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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劳动力人口涌入城市，神州大地展现出欣欣向荣的盛景。然而，在繁华景象的背后，仍潜藏着若干亟待解决的软性问题，其中，城市弱势儿童的教育问题尤为突出，它构成了阻碍城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因素。

“弱势儿童”即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一般指在儿童群体中，部分由于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原因，难以维护基本权利，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借助外力支持和帮助的儿童。目前，中国的弱势儿童群体主要包括孤儿、残疾儿童、留守儿童、流浪乞讨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城市随迁子女等。本文旨在研究以城市随迁子女为主体的城市弱势儿童群体。目前我国的城市弱势儿童的救助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支持机制都在日趋完善。但有关城市弱势儿童心理及行为的健康状态所受到的重视与关注程度尚有不足[1]。

城市弱势儿童由于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其心理与行为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若不加重视，则会导致他们沦为社会边缘人群，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十分不利，也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鉴于此，本文决定系统探究城市弱势儿童群体所存在的具体心理行为问题，分析形成原因，寻找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1 城市弱势儿童心理行为问题

1.1 心理问题

关于城市弱势儿童的问题研究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大多是通过问卷和量表的形式来测量。陈仁凤硕士对福建省漳州市903名儿童（其中流动儿童453名）施测了自卑感量表、应对风格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自卑，社交焦虑水平高于非流动儿童[2]。北京大学青少年研究所的余小鸣认为城市弱势儿童群体存在心理与情感发育的缺失和障碍。与一般儿童相比，弱势儿童更容易受到各种歧视、排斥和侮辱，更容易遭受身体暴力和其他虐待或被社会遗弃。这些通常会使他们承受着与自己年龄不相一致的心理压力，因此很容易降低他们的安全感，处于担忧和沮丧中，产生自卑心理，自信和自尊缺失[3]。李怀玉副研究员曾使用SCL-90量表对流动儿童心理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各因子分的均值都比较高，其中强迫、焦虑、抑郁等项目的差异显著，她认为流动儿童存在自信心不足且自我效能感较低[4]，南京农业大学的李文建硕士也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证实了这一点，流动儿童存在人格障碍较多，人际关系障碍较重等问题[6]。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的陈一心，周洋进一步将弱势儿童群体的心理问题归纳为情绪问题，自我意识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城市弱势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正常儿童；他们对自己不利的社会地位处境非常敏感，自我评价及自尊水平偏低；城市弱势儿童的乐群性较低，攻击性与敌意较强[1]。

根据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弱势儿童的存在诸多心理问题，我们进行了以下总结，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是情绪问题，研究表明，城市弱势儿童心理健康程度比较低，普遍存在焦虑、强迫、抑郁等负性情绪；第二是自我意识问题，他们的自卑、自信和自尊的缺失；第三是人际交往问题，他们的乐群性较低，但攻击性与敌意较强。

1.2 行为问题

城市弱势儿童群体也存在各类问题行为，所谓问题行为又称之为“行为问题”，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常见的一种形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与健康有关的危险行为，如吸烟、酗酒、吸毒、药物滥用、成瘾行为、网络成瘾、自杀等。还有一种与社会相关，如发生反社会、犯罪、暴力伤害等。诸多的研究已经证实，弱势儿童在经历各种不利的生活环境中，会呈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5］。余小鸣发现生长在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和无亲生父母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往往更容易发生一些健康危险行为。如单亲家庭的学生偏食习惯、频繁进出西式快餐店等不良饮食行为的报告率、各种非意外伤害、交通违规行为等都显著高于大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学生，而重组家庭的学生则在故意伤害行为、吸烟、酗酒等物质滥用行为、网络依赖和玩电子游戏超时等精神性成瘾行为，以及性行为方面明显高发，这些儿童青少年因家庭结构的缺陷，采用一种问题行为的方式作为“发泄”或弥补家庭亲情或个体情感的需求，实际上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健康风险。余小鸣的研究也发现，早期不良经历与青少年非意愿怀孕有关，那些存在父母分居或离异经历的青少年比没有这类经历者具有72％的高风险发生非意愿怀孕[2]。陈一心认为多数弱势儿童群体容易出现行为偏差和学习障碍[1]，而李怀玉通过一项有关学业成绩的调查也证实流动儿童学业成绩较差，学习主动性不强，学习完成度较低，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等[4]。

2 城市弱势儿童相关问题的应对措施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城市弱势儿童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家庭教育缺乏，家庭内部理解交流不够，使得儿童常出现自我认知偏差，习得性无助；第二，社会支持不足，他们经常面临着制度与非制度的双重歧视 ，与一般儿童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歧视和侮辱，更容易遭受身体暴力和其他虐待或被社会遗弃；第三，适应能力较弱，流动儿童迁入城市其实是一种文化融入的过程，不良的文化适应使得他们难以对迁入的城市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7]。

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以解决城市弱势儿童的心理问题。

2.1 家庭层面

宋美喆等人强调，父母应平衡工作与生活，增加对子女的有效陪伴时间，通过肢体接触和情感交流，弥补亲子分离而导致的“情感饥渴”。特别是对于隐性留守的儿童，父母更应注重陪伴质量，避免“人在心不在”的陪伴方式[8]。

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的和谐与否对儿童心理健康也有着重要影响。父母应妥善处理婚姻关系，为子女营造温馨、稳定的家庭氛围。关丽萍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因离婚而形成的儿童“留守”，要构建“形散而神不散”的留守家庭模式，尽可能帮助“留守”儿童维系“家庭”这个纽带，保持亲子关系的紧密联系，缓解儿童的心理孤独感。

2.2 学校层面

刘玉玲、宋美喆等人认为，学校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与一般儿童相比，城市弱势儿童的情感更加脆弱，因此学校教师就成了孩子教育的主要力量。要积极建立家校协同平台，学校应主动与家长建立联系，构建家校协同平台，让家长了解到子女在校的动态，共同参与子女的教育和成长[9]。可以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增强家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利用好家校联系本和家校群

学校也可以开设各类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学校应设置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开展系列团辅，进行趣味游戏、邀请专家专题讲座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10]。

此外学校应对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进行建档立卡，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同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

但更重要的是学校要重视培养学生完善人格，庄雅飞提出“教育的终极善是教育的原初目的，教育的终极善是促进人的精神实现优秀”。学校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完善人格，教师自身要努力成为学生道德成长的引导者、支持者和陪伴者，帮助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要发挥教师期望的作用，在教育中老师对不同学生产生的不同期望和不同的态度，都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积极的态度会促进学生健康向上的发展，而消极的态度会使学生发展受阻。在教学中，老师应该对学生的合理反馈持有积极的期望和态度，帮助学生解决相应困惑，积极与他们进行生活和心理方面的交流，反对霸凌，反对无端体罚，共同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学校环境是学生成长的一个重要环境。只有营造良好的环境才有助于学生健康的成长。

2.3 政府层面

刘玉玲认为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在建立城市留守儿童关爱教育机制中处于主导和推动地
位[9]。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长效关爱机制，以保障弱势儿童的合法权益。邵丹认为大部分家长不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与孤儿福利相关的《明天计划》，因此要加大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大众知晓率[11]。政府应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城市留守儿童社区基地，如蒲公英之家、假日学校等[12]。通过社区服务和公益活动，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补贴等手段，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为弱势儿童提供更多的心理援助和资源支持[13]。以常州市为例，它于2024年6月发布有关《常州市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护，成长，发展三大需求，实施精准帮扶，监护提质，安全防护，心力滋养，固本强基等五大行动，是妇儿工委办公室要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作为推动实施儿童发展规划的重点工作；强化督促检查，加强工作推进指导，征集发布一批优秀案例；同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宣传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城市弱势儿童的心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黄仕权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研究》中，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分别通过微观、中观、外观和宏观四个层面，提出了全面且系统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注重个体层面（如建立自主求助渠道和互动平台），还强调系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如促进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同时利用政策资源和社区环境优势，为流动儿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14]。学者刘群从心理健康弹性和感恩心理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过增强儿童的心理韧性，培养感恩意识，可以有效缓解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他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儿童创造一个充满关爱和支持的环境[15]。

王煜源从关怀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从关怀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和解决弱势儿童的德育问题。他认为，在实践中构建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互动的关怀式道德教育体系和道德情感作用机制，同时提升教师和家长的关怀素养，可以多样化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可以有效缓解弱势儿童的心理问题，促进其健康成长[16]。卫萍从积极心理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合肥市随迁子女的积极心理品质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要关注弱势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给予他们更多正面的评价，避免消极“标签效应”的产生。同时重视他们发展的差异，针对性地培养积极心理品质，因材施教。这些措施不仅关注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还强调从积极面促进其心理品质的全面发展[17]。

通过加强家庭支持、改善学校教育、提供社会支持等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弱势儿童的心理问题，促进其健康成长。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干预措施的具体实施路径和效果评估方法，为实践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指导。

3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综述分别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归纳城市弱势儿童所面临的问题，指明相关成因，有效抑制城市弱势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并且从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层面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具体化措施，家庭需要营造温暖、和谐、民主的氛围，父母应该以支持和开放的态度与子女沟通；需要加强相关教育，开展主题课程；政府与社会应该积极建立相关救助帮扶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个人需要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与他人或自然建立联结[18]。本文视角独到，针对的是以城市随迁子女为主体的城市弱势儿童这一批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分析详细，从心理行为两方面探究他们存在的问题，挖掘原因，寻求多方面的措施。同时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希望能更加关注城市弱势儿童学校层面系统的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1] 陈一心，周洋．中国弱势儿童心理健康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22（6）：1．

[2] 余小鸣．弱势儿童及其心理健康与应对措施［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22（6）：2．

[3] 陈仁凤．城区流动儿童自卑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应对灵活性的中介效应及箱庭个案研究［D］．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18．

[4] 李怀玉．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探讨：来自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与思考［J］．中州学刊，2009（5）：173

[5] 杨玉凤．关注弱势儿童的发育行为和心理问题［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2（749）：94

[6] 李文建．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实务研究：以南京x小学为例［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7] 袁晓娇，方晓义，刘杨，等．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与抑郁感、社交焦虑的关系：一项追踪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3）：4．

[8] 宋美喆，万媛丽，刘文霞．城市隐性留守儿童的成因、现状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J］．教育观察，2023（31）．

[9] 刘玉玲．官渡区城市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21．

[10] 顾唯页．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分析和对策［J］．教育研究，2006（11）．

[11] 龚琳涵，谭千保．积极心理品质培养：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助推器［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8（3）：3．

[12] 李丹，徐鑫培，官泰然，等．家庭环境与儿童的心理适应：关系与应对［J］．上海师范大学，2014．

[13] 王亚萍．学校社会工作缓解城市流动儿童学业压力研究：以昆明市G小学六年级学生为例［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3．

[14] 黄仕权．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研究［D］．集美大学硕士论文，2023．

[15] 王亚南．无锡市区中学初中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现状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21，31（3）：3．

[16] 王煜源．关怀道德教育理论对我国弱势儿童德育的启示［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 34（3）：4．

[17] 卫萍，张云．城市随迁子女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现状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2018，35（6）：129-134．

[18] 石珍榕，李满林，陈志坚，等．大学生自杀相关行为的危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研究综述——基于个体间—个体内模式［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