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 2.广西高校认知神经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桂林; 3.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武汉
学术拖延是拖延定义在学业情境中的延伸,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种成分的复杂心理现象。据此,本研究将学术拖延定义为研究生在学业中对学术任务的非理性延迟,并常常伴随着消极情绪体验的现象。学术拖延通过对学习数量和质量的负面影响而阻碍学业成功,并导致较低的学术成就(Batool,2020)。研究生需要自主完成很多学习任务,然而多数人总是将自己的任务等到最后一刻才完成,王娟(2009)指出硕士研究生拖延最严重的是撰写学期/毕业论文,这种现象对研究生的学业与生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窦芬、王明辉、王书豪,2019)。在研究生在读期间,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是极其紧密的(李毅弘,2008),导学关系作为研究生重要的师生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导生关系可以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胡天佑,2013)和自我效能感(楚啸原 等,2021),导师辱虐型的指导方式可能会激发研究生的冲动倾向,进而引发其非适应性的情绪管理策略,导致学术拖延更加严重(倪士光 等,2015)。基于此,本研究假设:良好的研究生导学关系负向预测研究生的学业拖延。
研究者在Nature上发布的全球博士生生存状况报告中提到,导师的指导和认可是影响博士生教育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Woolston,2017)。若导学关系不良,则会导致研究生疲惫、焦虑和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进而引发学业拖延(何佼雁,2019)。在中国儒家文化和程门立雪观念的深厚影响下,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不仅存在着传统的师徒关系,还存在上下级、长辈和晚辈的多重层级关系(楚啸原 等,2021)。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普遍存在“怕导师”的现象,即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导师负面评价恐惧指研究生对导师所给负面评价的忧虑、愤懑,以及对导师可能的负面评价的预期和不安(鲁铱、李晔,2014)。作为当代研究生,不仅要与导师进行学术上的沟通和研讨,开展相应的学习活动。同时,研究生在读期间还存在着较重的学业压力和科研焦虑(Nelson and Friedlander,2001)。不良的师生关系会破坏师生感情,可能导致导学共同体的破裂(邓启云,2023),从而引发研究生的导师负面评价恐惧(鲁铱、李晔,2014)。若研究生认为导师对自己可能存在消极评价,那么在沉重的心理负担与较重的学业负累的多重影响下,他们与导师交流的意愿和频率可能会逐渐下降,从而阻碍科研活动进展和研究生的自我成长,最终使研究生对自己的学术成果毫无信心(曾剑雄、张国栋,2023)。据此,本研究假设:研究生导学关系通过研究生的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其学术拖延,即导生关系不良更可能引发研究生的导师负面评价恐惧,进而导致学业拖延。
积极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身心发展中形成的积极心理状态,包括乐观、韧性、希望、自我效能在内的有关个体发展的四种积极心理(Luthans and Youssef,2007)。近年来,心理资本概念被广泛运用在儿童、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但在我国数量相对庞大的研究生群体上应用较少。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存在显著正相关(甘仁道、张焱,2014)。导师作为研究生学术生涯的领路人,是研究生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导师不仅会在科研方面给予其技术支持,而且在心理资源方面也会给予其精神支持。扩大与积聚理论强调积极情绪对改善负面情绪发挥着积极作用(Fredrickson,2001),从心理资本的积极效应来看,个体如果具备足够多的资源,可以有效地调节自身的情绪,使个体快速脱离负面情绪,降低个体感受到的压力(麻超 等,2023),从而降低学业倦怠等的不利影响(黄明明、陈丽萍、彭香萍,2023)。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在导学互动关系通过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影响研究生学业拖延的中介模型中,积极心理资本调节了研究生的导学关系对其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即对于低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生,当其导学关系不良时,导师负面评价恐惧更高。
综上,本研究将探讨研究生的导学关系对其学术拖延的影响及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和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以期探究导学关系影响研究生学术拖延行为的内在机制。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以广西、湖北、甘肃、四川省高校研究生为被试,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75份,剔除未完成作答,未通过测谎题与低于或高于作答时间平均值3个标准差(M±3SD)的数据,最终有效回收问卷337份,其中,男生139人,女生198人;被试年龄在20~39岁之间(M=22.77,SD=2.23)。
本研究使用蔡军(2018)编制的师生互动问卷作为导学关系测量工具。该问卷共有22个项目,其中8个项目为反向计分题,5点计分,分为导学互动信任度和导学互动影响度两个维度,在本研究中只做总分计数,分数越高说明导学关系良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本研究采用由梁红和陈文婷修订的研究生学术拖延量表(梁红、陈文婷,2018)。该量表包括15个题项,分为五个维度:撰写学期论文作业、论文发表/研究报告、准备各种考试、阅读学术文献资料、老师布置的相关任务。5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学术拖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采用鲁铱和李晔(2014)修订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BFNES)(Leary,1983)。该量表包括8个题项,5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研究生对导师负面评价的恐惧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采用张阔等人(2010)修订的个体积极心理资本量表。该量表共26个题项,分为自我效能、心理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问卷使用Qualtrics在线调研平台,均采用匿名方式答卷,采用SPSS 22.0进行一般数据分析,采用PROCESS 3.5进行调节中介模型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17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34%,小于40%的临界标准,故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了导学互动、学术拖延、导师负面评价恐惧,以及积极心理资本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师生关系与学术拖延呈显著负相关(r=-0.2),与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呈负相关(r=-0.22),与积极心理资本呈正相关(r=0.55);学术拖延与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呈正相关(r=0.32),与积极心理资本呈负相关(r=-0.15);负面评价恐惧与积极心理资本间呈负相关(r=-0.26)。
表1 各变量总分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337)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total score of each variable (N=337)
M |
SD |
1 |
2 |
3 |
4 |
|
导学关系 |
86.05 |
12.32 |
1 |
|||
学术拖延 |
44.63 |
11.65 |
-0.20** |
1 |
||
负面评价恐惧 |
24.28 |
8.09 |
-0.22** |
0.32** |
1 |
|
积极心理资本 |
124.37 |
18.14 |
0.55** |
-0.15** |
-0.26** |
1 |
注:**p<0.001;**p<0.01;*p<0.05,下同。
以导学关系、导师负面评价恐惧为预测变量,学业拖延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导学关系、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对学业拖延有显著预测作用,能解释学业拖延12.2%的变异,说明导学关系与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影响了学业拖延。
表2 导学关系、负面评价恐惧对学业拖延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dance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因变量 |
预测变量 |
Beta |
R |
R2 |
F |
学业拖延 |
常量 |
0.349 |
0.122 |
23.132** |
|
导学关系 |
-0.138 |
||||
导师负面评价 |
0.322 |
为了检验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在导学互动与学术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开发的PROCESS程序里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Hayes,2013)。结果表明导学关系对学术拖延的总效应的效应值为-0.20,且95%置信区间[-0.10,-0.20]不包含0,导学互动对学术拖延的直接效应的效应值为-0.14,且95%置信区间[-0.24,-0.03]不包含0,直接效应占比70%。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在导学互动对学术拖延的中介效应值为-0.06,且95%置信区间[-0.11,-0.03]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比30%。
表3 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分析(N=337)
Table 3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entors’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N=337)
方程1:负面评价恐惧 |
方程2:学术拖延 |
|||||
β |
T |
Bootstrap95%CI |
β |
T |
Bootstrap95%CI |
|
导学互动 |
-0.22 |
-4.10*** |
[-0.32,-0.11] |
-0.14 |
-2.62** |
[-0.24,-0.03] |
负面评价恐惧 |
0.29 |
5.55*** |
[0.19,0.40] |
|||
R2 |
0.05 |
0.12 |
||||
F |
16.77*** |
23.13*** |
注:以上所有变量均标准化后带入方程,下同。
为了考察积极心理资本在导学互动和导师负面评价恐惧以及学术拖延之间的关系,采用PROCESS程序里的模型7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导学互动对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主效应显著(β=-0.14,p<0.05),这一主效应受到了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β=-0.13,p<0.01),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验证,发现积极心理资本在导学互动和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95%置信区间(95%CI=[-0.22,-0.04])不包含0,即调节效应显著。导学互动对导师负面评价恐惧负向预测显著,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对学术拖延的正向预测显著,且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N=337)
Table 4 Mediated effect analysis (N=337)
方程一:导师负面评价恐惧 |
方程二:学术拖延 |
|||||
β |
T |
Bootstrap95%CI |
β |
T |
Bootstrap95%CI |
|
导学互动 |
-0.14 |
-2.15* |
[-0.26,-0.01] |
-0.14 |
-2.62** |
[-0.24,-0.03] |
负面评价恐惧 |
- |
- |
- |
0.29 |
5.55*** |
[0.19,0.40] |
积极心理资本 |
-0.19 |
-3.11** |
[-0.32,-0.07] |
|||
交互项 |
-0.13 |
-2.78** |
[-0.22,-0.04] |
|||
R2 |
0.10 |
0.12 |
||||
F |
11.91*** |
23.13*** |
为进一步分析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趋势,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不同积极心理资本下(取正负一个标准差)导学互动对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效应。结果发现,对于高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生来说,随着导师互动的提升,其导师负面评价恐惧显著减小(β=-0.26,SE=0.08,p<0.01),但对于低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生,其导师互动对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削弱作用不明显(β=-0.01,SE=0.07,p>0.05)。
图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Figure 2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本研究考察了导学关系对研究生学术拖延的影响与内部机制,分析了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以及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首先,导学关系能显著负向预测研究生学术拖延,即导学互动关系较为和谐时,研究生出现学业拖延现象的可能性更低。学生与导师之间相互疏远乃至关系恶化,会使学生认为自己未来可能一事无成,从而无法集中精力投身学业,进而出现学业拖延(项丽娜,2017)。一方面,人际关系理论提出,人是“社会人”,有被认可的社会需求。学生作为教学对象,有被尊重和被激励的渴求(赵晨舒,2019),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当师生间情感交流得到增加时,学生可以跨越与教师沟通的障碍,主动实现文化、思想的融合(赵晨舒,2019),从而增强研究生学术能力,减少拖延行为。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研究生出现学术拖延的主要原因是目标的模糊和缺失(Rebetez and Linden,2015),当导师给予的关注与指导较少时,学生会感到迷茫无措,不知该如何选择与制定目标,故而出现拖延行为。本研究从实证角度将学业拖延研究的受众人群从基础教育阶段扩展至高等教育阶段。研究生导师作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工作者,应牢记为国育人的时代重任和勤勉治教的历史使命。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能大幅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还能减少学业拖延情况,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其次,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在导学互动对研究生学业拖延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与前人发现一致(倪士光 等,2015),当导学互动较少时,研究生更可能表现出导师负面评价恐惧,而这一现象会导致更高的学业拖延。依据认知情绪调节策略(Rapee and Heimberg,1997),当导学互动较少时,学生因不常与导师会面,无法与导师及时地探讨自己在学习、生活上的困惑,进而可能会产生“也许导师不喜欢我”的想法,从而导致导师负面评价恐惧。长期的恐惧情绪会使个体逐渐丧失对困难任务保持持续注意的能力,个体在进行决策时难以理性思考行为拖沓的消极后果,进而引发学业拖延行为。研究发现,认知情绪(倪士光 等,2015)与研究生的师徒关系内隐观(鲁铱、李晔,2014)会对个体的导师负面评价恐惧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研究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对导师的消极认知和负面揣度来消除恐惧情绪,从而改善拖延行为。
最后,积极心理资本在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对导学关系与学业拖延的中介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对于低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生,负面评价恐惧与导学互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当导学关系不良时,研究生的导师负面评价恐惧水平更高。该现象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理论相符,高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生会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来自导师的负面反馈,并对模棱两可的信息进行较多的悲观解释(Yeung and Sharpe,2019;Connor and Davidson,2003)。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机制说明,当研究生面临较多的导师负面评价恐惧时,自身积极心理资源会受到损耗(黄明明、陈丽萍、彭香萍,2023),而损耗后的心理资本不足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导学关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学业后果。积极心理资本能促使个体及时地进行情绪调节,进而降低由导师负面评价恐惧所引发的消极情绪,提高其心理适应能力,因此较少出现学业拖延现象(Rapee and Heimberg,1997)。另外,从认知调整视角出发,教育者可以通过帮助学生重塑对导师的消极认知,以降低其导师负面评价恐惧,进而减少消极情绪,减轻学业拖延情况。
以往与学业拖延相关的研究大多将视线聚焦于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研究重点包括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和完美主义等概念(王正雨、赵维燕、马骏驰,2020),而研究生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针对研究生群体的学术拖延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师生关系和学业拖延间的关系,揭示了心理资本和导师负面评价恐惧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目前关于学业拖延干预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干预对象和干预方式都较为单一,针对研究生的学术拖延的干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研究发现积极心理资本或许有助于研究生预防或减少学业拖延行为,这为研究生克服学业拖延提供了新思路。
(1)导学关系通过研究生的导师负面评价恐惧负向预测其学业拖延情况;
(2)积极心理资本调节导学关系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即对于低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生而言,导学关系对其导师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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