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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的欺凌是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由一个或多个学生集中持续地故意伤害或破坏某个或某些学生的财物、身体和心理等，造成受欺凌学生肉体上和精神上痛苦的行为[1]。随着校园欺凌越来越普遍，社会越来越关注这一现象，在不同媒体上对此进行报道。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全球校园欺凌报告，当前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青少年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2]。2021 年 6 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机制”[3]。

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4]。欺凌者为了降低自己的负罪感，会遮蔽自身行为的反社会性，撇清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降低道德标准，从而减弱欺凌行为和道德意识的内在冲突；在道德推脱的作用下，欺凌者会屏蔽自己的情感功能，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感受整件事情的发生，表现出道德冷漠，不顾及他人感受，以欺负受害者为乐[5]。

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教导青少年正确的行为规范，教导他人如何尊重他人，学会公正处事，这些价值观能帮助青少年认识到校园欺凌的不正当性，减少欺凌的发生。家庭和校园欺凌的相关研究，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现在更多聚焦于家庭经济地位方面，缺乏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探讨。本文探讨影响校园欺凌的内外因素，丰富校园欺凌的研究，并为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校园欺凌三者分别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其次，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校园欺凌存在显著的两两相关。最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图1 构思模型图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diagram

1 研究1：问卷研究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国内中学为研究样本。在研究开始前，首先向学生说明研究目的及调查方式，并保证调查是匿名的，以及研究结果只是科学研究之用，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研究采用了问卷星发放的方法，总共发放了307份，回收问卷后，根据问卷回答的完整性、前后矛盾和逻辑性等标准，进行了筛查，最后获得了224份有效问卷。

图 2 年级频率图

Figure 2 Grade frequency chart

图 3 学生成绩满意程度频率图

Figure 3 Frequency chart of student satisfaction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表 1 被试者的人口学变量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subjects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均来自国内期刊已发表的文献。量表均采用了李克特5点计分法，其中1点表示“非常不符”，5点表示“非常符合”。

1.2.1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采用龚艺华[6]开发的21个条目的量表。父母教养方式由五个因素构成：专制型教养方式、信任鼓励型教养方式、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溺爱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经典条目如“我能从父母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父母经常鼓励我要不断有所进步”。本次研究把溺爱型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分为消极型教养方式；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和信任型教养方式分为积极型教养方式，进行统计分析。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8。

1.2.2 青少年道德推脱量表

青少年道德推脱问卷，本研究选取由吉安·卡普拉拉（Caprara）[7]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共32个条目，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5。典型条目如“当所有人都违反规则时，就不应该责备个体”。

1.2.3 校园欺凌问卷量表

校园欺凌问卷，采用邱小艳[8]修订的欺凌参与行为问卷（BPBQ），分为5个量表：欺凌行为、协同欺凌行为、受欺凌行为、保护行为、置身事外行。该量表共包含50个条目。典型条目为“我曾捉弄（嘲笑）过其他同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4。

1.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了IBM SPSS Statistics 26 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具体的统计方法包括相关性分析、Bootstrap中介分析等。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Podsakoff等人的建议，对测量数据进行了Harman单因子检验，同时对所有问卷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共得到19个特征值大于1的潜在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0.881%。一般认为，如果得到多个因子，并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小于40%，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2 校园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在人口学上的差异比较

2.2.1 校园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在父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父亲的文化程度在校园欺凌和道德推脱有显著差异，在积极的教养方式和消极的教养方式上没有显著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校园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在父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father’s cultural level in campus bullying, parenting style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注：*p<0.05，**p<0.01，***p<0.001。

2.2.2 校园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在母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母亲的文化程度在消极教养方式上有显著的差异，在积极教养方式、校园欺凌和道德推脱没有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校园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在母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Table 3 Differences in mother’s cultural level in campus bullying, parenting style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注：*p<0.05，**p<0.01，***p<0.001。

2.2.3 校园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在身体健康上的差异

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身体健康在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校园欺凌和道德推脱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校园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在身体健康上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health between campus bullying, parenting style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注：*p<0.05，**p<0.01，***p<0.001。

2.2.4 人口学变量、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和校园欺凌的相关分析

人口学变量、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道德推脱和校园欺凌的均值、标准差和两两之间的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身体健康和校园欺凌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积极教养方式和校园欺凌是显著的负相关；消极教养方式和校园欺凌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和校园欺凌呈正相关。家庭经济、身体健康和积极教养方式呈负相关；身体健康和消极教养方式呈正相关；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道德推脱呈显著的负相关。父亲的文化程度和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身体健康和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家庭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呈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都和道德推脱、校园欺凌呈相关关系，所以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和校园欺凌两两之间均显著相关，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variable

注：*p<0.05，**p<0.01，***p<0.001。

2.3 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的回归分析

校园欺凌是因变量，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是有显著性，积极教养方式负向影响校园欺凌，消极教养方式正向影响校园欺凌；以道德推脱为结果变量，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对道德推脱有显著性，积极教养方式对道德推脱有负向影响，消极教养方式对道德推脱有正向影响；以校园欺凌为因变量，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具有显著性。校园欺凌和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之间是相关显著，在它们之间加入道德推脱后，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和校园欺凌之间的回归系数明显下降（积极教养方式的非标准化系数从-3.974降低到-3.126；消极教养方式的非便准化系数从3.408降低到2.924），结果如表6所示。父母教养方式包括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因此，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校园欺凌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 6 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道德推脱和校园欺凌的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6 Line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ampus bullying

注：*p<0.05，**p<0.01，***p<0.001。

2.4 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了哈耶斯（Hayes）编制的SPSS宏中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一步分析道德推脱在家庭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积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直接效应为-0.197，置信区间为-0.321、-0.074，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直接效应显著；道德推脱在积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中间接效应应为-0.047，其置信区间为-0.123、-0.01，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说明道德推脱在积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中介效应显著，结果如表7所示。

表 7 道德推脱在积极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7 The mediating tes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campus bullying

结果表明，消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直接效应为0.227，置信区间为0.075、0.379，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直接效应显著；道德推脱在消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中间接效应应为0.037，其置信区间为0.006、0.078，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说明道德推脱在消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中介效应显著，结果如表8所示。家庭教养方式包含了积极教养方式何消极教养方式。由此可见，道德推脱在家庭教养方式和校园欺凌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 8 道德推脱在消极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8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campus bullying

3 研究2：访谈

3.1 研究方法与对象

于2023年11月对被试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9人单独访谈，其中3人是心理老师，其访谈方式与学生相同，本研究对相关内容梳理分析、提炼总结。

表 9 欺凌者信息

Table 9 Bully information

表 10 旁观者信息

Table 10 Bystander information

表 11 心理咨询老师信息

Table 11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information

表 12 访谈内容

Table 12 Interview content

3.2 调研结果与分析

3.2.1 欺凌者只关注自己感受

通过对欺凌者、旁观者和心理咨询老师的访谈发现，欺凌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受，忽略其他人的感受，欺凌受害者。如欺凌者提道：“欺负其他同学能让我收获满足感和成就感”“我觉得在欺负其他同学的时候能给我带来快感”“我不会去想欺负的同学的感受，我只会考虑我自己，我觉我自己舒服了、愉快了就行”。

旁观者和心理咨询老师也提到欺凌者的感受，例如：旁观者认为欺凌者是为了成就感和优越感，欺凌其他同学。心理咨询老师在访谈中说道：“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快感和满足感，不顾及他人的痛苦和伤害。”

忽略别人的感受，促使道德推脱的产生，降低欺凌者自身的内疚感，从而使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与安龙等人[9]的研究一致。

3.2.2 欺凌者和受害者使同一人群

访谈中发现，有些欺凌者是从受害者中转变而来，欺凌者谈道：“我一般只欺负在校内公然挑衅过我的人。”

心理咨询老师明确指出：“欺负别人的孩子和被欺负的孩子，可能经常是同一群人。”这和邓翔等人［10］的研究结果一致。

3.2.3 父母教养方式影响校园欺凌

在旁观者和心理咨询老师的访谈中，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访谈中的老师和学生也是这样认为的。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青少年的成长；消极的教养方式，会使青少年性格产生偏激和缺乏同理心。如旁观者在访谈中谈道：

欺凌者有可能因为有心理方面的缺陷，家庭教育的缺失，从小没有培养正确的三观，也有可能使因为自卑，想要通过欺凌的方式来平衡自己的心理。

可能是家庭的影响，每个欺凌事件背后都是几个不堪入目的家庭。

心理咨询老师强调：“青少年被父母忽略、情绪未得到重视，甚至在家庭中常被父母虐待，以至于认同对待自己的方式，并无意识中用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重视身体力量，行为易激惹，情绪不稳定。”由此可见，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着欺凌的发生。这一结论与赖运成等人[1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4 讨论

本研究以道德推脱为中介，探讨了父母的教养方式如何影响校园欺凌。研究1（问卷调查）发现：首先，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校园欺凌三者分别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其次，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校园欺凌之间是两两相关；最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2通过访谈，结果证实了：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影响着父母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同时，父母的教养方式直接影响着校园欺凌。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校园欺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积极教养方式对道德推脱有负向影响，消极教养方式对道德推脱有正向影响。乔丹·彼得森（Pelton ）等人[12]指出在充满父母关爱的家庭教养方式下成长的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发生的概率会比较低，而在长期受到父母控制、要求孩子对父母权威绝对服从的家庭教养方式下成长的青少年道德推脱发生的概率会比较高；父母对青少年的关怀程度越高，他们进行道德推脱的可能性越低。张丽[13]指出父母常采取积极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与理解关心能够降低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拒绝否认、干涉等消极的教养方式会使大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增强孩子道德认同和移情能力，进而减少孩子的道德推脱；消极的教养方式没有给予孩子正确的道德观念，导致孩子容易产生道德推脱。

本研究还发现道德推脱和校园欺凌之间是显著的。珍妮特·希布利·海德（Hyde）等人[14]指出高道德推脱的青少年会有着更多的攻击行为。基尔斯廷·巴奇亚（Barchia）和凯·布西（Bussey）［15］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攻击效能感）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之后，道德推脱仍会对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年龄增加，个体在面对攻击行为时，道德推脱机制的运用效率却在不断地提高。杨继平等人[16]的研究发现，青少年道德推脱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攻击行为，且道德推脱的水平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吉尼·詹卢卡（Gini G）等人[17]与同龄人相比，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孩子会表现出越多的欺凌行为和欺凌倾向。因此，道德推脱对欺凌行为有着正向的影响，高道德推脱是校园欺凌的“催化剂”。道德推脱可以通过弱化个体自身责任，看上去是合理的，从而提高认知上的可容忍性、减少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和焦虑感，诱导出道德推脱，从而引起欺凌行为。

结果显示积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有负向影响，消极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有正向影响。刘小翠[18]提到积极教养方式的父母，使青少年心态平和，攻击性较低；消极教养方式的父母，使青少年内心产生消极的情绪和压抑，进而出现攻击行为。朱晓文等人[19]指出家庭教养方式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校园欺凌经历。胡云翔[20]指出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不同类型的攻击存在作用，父亲和母亲对同一性别的孩子的不同教养方式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以上研究结论均佐证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显著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欺凌行为。

5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父母教养方式通过道德推脱，促使了校园欺凌的发生。本文为校园欺凌的预防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校园欺凌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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