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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杀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201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每年约有 80 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是全球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1]。大学生是自杀的高危人群，其自杀率是同龄非大学生群体的2～4倍[2]。2010年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大学生自杀率为1.14/10万[3]；2015 年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自杀率为2.37 /10 万，占到非正常死亡的 47. 2%[4]。自杀包括三个阶段：自杀意念、自杀企图和实际自杀。在自杀行为发生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自杀意念[5]。自杀意念是指个体在思想或意念中出现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6]，是实际自杀的重要风险因素[7]。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2.9%～20.5%[8]，高自杀意念的大学生的比例18%[9]。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自杀意念的产生，能有效降低其未来的自杀行为［10］。因此，研究自杀意念对于识别大学生自杀的早期症状及预防大学生自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负性生活事件（Negative Life Events）指引起个体产生消极情绪体验的不愉快事件[11]。负性生活事件是最主要、最常见的心理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12-14］。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会导致个体抑郁、绝望，进而产生自杀意念或行为［15-17］。研究也表明，负性生活事件是影响个体伤害自己的重要因素之一[18]，是自杀意念较强的外在危险因素[19]，会增加未来自杀行为的发生[20]。对大学生而言，负性生活事件是其心理压力的主要应激源，是重要的诱发其心理危机发生的因素[14]，负性生活事件能显著正向预测其自杀意念［21-24］。因此，提出假设1：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自杀意念有正向预测作用。

那么负性生活事件如何影响自杀意念呢？绝望（Hopelessness）是指对获得某种目标有较低的期待，以及对获得成功有较少信念，是对未来消极期待的认知图式[25]。影响自杀行为的心理因素可分为易损特质、失调认知和心理痛苦，绝望是一种不良的认知图式，属于认知失调［26］。自杀风险的绝望理论认为，绝望是对外部因素消极的感知，是自杀意念的有效预测变量[27]。而在当前的自杀理论中，绝望同样起关键作用，自杀的人际心理理论[28]、自杀三阶段理论[5]和假定绝望与个体自杀欲望的严重程度有关。绝望是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产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绝望至少会增3倍的最终自杀风险[29]。在控制抑郁水平后，绝望仍然能预测自杀意念[30]。对大学生而言，绝望可以显著预测其自杀意念［31，32］。
经历负性情境会导致个体绝望[33]，大学生生活事件和绝望感呈显著正相关[34]，生活事件既可直接影响大学生绝望感的产生，又能通过心理复原力间接影响绝望感的产生[35]。基于此，提出假设2：绝望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关于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逐渐成为研究焦点。自杀的缓冲假设认
为［36］，影响自杀的因素中，不仅有消极的风险因素，还存在积极的保护因素，可以缓冲风险因素对自杀的影响。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作为重要的积极心理素质［37，38］，是个体面对风险的保护性因子[39]，是强有力的防止自杀的保护性因素[40]，是个体健康和幸福的核心要素[41]。生命意义感指个体能理解自己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觉察到自己生命中的目的、使命和任务，并能在生命中寻找意义[42]。
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生命意义感[43]。缺乏生命意义感可能导致个体出现抑郁[44]、精神病理症状[45]等，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个体的犯罪行为[46]和自杀倾向[47]。生命意义感能负向预测自杀意
念［48，49］，低生命意义的人具有更高程度的自杀意念［50，51］。对大学生而言，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负相关[52]，生命意义感影响贫困大学生的自杀态度[53]。针对生命意义感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个人的自杀风险[42]，这表明生命意义感有强大的心理修复功能。而生命意义感与绝望的关系如何？生命意义感在绝望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中有何作用？自杀三阶段理论认为，其他自杀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并非直接影响自杀意念产生，可通过作用于绝望间接影响自杀意念[54]。虽然有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在绝
望[55]、归属感受挫［40，56］等自杀的风险因素和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但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在理论上更符合自杀人际心理理论和自杀三阶段理论［5，28］。也有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显著调节绝望与自杀风险因素[57]，生命意义感显著调节绝望和被动自杀意念[58]。因此，提出假设3：生命意义感在绝望作为负性生活事件和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主要依据自杀风险的绝望理论及自杀的缓冲假设，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以考察负性生活事件、绝望、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并揭示负性生活事件对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作用机制及生命意义感在自杀意念形成过程中的保护作用。

图 1 理论假设模型：绝望的中介作用及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pelessnes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采取随机取样法，通过问卷星在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四川省共7所高校，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回收问卷842 份，有效问卷824份，问卷有效率约 97.86%。被试平均年龄为19.56±1.358岁。其中男生313 人（38.0%），女生 511 人（62.0%）；城镇 267 人（32.4%），农村557（67.6%）；文史哲类专业181人（22.0%），理工科专业305人（37.0%），艺术类60人（7.3%），其他278人（33.8%）；大一316人（38.3%），大二176人（21.4%），大三284人（34.5%），大四48人（5.8%）；双亲家庭695人（84.3%），单亲家庭74人（9.0%），重组家庭43人（5.2%），其他12人（1.5%）。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刘贤臣等人[59]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该量表包6个因子，即人际关系、受处罚、学习压力、健康与适应问题、亲友与财产丧失与其他因子，共计27个项目。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1 分代表 “未发生或无影响”，5 分代表“极重影响”。得分越高，代表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952。

2.2.2 自杀意念/企图量表

该量表包括两个项目，询问青少年在过去六个月中，是否想到自杀或企图自杀。在自杀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60]，可以提供可靠有效的信息。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95。

2.2.3 绝望量表

采用贝克（Beck）绝望量表中文版（BHS-4）来评估绝望感[61]，共4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1分代表“强烈同意”，6分代表“非常不同意”，总分范围6～24分，分数越高，代表对未来的绝望程度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00。

2.2.4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斯特格（Steger）的生命意义感量表（MLQ）的中文修订版[62]。该量表包含人生意义体验和人生意义追寻两个维度，共有10个题项，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1。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2.0及海耶斯（Hayes）编写的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主要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4和模型14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周浩、龙立荣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63]，对量表中的全部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26.02%，小于40%，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

如表1所示，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和绝望、自杀意念均呈显著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和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绝望和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绝望和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意念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N=824）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nd relevant matrix (N=824)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3 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首先，采用 海耶斯编制的 SPSS 宏中的PROCESS插件的模型4，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下对绝望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3，t=10.30，p<0.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后，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26，t=8.04，p<0.001）。负性生活事件对绝望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6，t=7.95，p<0.001），绝望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29，t=8.68，p<0.001）。此外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以及绝望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如表3所示，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不仅能够直接预测自杀意念，且能通过绝望的中介作用预测自杀意念。直接效应（0.26）和中介效应（0.07）分别占总效应（0.33）的76.93%、22.43%。

表 2 绝望的中介模型检验（N=824）

Table 2 Test of the mediation model of hopelessness (N=824)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为标准化后的变量，下同。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分解表（N=824）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N=824)

其次，采用 PROCESS插件的模型14（模型14假设中介路径后半段受到调节，与本研究模型一致）进行检验，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将生命意义感放入模型后，生命意义感与绝望的乘积项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7，t=-2.36，p<0.05），说明生命意义感能够调节绝望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如图2所示，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生命意义感水平较低（M-1SD）的被试，绝望对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0.35，
t=7.88，p<0.001；而对于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M+1SD）的被试，绝望对自杀意念同样会产生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较小，simple slope =0.22，t=4.63，p<0.001，表明随着生命意义感的提高，绝望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逐渐降低。接下来采用Johnson-Neyman 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当生命意义感在［-3.18，1.83］个标准差时，简单斜率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此外，当生命意义感水平较低时（M-1SD），中介效应ab=0.09，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6，0.14］；当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时（M +1SD），中介效应ab=0.06，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3，0.09］。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N=824）

Table 4 The test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N=824)

图 2 生命意义感在绝望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between hopelessness and suicidal ideation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并揭示了绝望的中介作用和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有关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研究。

4.1 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变量后，负性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验证了假设1，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4，64，65］。应激源几乎是所有自杀问题发生的“导火索”[66]，大学生面临着人际冲突、情感受挫、学业压力、就业难等常见应激源的影响。当负性生活事件叠加，对所处环境不适应时，则更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与想法[65]。

4.2 绝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绝望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中起中介作用，即负性生活事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自杀意念，还可以通过绝望间接影响自杀意念，验证了假设2。具体而言，绝望是对未来消极的认知图式，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会加重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造成的消极情绪，进而增加自杀意念的产生。个体在经历负性情境后会，归因会倾向于利己，倘若负性情境反复出现，个体则可能难以维持利己的归因而作出消极的归因，进而产生绝望[67]。处于绝望状态时，大学生思考方式通常是消极的、片面的，随之而来的是其解决问题能力的降低[68]，更容易将自杀视为解决问题、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更易产生自杀意念［26］。研究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积极的认知方式对于预防自杀有积极意义，可通过减少消极认知的影响，即降低绝望水平来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不利影响，减少自杀意念的产生。

4.3 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调节了绝望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具体来说，绝望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取决于生命意义感的调节，对于生命意义感高的大学生，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小于生命意义感低的大学生，表明随着生命意义感水平的提高，绝望对自杀意念的消极影响被缓冲，验证了研究假设3。首先，研究表明高生命意义与积极适应正相关，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更乐观[38]，幸福感更高[69]。其次，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能积极应对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以适应环境，缓冲压力对个体的不利影响[70]。生命意义感的保护性作用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验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存在关联，低生命意义感的医学生更易产生自杀意念[71]，生命意义感可减少或消除负性生活事件所导致的自杀风险[72]，冲动性特质通过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间接效应随着生命意义感的提升而减弱[73]，生命意义感的两个因子人生意义体验和人生意义追寻都是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积极保护因子[74]，生命意义感显著调节精神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因素与绝望[75]，生命意义感在归属感受挫和累赘感知对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56]。这些都说明了生命意义感作为保护性因素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作用。

这一结果给我们启示是，对于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要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可以从改变认知图式及提高生命意义感入手。研究表明，接受生命教育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水平显著提高，即生命教育是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有效途径［76］。因此，开展生命教育，开发及完善生命教育课程，构建一个完备的生命教育课程体系对于高校的自杀预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研究表明，萨提亚模式团体干预[77]、感恩记录分享[78]能效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因此，高校也可以通过传统的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途径来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使其保持积极的生活状态，从而预防和减少自杀意念和行为的产生。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考察了负性生活事件、绝望、生命意义感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作为横断研究不能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以后的研究可尝试纵向研究及实验研究进一步探讨自杀意念形成机制。此外，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在自杀意念形成过程中具有保护性作用，以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提升生命意义感的有效途径，从而预防大学生自杀意念或行为。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自杀意念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绝望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3）生命意义感在绝望作为负性生活事件和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随着生命意义感的增加，绝望对自杀意念的消极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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