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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全网互动的Web 3.0时代的到来，在娱乐产业和网络新媒介的助推下，偶像崇拜产生了组织化、圈层化等新特征，偶像崇拜的亚文化得以盛行，并成为当前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以往偶像崇拜研究多聚焦于青少年群体，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不足。然而据统计，中国偶像崇拜群体中18～29岁占比64.6%，该群体更是偶像娱乐产业的消费主力军[1]，因此，对青年群体偶像崇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以往国内外研究虽考察了成人依恋和偶像崇拜的关系，但其中的内部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依恋和防御机制是人格功能的两个主要方面[2]，个体使用的防御类型源于与依恋相关的痛苦[3]。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与防御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却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为深度剖析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创新性地探索防御机制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心理动力学的依恋理论和防御机制理论，以青年群体为对象，对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进行深度剖析，为促进个体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及对极端偶像崇拜的预防和干预提供重要依据。

1.1 成人依恋与偶像崇拜

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论（Internal Working Models）是指个体早期与父母的互动所形成的依恋关系，会形成相对稳定的人际预期与情感行为风格，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发挥关键作用[4]，与父母的低质量依恋关系易形成不安全依恋，不安全依恋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关系困难。并且成年人也发展了早期的这种内部工作模式，叫作成人依恋[5]。巴塞洛缪（Bartholomew）和霍洛维茨（Horowitz）提出了依恋系统的两个维度：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6]。依恋回避指对亲密的不适及对独立的强烈渴望，依恋焦虑则指对被遗弃的恐惧，与他人极度亲近的强烈渴望[7]。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低的个体被认为是安全依恋，反之则是不安全依恋[8]。目前这两个维度能最好地捕捉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差异[9]。

不安全依恋更倾向于形成副社会关系，副社会关系是指A被B所吸引，但B通常不知道A的存在[10]。偶像崇拜被认为是一种副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对不安全依恋个体很有吸引力，因为粉丝通常不会与名人有“真实”的关系，所以不会有贸然被批评或拒绝的风险[11]。麦卡琴（McCutchen）等人的研究指出，偶像崇拜同低质量的亲密关系与难以应对的冲突有关，对名人的依恋作为补偿可以弥补现实存在的依恋缺口，并且形成稳定的情感依赖［12］。偶像崇拜也可以作为一种准社会关系，在遇到突发事件失去某种关系时会成为替代品[13]。而依恋回避倾向于与他人保持距离，但是又会通过对偶像的依恋弥补生活中亲密关系的缺失，因此易引发偶像崇拜行为[10]。此外，依恋焦虑的个体更渴求亲密关系[14]，因此，依恋焦虑个体会借偶像崇拜行为建立虚拟伴侣关系并长期维持，从而减少其负面反应以达到平衡，此时，偶像-粉丝的联结关系会成为其庇护所。因此，本文提出H1：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均正向预测偶像崇拜。

1.2 防御机制的中介效应

防御机制（Defensive Mechanism）指个体为缓解内心冲突、无意识激活的一种保持心理平衡的机制。防御是沿着一个连续体排列的，从不成熟的防御（如分裂，否认），到中间防御（如理想化，同一性等），再到成熟的防御（如升华、幽默等）[15]，每个人都使用不同的防御机制来面对压力情境或焦虑状态。而依恋风格是所表达的防御机制类型的重要决定因素[16]，安全依恋与一种不偏不倚的处理情感负载信息的方式有关，几乎不需要使用扭曲现实的防御机制，而不安全依恋更普遍地反映了对负面情绪、分离威胁或痛苦的防御反应[2]。普鲁纳斯（Prunas）等人发现，分裂（心理内容彼此断开）和压抑（阻止某些心理内容）成为依恋回避的机制，相比之下，投射和幻想则与依恋焦虑有关[17]。因此，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均易引发更多的防御机制。

虽然防御机制被定义为心理内部过程，但大多数防御机制（如分裂、投射等）都会影响人际功能。不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方式对人际问题和适应不良的影响已获得大量研究的支持［18-20］，成熟防御方式的使用意味着有较好的人际关系、较高的自尊和更独立的心理表征[21]。而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受到防御机制的影响。此外，岳晓东从精神分析视角分析了产生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包括“补偿”“幻想”“认同”等因素[22]，这也正对应了不同的防御机制。据此可以预测，防御机制在成人依恋和偶像崇拜之间可能起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不成熟防御通过大规模的现实扭曲（如妄想性投射、精神病性否认和扭曲）或脱离现实（自闭症幻想、分离）发挥作用[23]。不安全依恋在使用不成熟防御机制下很可能对他人缺乏信任、对外界充满敌意，不利于依恋心理的发展，因此，可以推测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在不成熟防御机制的增强下，会降低个体对他人（包括偶像）的依恋；与之相对，成熟型防御机制则预示着更大的安全性依恋，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人际关系[15]，更少需要通过对偶像的依恋弥补现实中依恋的缺失。因此，不安全依恋在启动成熟的防御机制后可能会降低偶像崇拜的发生；而中间型防御机制位于二者之间，是通过将痛苦的思想排除在意识之外，而不会扭曲现实[23]。中间型防御机制中的理想化、同一性等都是偶像崇拜产生的重要因素，粉丝对偶像赋予积极美妙、甚至理想的光环，这就是一种理想化的现象[24]，粉丝将偶像视为理想完美的替代品，从而产生强烈的依恋和情感共鸣，增强了偶像崇拜的强度和频率。而同一性有时也叫认同，是偶像崇拜另一重要心理因素，埃里克森（Erikson）指出偶像崇拜是将对父母的依恋移情到对有意义的重要人物的认同式依恋[25]，崇拜者接受偶像的言行和价值等，以偶像为榜样[22]，个体通过偶像崇拜来强化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交往倾向这一防御机制则会促进个体对偶像的依恋和联结，同时也会增强融入某一偶像群体的倾向。由此可以推测，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启动中间型防御机制会增强偶像崇拜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H2：不成熟型、成熟型、中间型防御机制在依恋回避和偶像崇拜之间及依恋焦虑和偶像崇拜之间均起并行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青年群体（年龄18～29岁）为对象，通过问卷星进行在线问卷发放，并给予一定的被试费，共收回问卷979份，剔除各变量标准化得分在正负三个标准差之外、答题时间过长或过短、不认真作答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763份（有效率77.94%），其中男性329人（占比43.12%），女性43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密关系经历问卷（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

采用布伦南（Brennan）等编制[26]，李同归等人修订的版本[27]。包含36道题项，分为两个维度：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被试在各维度上得分越高在该维度上卷入程度越深。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和0.92，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2 防御方式问卷（defensive style questionnaire，DSQ）

采用由邦德（Bond）编制[28]，李宁翻译并修订的防御方式问卷（DSQ）[29]。共88个题项，采用Likert 9点计分（1=完全反对，9=完全同意），包括四个因子，分别是不成熟型、成熟型、中间型防御机制和掩饰因子，共24种防御机制。分越高表示使用该防御方式越频繁。本研究中该量表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0.69、0.91和0.79，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2.3 偶像崇拜量表（celebrity attitude scale，CAS-R）

采用麦卡琴（McCutchen）等人编制[30]、彭文波等人修订的中文版本偶像崇拜量表（CAS-R）[31]。共27个题项，包含娱乐社交、情感投射、完全认同、关系幻想、病理边缘五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完全不是这样，5=完全是这样），各维度从低到高反映偶像崇拜卷入程度，3分为临界值，各维度分数总分和越高表明偶像崇拜程度越深。本研究该量表五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0.82、0.85、0.77、0.77，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7.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再使用SPSS的宏程序PROCESS进行并行中介效应检验，并运用Bootstrap检验，通过抽取5000次Bootstrap样本，来估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28个，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20.31%，小于40%的临界标准[32]，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性别差异检验

偶像崇拜、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不成熟、成熟型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在性别上均没有统计学差异。

表 1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t检验（M±SD）

Table 1 T-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various variables (M±SD)

注：N=763；*p<0.05，**p<0.01，***p<0.001；采用双尾检验，下同。

3.3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各变量均两两显著相关，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variable

3.4 并行中介效应检验

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在控制性别、学历、是否独生、家庭来源、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专业的影响后，依恋回避显著正向预测偶像崇拜（β=0.343，p<0.001）；依恋回避显著正向预测不成熟（β=0.474，p<0.001）、成熟（β=0.308，p<0.001）和中间型防御机制（β=0.535，p<0.001）；当依恋回避、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同时预测偶像崇拜时，依恋回避显著正向预测偶像崇拜（β=0.228，p<0.001），不成熟型防御机制（β=-0.295，p<0.001）和成熟型防御机制（β=-0.123，p<0.01）均显著负向预测偶像崇拜，中间型防御机制显著正向预测偶像崇拜（β=0.547，p<0.001），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依恋回避对青年群体偶像崇拜的并行中介作用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parallel mediating effect of attachment avoidance on idol worship among youth group

如表4所示，三条中介路径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存在并行中介效应。其中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39、-0.037和0.292，不成熟、成熟型防御机制效应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表明不成熟、成熟型防御机制起到“遮掩效应”[33]。中间型防御机制效应占比明显大于不成熟和成熟型防御机制的效应占比，中介路径如图1所示。

表 4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Table 4 Bootstrap analysis of significance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s

图 1 依恋回避对青年群体偶像崇拜的并行中介路径图

Figure 1 Parallel mediation pathway diagram of attachment avoidance on idol worship among youth

如表5所示，依恋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偶像崇拜（β=0.338，p<0.001）；依恋焦虑显著正向预测不成熟（β=0.628，p<0.001）、成熟（β=0.234，p<0.001）和中间型防御机制（β=0.594，p<0.001）；当依恋焦虑、不成熟、成熟型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同时预测偶像崇拜时，依恋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偶像崇拜（β=0.265，p<0.001），不成熟型防御机制（β=-0.364，p<0.001）和成熟型防御机制（β=-0.088，p<0.05）均显著负向预测偶像崇拜，中间型防御机制显著正向预测偶像崇拜（β=0.543，p<0.001）。

表 5 依恋焦虑对青年群体偶像崇拜的并行中介作用回归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parallel mediating effect of attachment anxiety on idol worship in youth group

如表6所示，三条中介路径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存在并行中介效应。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229、-0.021和0.323，成熟型防御机制效应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表明不成熟、成熟型防御机制起到“遮掩效应”[33]，且中间型防御机制效应占比明显大于不成熟和成熟型防御机制的效应占比，中介路径如图2所示。

表 6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Table 6 Bootstrap analysis of significance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s

图 2 依恋焦虑对青年群体偶像崇拜的并行中介路径图

Figure 2 Parallel mediation pathway diagram of attachment anxiety on idol worship among youth group

4 讨论

4.1 成人依恋对偶像崇拜直接效应

中介检验的结果显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偶像崇拜的直接效应均显著，验证了H1，且和以往研究一致［34-37］。偶像崇拜作为一种强烈的心理依恋形式，涉及与自己喜欢的名人的关系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焦点，渴望与偶像产生联结，尤其是情感联结［38］。同时，个体对偶像的依恋是亲密和认同领域发展的正常组成部分，依恋回避倾向于与身边人保持距离，在实际生活中缺乏亲密的依恋关系，却又渴望想象的亲密关系[39]。依恋焦虑总是害怕被他人抛弃或失去他人，对他人有着强烈的心理依恋和情感联结的渴望，更倾向与偶像产生情感依恋或关系联结。因此，偶像对现实中的关系可能起到补偿作用，为那些未满足关系需求的个体提供替代的亲密、关心或热情[40]。由此可见，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可能更易通过想象与偶像的亲密关系来满足自己在现实中缺失的依恋关系［13，36］。

4.2 防御机制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在依恋回避和偶像崇拜及依恋焦虑和偶像崇拜之间均起并行中介作用，验证了H2。其中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均正向预测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这和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2，16］。具体而言，防御机制的发生发展在儿童的恐惧唤醒和重要依恋人物的反应之间的背景下，也就是发生在痛苦和舒适环境周围的婴儿与照顾者的互动会以防御机制的形式导致防御性适应[40]。换句话说，就成人依恋模式而言，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人际层面，防御被作为调节依恋系统的机制，以减少与负面预期相关的痛苦感受[33]。依恋理论可以被理解为冲突和防御的两个理论，它强调在依恋关系的背景下，处理恐惧唤起所需的应对或防御过程[41]。因此，不安全依恋会增加个体防御机制的使用[42]。

然而，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在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对偶像崇拜的并行中介模型的作用机制有所区别。首先，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在该并行中介模型中对偶像崇拜呈负向预测，这意味着不成熟型防御机制越多，个体的偶性崇拜可能性反而越低。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不安全个体易在人际关系中寻找代替性的依恋对象（如偶像），但过于依赖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可能妨碍他们建立稳定的偶像崇拜行为模式。具体而言，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如抱怨、分裂、退缩等，经常用于偏执功能，其中内部威胁与自我的消极方面一起被投射到外部现实，被其他人视为威胁不成熟的防御机制，这对于关系的建立与维持均有负面影响[43]，无论是依恋回避还是依恋焦虑，在启动一系列不成熟型防御机制下会导致消极情感扩大化，对他人难以信任或者高度警惕，更难以形成偶像崇拜模式[44]。由此可见，这两种不安全依恋下激活的不成熟型防御机制易对人际关系（包括偶像崇拜这种想象的关系）产生负面作用，从而降低偶像崇拜的程度[42]。

其次，成熟型防御机制在该并行中介模型中对偶像崇拜起负向预测作用，即成熟型防御机制的增加，降低了不安全依恋个体偶像崇拜的程度。成熟型防御机制通常与工作成功和生活满意度等积极结果有关[15]，能够帮助个体自我成长和社会适应，同时还能减轻心理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安全依恋个体可以通过成熟型防御机制达到更好的生活满意度和人际联结，在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保持平衡与和谐，使用成熟型防御机制的个体更快乐，人际关系更令人满意[44]，从而更少通过偶像崇拜行为来补偿人际依恋和情感联结的缺失。

最后，本研究发现，中间型防御机制对偶像崇拜的效应占比显著高于不成熟和成熟型防御机制对偶像崇拜的效应占比，且中间型防御机制在该并行中介模型中对偶像崇拜起正向预测作用，即中间型防御机制的增加，提高了不安全依恋个体偶像崇拜的程度。因此，尽管不安全依恋通过不成熟和成熟型防御机制对偶像崇拜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整体上不安全依恋对偶像崇拜仍然是正向预测作用，这正是因为中间型防御机制对偶像崇拜的影响明显更大。因为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可能只提供短暂的逃避，成熟型防御机制可能鼓励更长远的个人成长，而中间型防御机制常常伴随更深刻的情感卷入[45]，在偶像崇拜中的作用可能更直接、更强烈。如前所述，中间型防御机制包括理想化、同一性和交往倾向等防御机制，均和偶像崇拜息息相关。这些中间型防御机制即可以短暂缓解焦虑，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个体的社会适应，这让偶像崇拜变得更具吸引力且更持久。

5 结论

（1）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均显著正向预测青年群体偶像崇拜；

（2）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在依恋回避和青年群体偶像崇拜中起并行中介作用；

（3）不成熟、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在依恋焦虑和青年群体偶像崇拜中起并行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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