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市长沙街道办事处澄江小学,江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数字化生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互联网不仅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也是其社交互动和个人表达的主要空间。根据《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3)》,上网的青少年人数超过了2亿,而互联网已成为影响他们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也日益凸显。一方面,它为青少年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促进了知识共享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隐私泄露等问题也对青少年的安全和心理健康构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探讨网络社会支持的积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网络社会支持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必要的情感慰藉和问题解决策略,有助于他们应对网络空间的挑战。
进一步地,亲社会行为作为促进社会和谐和个体发展的重要行为,其在网络环境中的表现和影响因素亟需深入研究。《青少年蓝皮书》报告中指出,虽然青少年在网络上接触到的负面信息较多,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通过网络参与到各种公益和志愿服务中,显示出网络空间的亲社会潜能。
此外,道德认同作为个体内化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心理过程,对青少年的行为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下,道德认同不仅影响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选择,也是调节网络社会支持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道德认同的作用,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合,揭示网络社会支持通过道德认同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为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网络环境的积极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本研究期望通过深入分析《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3)》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对青少年在数字时代的成长环境、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进而为相关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网络社会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一个分支,指的是个体在网络空间交流过程中获得的认同感、归属感及支持(梁晓燕 等,2008)。这种支持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使得人们能够即时获得或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如情感支持,从而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梁晓燕等(2008)进一步将网络社会支持细分为情感支持、友伴支持、信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维度(LaRose R et al.,2014)。在其研究中也强调了网络社会支持的多维性,指出在线社交网络通过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实用的资源分享,对个体的社会福祉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
网络社会支持的研究表明,它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满足心理需求,促进利他行为,减少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也发现(郑显亮 等,2012;Steinfield C,Ellison N B,and Lampe C,2008),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有助于增强用户的社会资本和心理福祉,显示了网络社会支持在现代社交网络环境下的重要性。
关于研究工具的发展,梁晓燕等(2008)以4900名学生为对象,运用问卷法、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探讨青少年网络社会支持的心理结构,并编制青少年网络社会支持问卷。这一量表涵盖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和友伴支持四个维度。问卷共含 23 个项目,从“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分数越高表示网络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Wright K B,2016)。在其综述文章中提出,网络社会支持的测量需要考虑不同在线平台的特性和用户行为模式,以更准确地评估网络社会支持的影响。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的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和倾向,如谦让、帮助、合作和分享(寇彧 等,2006)。丛文君(2008)定义亲社会行为为所有符合社会期望并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亲社会行为的范畴既包括无私的利他行为,也包括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助人行为(曾盼盼,2011)。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亲社会行为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覆盖亲社会行为的定义、类型、影响因素及其理论与促进策略等指出(张庆鹏、寇彧,2012;Laible D,Carlo G,and Roesch S C,2004;Aknin,2013),亲社会行为不仅对执行者有益,还能增进旁观者的社会亲密感和信任,提升三方的幸福感。然而,关于亲社会行为与网络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系统讨论,当前研究多基于西方文化视角(张爱莲,2010)。
初期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主要采用自然观察法,随着研究的深入,问卷法和实验法成为主要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尼克尔(Nickell,1998)编制的助人态度量表在国际上广泛使用。自我汇报利他量表(Rushton J P,1981)列举了日常中的亲社会行为,但其简单列举的方式受到了批评。针对中文文化背景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TM)的中文修订版受到国内学者青睐(Carlo GandRandall B A,2002)。寇彧、洪慧芳等(2011)基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修订了原量表,更适合国内文化背景。在测量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方面,亲社会行为问卷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工具。这份问卷由张庆鹏等人(2011)针对我国中学生群体的特点编制,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的数据分析,问卷涵盖了利他性、遵规与公益性、关系性,以及特质性等四个亲社会行为维度。从最初的21个题项经过精简调整至15题,问卷保留了核心的维度,确保了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该量表的编制过程充分考虑了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使其成为评估中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有力工具。其题项紧贴青少年日常生活实际,能够有效捕捉到青少年在校园内外展现的亲社会行为特征,因而在我国学者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道德认同通常被定义为个体认同中有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布拉西(Blasi ,1983)首次提出的关于道德与个人行为联系的自我模型,认为道德认同反映了道德在个人自我意识中的核心地位。布拉西进一步认为,当个体在其行为决策中运用道德准则,并通过一致性倾向来驱动行为时,道德认同可能成为预测道德行为的关键(Blasi,1983;Blasi,2004)。伯格曼(Bergman,2002)在综合Blasi的研究基础上,定义道德认同为围绕个体自我中的道德方面的特定认同,由个体认为对自己重要的道德品质构成,如诚实、责任感和原则性(Aquino et al.,2002)将道德认同视为个体社会自我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影响个体的思考、情感和行为模式。
阿基诺和里德(Aquino and Reed,2002)开发的道德认同量表,包括内化和符号化两个子量表,已广泛用于评估个体的道德认同。内化维度关注道德认同在个人自我概念中的核心性,而符号化维度关注个体如何在行为中表达其道德身份。有学者(Sam A and Hardy ,2014)的研究表明,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与反社会行为呈负相关,强调了道德认同在促进正向社会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国内研究也展示了道德认同对个体行为和社会规范认同的影响(王兴超、杨继平,2013;占小军 等,2019)。
阿基诺和里德(Aquino and Reed,2002)的道德认同量表是评估道德认同的重要工具,其通过评估个体对一系列道德特质的内化和符号化程度,来测量道德认同特质。该量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表明,道德认同对于理解个体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价值。国内外的研究均采用了自我报告问卷来衡量道德认同,这些问卷的设计考虑到了道德认同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评估工具。赵欢欢等(2016)以及其他学者对这些量表进行了进一步的适应性研究,以确保其在不同文化和群体中的有效性。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1)本文将探讨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总体情况,以及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性,借此了解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多信息。(2)探究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以明确网络社会支持是否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3)考察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揭示道德认同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假设一: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水平在性别、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二: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即青少年获得更多网络社会支持的个体在亲社会行为上表现更积极。
假设三: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即网络社会支持通过提高青少年的道德认同水平来促进其亲社会行为。
探讨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一议题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心理学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不仅能够惠及他人和整个社群,而且有助于加强人际间的和谐关系(Eisenberg and Miller,1987;Eisenberg and Fabes,1998;Greener and Crick,1999;Fabes et al.,1999)。通过深入了解网络社会支持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可以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参与,并为相关干预措施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撑。
研究显示,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环境中,从他人处获得的社会支持都会促使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性行为,并减少敌对和攻击性行为(Calvete et al.,2010;Scarpa and Haden,2006)。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对于促进青少年的网络利他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其预测作用可能超过个体的特质移情(赵欢欢 等,2012)。郑显亮(2013)的研究也证实了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网络社会支持被发现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积极贡献,有助于缓解心理问题并提升幸福感及生活质量。
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不仅受文化背景和个体道德推脱的影响,还涉及诸多其他因素,包括人格特质、道德刺激、人际关系性质(如合作与竞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特定情境(如是否公开、是否匿名或紧急情况)、亲社会行为表现的机会等。作为社会支持的组成部分,网络社会支持也在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影响因素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网络社会支持如何影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改善和优化社交网络和教育平台等在线资源的支持机制,以更好地满足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会需求。同时,研究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作用,有助于深化对道德认同在青少年行为决策中作用和机制的理解。此研究不仅为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项研究通过方便抽样法,目标选择某中学大约300位青少年参与,年龄跨度从12岁至20岁及以上。共发出问卷288份。在完成调查后,共回收了25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了87%。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筛除了那些填写不认真及存在明显规律性答案的问卷。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参与者共123人,女性参与者为127人。
(1)学生基本情况调查表
该问卷的目的是搜集参与研究学生的基础数据,如性别、年龄和居住区域等信息。这份问卷为我们提供了对学生基础背景的初步了解,为后续深入分析学生心理属性奠定了基础。
(2)网络社会支持测量
选用了梁晓燕及其团队在2008年开发的网络社会支持量表进行网络社会支持的测量。该量表包含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以及友伴支持四个维度,共设有23个条目,采用五分制评分方式。此量表的设计目的是全面评估受访者所接受的网络社会支持的程度,其中得分越高,表示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程度越大。
(3)亲社会行为的评量
利用张庆鹏和寇彧在2011年开发的亲社会行为问卷来评估亲社会行为。问卷总共包括15个问题,使用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的七分评分法,并涵盖了利他性、遵规与公益性、关系性,以及特质性等四个方面。
(4)道德认同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了阿基诺及其同事在2002年制定的道德认同量表,该量表含有10个条目,分为内隐和外显两个维度,并对特定条目执行反向计分。通过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方式,高分意味着较高水平的道德认同。
本次研究通过网络调查方式进行,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问卷总共发放了288份,并且全部收回,其中有250份问卷被认定为有效。数据的统计分析工作是利用SPSS 26.0软件完成的。
本项研究主要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来搜集数据。鉴于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误,研究在问卷实施阶段采用了严格的流程管理。所有参与者均被明确告知,所提供的信息将仅用于学术目的并且将被保密。为了进一步降低偏误,研究在设计问卷时进行了分散安排,并采取了多种评分方法以控制偏差。本研究还应用了Harman的单因子测试来评估共同方法偏误的存在。测试结果揭示了7个特征值超过1的公共因子,且最大因子解释的总变异量仅为14.875%,明显低于40%的标准阈值(周浩、龙立荣,2004),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误并不显著。
对网络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各维度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网络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和道德认同都存在显著正相关;亲社会行为与道德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网络社会支持越多,青少年亲社会行为越强,道德认同感越高。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表2),道德认同在性别(t=1.291,p=0.05)上的差异显著,且男性的道德认同感高于女性。而在网络社会支持(t=1.69,p=0.09)和亲社会行为(t=1.70,p=0.09)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平均数及标准差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among variables
网络社会支持总分 |
亲社会行为总分 |
道德认同总分 |
|
网络社会支持总分 |
1 |
||
亲社会行为总分 |
0.523** |
1 |
|
道德认同总分 |
0.527** |
0.429** |
1 |
M(SD) |
75.476(18.167) |
62.640(20.726) |
33.188(9.312) |
N |
250 |
注:*p<0.05,**p<0.01,***p<0.001。
表 2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x±s)
Table 2 The gender differences test for each variable (x±s)
项目 |
网络社会支持总分 |
亲社会行为总分 |
道德认同总分 |
男 |
75.41±17.96 |
63.24±19.79 |
33.96±8.72 |
女 |
75.54±18.44 |
62.06±21.66 |
32.44±9.83 |
t |
-0.052 |
0.447 |
1.291* |
注:*p<0.05,**p<0.01,***p<0.001。
为了探索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本研究采用了回归分析方法。在这一分析中,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而网络社会支持则作为自变量进行考量。根据表3的分析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着正向且显著的预测作用(F=93.282,p<0.001),表明网络社会支持的增强能有效提升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这一回归模型在统计学上是有效的,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
表 3 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B |
β |
SE |
t |
p |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 |
网络社会支持 |
0.596 |
0.523 |
0.062 |
9.658 |
0.000 |
F |
93.282 |
|||||
R2 |
0.273 |
将道德认同设置为因变量,而将网络社会支持视为自变量。根据表4的数据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持对道德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F=95.229,p<0.001),表明网络社会支持的增加有助于提高道德认同。该回归模型显示出统计上的有效性,说明了网络社会支持与道德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 4 网络社会支持对道德认同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 moral identity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B |
β |
SE |
t |
p |
道德认同 |
网络社会支持 |
0.270 |
0.527 |
0.028 |
9.759 |
0.000 |
F |
95.229 |
|||||
R2 |
0.277 |
将青少年亲社会行为被设定为因变量,而道德认同则作为预测变量。根据表5的分析结果,道德认同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F=64.808,p<0.001),说明随着道德认同的提升,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也会相应增强。这一回归模型的结果在统计上是有效的,展示了道德认同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表 5 道德认同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回归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ral identity on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B |
β |
SE |
t |
p |
亲少年亲社会行为 |
道德认同 |
0.954 |
0.429 |
0.128 |
7.474 |
0.000 |
F |
55.863 |
|||||
R2 |
0.184 |
为了确保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分析不受共线性问题的干扰,我们进行了共线性诊断。共线性诊断的结果如表6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均低于10,且每个变量的容差值均超过了0.3。这些结果表明,在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安全地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这一发现为我们的数据分析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基础,确保了中介分析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表 6 共线性诊断结果
Table 6 Collinearity diagnostics results
方差膨胀系数 |
容差 |
|
网络社会支持 |
0.723 |
1.384 |
道德认同 |
0.723 |
1.384 |
基于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发现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道德推脱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并且经过共线性诊断确认,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本研究接下来将执行中介效应分析。
依照温忠麟等人(2004)提出的方法,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系数c)进行显著性检验。仅当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显著(即系数c显著)时,才能继续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如果直接效应不显著,则无需进一步探讨中介效应。这一步骤确保了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从而保证了中介效应分析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为了深入探究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了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来执行模型检验。此模型考虑了道德认同作为从网络社会支持到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路径中的中介变量。根据温忠麟等(2014)的指出,与传统的sobel测试方法相比,Bootstrap方法在中介效应的检验中具有更高的检验力。
方杰等人(2014)进一步解释了Bootstrap方法的结果分析,特别强调了在结果输出中,如果置信区间不含0,那么可以判断中介效应是显著的。这一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和可靠的方法来评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依据上述方法,中介效应模型的路径系数展示如图1所示。这一步骤允许我们更准确地评估道德认同如何在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深入理解网络社会支持通过道德认同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进而为促进青少年的正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图 1 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中介效应图
Figure 1 The effect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Mediating effect diagram of moral identity
第一步,检验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选择模型4检验简单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11,p<0.001)。网络社会支持正向预测道德认同(β=0.527,p<0.001)。将网络社会支持和道德认同一起纳入回归方差,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显著(β=0.212,p<0.001)。
表 7 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中介效应
Table 7 The effect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模型 |
路径 |
β |
SE |
t |
p |
网络社会支持→青少年亲社会行为 |
0.411 |
0.071 |
6.590 |
0.000 |
|
1 |
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 |
0.527 |
0.277 |
9.759 |
0.000 |
道德认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 |
0.212 |
0.139 |
3.404 |
0.000 |
根据表8显示结果可知,在由道德认同所产生的间接效应中,所获得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0.475,0.718],区间没有包含 0,因此,在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显著,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 21.291%。通过分析结果可以得知,网络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同时网络社会支持也可以通过道德认同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
表 8 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效应分析
Table 8 Effect analysis of moral identity between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Effect |
Boot SE |
Boot LLCI |
Boot ULCI |
效应占比(%) |
|
间接效应 |
0.1276 |
0.0422 |
0.0474 |
0.2140 |
21.291% |
直接效应 |
0.4689 |
0.0711 |
0.3287 |
0.6090 |
78.609% |
总效应 |
0.5965 |
0.0618 |
0.4748 |
0.7181 |
本研究考察了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其中建立了中介模型深入探究其中潜在的联系。接下来重点研究了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在性别上的特点,然后重点阐述了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研究发现,在性别上,网络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道德认同上,男性的道德认同要显著高于女性,同时,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对道德认同也有显著正相关。这就意味着,网络社会支持程度越高,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越大,道德认同越弱,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则越少。网络社会支持通过道德认同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不同,即对低道德认同的青少年,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更强。由此可见,网络社会支持作为一种良好的外部刺激可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对于低道德认同的青少年,网络对青少年心理层面上的帮助通过道德认同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加明显。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当代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时要考虑网络对青少年心理层面的影响。
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与张庆鹏和寇彧(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指出网络社会支持能够提升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此外,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阿基诺和里德(Aquino and Reed,2002)的观点,即道德认同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表明提升网络社会支持水平可以通过增强青少年的道德认同来促进其亲社会行为。这一发现与哈代(Hardy,2014)在道德认同研究中的发现相符,提示我们网络社会支持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还可以间接通过提升青少年的道德认同来发挥作用。
本研究主要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样本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泛化能力。未来研究应尝试采用随机抽样等方法,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另外,采用自我报告法存在主观性偏差的可能,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行为观察、第三方评价等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以获得更全面、客观的研究数据。
在变量维度上的探究,本研究聚焦于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忽略了个人特质、家庭环境等其他潜在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应扩大变量的范围,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
最后,虽然建立了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但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之间的联系还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道德认同如何在不同网络社会支持背景下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具体机制。
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揭示文化差异对这些变量关系的影响。另外,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采取纵向研究方法,跟踪同一批青少年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的变化。
在验证网络社会支持和道德认同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后,未来研究可以开展相应的干预实验,测试这些变量的可塑性及干预效果,为青少年心理和行为发展提供实践指导。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未来研究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深入探讨网络社会支持、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1)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研究发现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时,他们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趋势更为明显。
(2)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道德认同在网络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网络社会支持通过提高青少年的道德认同水平来促进其亲社会行为。
(3)性别差异
研究还探讨了性别在道德认同上的差异性,发现男性的道德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在网络社会支持和亲社会行为上并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4)研究的实证支持
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研究为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及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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