入分配任务。研究为被试营造一个多人同时进行博弈的情景，实际上每轮被试面对的是程序设定的组员编号。研究给所有被试匹配的编号为“二号”。任务共进行10轮，被试也将以“二号组员”身份完成十轮实验，每轮决策中都会为被试随机匹配另一名成员，同时随机呈现该轮分配方案（同伴以编号的形式显示），在每一轮任务中，被试作为分配方案的决定者对实验给出的总数固定（10个筹码）的分配方案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接受筹码会按照该方案在被试与匹配组员间进行分配；选择拒绝则双方本轮收益为零。十轮任务完成后，被试需要完成一个小调查，其中包括两道分配任务理解问题“如果分配方案中，你得到5，而你选择接受，我将得到_______；对方将得到________.”（正确答案：5，5）和“如果分配方案中，你得到7，而你选择拒绝，你将得到________；对方将得到_________.”（正确答案0，0）。在被试的视角报酬是由 “同时进行的多人分配博弈”结果按照一定比例计算得到，并且知晓1个筹码=￥0.2的换算比例。被试最终的实验报酬由实验参与费￥8和额外报酬组成。额外报酬的计算方法是从十种分配方案中随机选三组按上面的比例计算得出。

根据兰德的研究，将理解问题放置在分配任务之后而非实验开始之前，避免让被试在决策之前处于反思的心理状态[30]。在事后问卷中设置两个问题，即“每一轮中，我都在和不同的人进行分配”“每一轮中，我的决定会影响我和对方的收益”，让被试进行五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前一项问题考察被试对分配情景的信任程度，后一项问题考察被试是否拥有对分配结果的控制感，来确保在博弈中公平偏好是否发挥作用[31]。

另外，通过时间限制操作控制被试的直觉、反思反应。该操作分为两种条件：时间压力和时间延迟条件。时间压力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间被限制在5s之内；时间延迟条件下被试被要求至少思考10s作出反应[32]。为了更好实现该效果，在指导语中告诉被试如果实验结果不符合时间要求将无法得到报酬。同时，在时间延迟条件下，每轮博弈决策界面前的分配方案呈现界面会持续10s，期间被试不能通过按键进入下一界面。

3 结果

3.1 情境设置有效性分析

第一个理解性问题的平均正确率为100%；第二个理解性问题的平均正确率为98.9%。倾向于相信每一轮都在和不同的人进行分配的被试比率为92.2%（5点评分结果大等于3，下同）；倾向于相信每一轮中的决定会影响自己和对方收益被试的比率为96.7%。说明大部分被试相信自己身处多人共同决策的实验情景，并且很好地理解了博弈任务。

3.2 不同自我构念启动和时间限制组AI拒绝率差异分析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实验中75名被试（总被试的83.3%）接受了全部的利己分配，即使是极端的（9，1）。特别地，将填充任务中的不利不公平分配结果纳入分析，发现面对不利分配，76.7%的被试会选择拒绝，完全接受的被试有21名（23.3%），间接证明了损失厌恶的存在。Fehr曾构建数学模型，通过计算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和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来模拟现实生活中不同博弈情况，发现相比于有利不公平，不利不公平让被试体会到更多不公平感，负性偏离结果（因损失带来的厌恶）心理效用在绝对值上强于正性偏离结果（因处于优势产生的厌恶）[33]。

接下来，为了回答自我构念是否会影响不同时间限制条件下被试对不公平的反应。将自我构念、时间限制作为自变量，有利不公平拒绝率作为因变量进行2×2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构念的主效应不显著［F（3，86）=0.22，p= 0.64］，时间限制的主效应不显著［F（3，86）s = 0.16，p=0.69］。两者交互作用显著［F（3，86）=5.576，p=0.02］。

图1 AI拒绝率四组交互作用图

Figure 1 AI rejection rate four group interaction graph

3.3 SCS与REI-40量表结果分析

自我构念不同维度对应着个体不同心理特质，在分析自我构念启动对拒绝率影响的同时，不可忽视个体本身自我构念特质水平；同样，直觉反思的不同信息加工过程表现为个体日常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实验可以通过时间限制地让被试暂时处于或直觉或反思的认知状态，但无法控制个体固有的理性、经验思维倾向，其是否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明确。为解决该问题，我们计算被试SCS量表与REI-40量表的得分情况。分别得到SCS独立子量表、互依子量表得分情况（Ind、Int）；REI-40理性思维方式量表、经验思维方式量表得分情况（Rational、Experiential）。并将四组得分作为潜在因变量，自我构念和时间限制实验操作作为自变量进行同样的2×2方差分析，分别看不同得分在组间有无差异。结果发现，自我构念的主效应不显著［F（3，86）=0.063和F（3，86）=2.573，
Ps>0.1］；时间限制主效应在REI量表得分上不显著［F（3，86）=0.54和F（3，86）=0.97，Ps>0.3］；在SCS独立分量表得分不显著［F（3，86）= 0.171，p>0.6］，但是在互依分量表得分上显著［F（3，86）=5.229，p<0.05］。两者交互作用在SCS独立、互依两个分量表得分上不显著
［F（3，86）=0和F（3，86）=2.401，Ps>0.1］，在REI-40理性思维分量表得分上不显著［F（3，86）=2.022，p>0.1］，但是在经验思维分量表得分上显著［F（3，86）=4.727，p<0.05］。对出现差异的量表得分进行事后比较发现，独立思维启动下，直觉组的Experiential得分显著高于反思组（p=0.007）；时间限制条件下，互依组的Int得分显著高于Ind组（p=0.026）；时间延迟条件下，互依组的Experiential得分显著高于独立组（p=0.011）。

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两个分数是否影响主要实验结果，重复刚才的2×2二因素方差分析，分别将Int分数与Experiential分数作为协变量纳入方差分析中，观察他们是否影响自我构念与时间限制在AI拒绝率上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自我构念和时间限制交互作用依旧存在并显著［F（3，86）=4.481和
F（3，86）=5.66，Ps<0.05］，即被试在量表得分结果上的差异不足以影响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主要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互依启动促进个体拒绝有利不公平的直觉反应，即使个体本身的经验思维水平很低；在要求被试通过反思决策时，经验思维水平高分者变得更加利己；要求被试尽可能做出直觉反应时，互依子量表得分高者更多地追求公平。

4 讨论

4.1 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启动被试的独立、互依的自我构念状态，通过时间限制方法操控个体的直觉或反思思维方式，采用独裁者博弈范式构建有利不公平情境，以对利己不公平的拒绝率代表个体维护公平的意愿，考察何种思维方式下（直觉或反思）被试对利己不公平的拒绝率更高，即可反映对于公平的维护是直觉的还是反思的。按照假设，自我构念会调节个体追求公平的直觉反思反应，并且互依型自我构念会促进拒绝行为的直觉反应，也就是在启动互依型自我构念思维下，个体会在时间压力下更多地拒绝利己分配。

研究发现，相比启动独立自我构念思维个体，启动互依自我构念思维个体会更加直觉地拒绝利己分配；而在独立自我构念思维下，个体会更加直觉地追求利己。从而得出，自我构念存在着对拒绝有利不公平直觉、反思反应的调节作用。

根据哈尔森的观点，公平的直觉反思之争需要考虑个体与他人构建和谐关系的意愿，受到长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越期待与他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个体更可能发展出反对有利不公平的直觉反应［34］。普罗茨科（Protzko）的研究也发现时间压力下，个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原因是符合社会期待[35]。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通常符合人们的社会期望，而互依型自我构念强调与他人的关系构建，在面临利己与公平的抉择时，拒绝有利不公平有助于维系未来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假设，在追求良好人际关系的互依思维下，个体会倾向于直觉地拒绝有利不公平。反之，在独立型思维下，拒绝有利不公平更可能是反思的结果。

特别地，本研究考察了被试固有的自我构念特质与理性经验思维特质水平，发现量表结果辅助支持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本身倾向于理性思维的个体在互依自我构念启动下更加直觉地追求公平，而倾向于直觉思维的个体在独立自我构念启动下更直觉地追求利己。虽然发现互依启动下直觉追求公平的个体固有的互依特质得分较高，但其不足以撼动互依启动操作对结果的影响。

4.2 研究贡献

Utz发现启动互依思维个体会更多地追求合作，从而证实不同的自我构念思维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我们将目光转向同属亲社会领域的公平行为，想要从双系统理论视角探究对公平的追求是直觉还是反思，但已有结果相互矛盾[36]。哈尔森等在总结了大量关于公平认知加工直觉反思探讨的研究后提出个体对人际关系看重程度或许是影响公平直觉反思加工的关键，而自我构念是涉及人际关系的很重要的自我概念范畴[37]。本实验结果证实了自我构念对公平直觉反思加工的调节作用，揭示个体对人际关系和谐的看重程度能够影响是直觉还是反思地拒绝利己，追求公平，并为该方向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

从自我构念出发解释个体追求公平是一种直觉还是反思的问题也可以引申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是更倾向于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还是个人利益的积累，而且这极大程度受到个体所处社会文化影响。按照社会启发假设，在更看重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里，个体更倾向于习得追求公平的直觉反应，并且能从未来良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利益；相反，在更看重个体成就而非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对公平的直觉追求未必能获得期望的回报，从而容易发展出对利己的直觉追求[38]。这或许可以解释不同文化人群在面对不同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上的态度，例如在此次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发挥出以往抗震救灾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无论是作为集体的企业、工厂、各省物资管理部门，还是作为个体的医院人员、科研人员、建设人员等都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来维护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这是很多秉持着个人主义西方国家难以完成的事情。其不同程度亲社会行为背后，自我构念的作用不可忽视。

4.3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自我构念在公平直觉反思加工中的调节作用。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实验拥有的被试量较少，分配到各组时不够随机，没有很好平衡不同组内个体个人特质得分，这也是Int、Experiential子量表得分在组间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另外，本实验采用网上实验形式，对被试的指导通过网络远程完成。一方面无法实际控制被试实验中的行为，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实验操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缺少真实人际互动的情况下，被试表现得更加利己，虽然自我构念调节了个体对有利不公平的拒绝，但整体上个体倾向于接受有利分配，相对不利分配而言。虽然事后调查显示大部分被试相信自己处在多人博弈情境中。实验后对个别被试进行询问，发现“如果在面对面的博弈互动中”，他们倾向于拒绝极端利己的分配；而问道“如果你的分配对象是朋友时”，会有更多被试选择拒绝利己分配。在之后的实验设计中需要对此进行完善。

基于此，提出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一方面，通过提高样本量平衡各组被试自身特质的差异来检验自我构念对公平直觉反思加工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神经影像学方法探究不同自我构念启动下被试进行公平决策时的生理机制，帮助解释这种直觉反思加工上的差异。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自我构念有力调节了个体拒绝有利不公平的直觉反思加工。互依思维个体更倾向直觉地追求公平，而独立思维个体更倾向直觉地追求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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