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宁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心理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23年5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强调要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国家和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心理韧性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了解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心理韧性(Resilience),又称“心理弹性”,或“心理复原力”,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的定义,大致有“结果论”“过程论”“特质论”三种观点[2]。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定义了心理韧性,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两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核心是个体遇到了长期或重大压力逆境(如学习压力,人际压力,自然灾害等);第二个核心是个体化解了逆境带来的不良影响,且没有出现严重的心理及行为问题。根据以上核心要素的定义,研究者们对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整体状况良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3,4],还有些研究显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仍有待提高[5,6]。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研究对象多元导致,也可能是由于不同时段产生的年代效应所致。那么,青少年整体的心理韧性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其随年代变迁又会表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呢?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水平居高不下[7,8],其自杀意念检出率相比以往也并没有呈现下降趋势[9]。因此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应该保持不变甚至是降低。也有一些与之不同观点的研究表明,我国在不断加大对学校心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大力弘扬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受到了更多的解决与关注,因此,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应该呈现上升趋势。本文将对两种观点进行验证,从宏观的角度探究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的整体概况及其与年代变迁之间的关系。此外,也有必要研究一下性别在心理韧性状况上的差异,有很多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例如,有研究发现,男女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并无差异[10],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高于男生[11],还有部分研究得出男生的心理韧性要高于女生[12]。因此,本研究也将对不同性别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变化及差异进行客观的研究,解决以往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争议问题。
本研究拟采用的横断历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的方法能很好地满足研究目的,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最早由美国学者珍·特文格(Twenge)[13]提出并加以实践。它采用“事后追认”的方式将孤立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连缀起来,使得这些研究作为关于历史发展的横断取样,以此对大跨度时间内的心理变量进行研究,并从宏观上揭示心理变量随年代的变化趋势[14]。除此之外,该方法还可以将社会变迁层面的宏观变量(社会指标)与心理发展层面的微观变量(心理指标)连接起来,以揭示心理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5,16]。目前我国已进行了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群体不同心理指标(心理健康、孤独感等)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17-19]。这些研究均表明青少年的不同心理指标随年代有较显著的变化趋势,且社会变迁也是心理指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该方法不仅可以探究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趋势,还可以结合相关社会指标深入分析宏观社会因素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潜在影响机制,从而进一步完善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框架,为提高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提供更系统的干预思路。
横断历史研究不仅可以描述心理指标随年代的变化趋势,还可以通过心理指标与社会指标的关系来解释社会变迁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例如,如果当年或3年前的社会指标与心理指标显著相关,则可说明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心理变迁具有一定的“影响”[13,20]。关于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大多是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大方面来进行分析,许多实证研究就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进行了调查[11,21],但对于社会及社会环境变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则大多停留于理论分析或宏观描述,而缺乏动态的数据说明[20]。综合以往研究,本研究拟选取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增长率及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三个社会指标,探究其对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除了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这一方法考察青少年整体及不同性别的被试心理韧性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外,还将运用滞后相关分析考察心理韧性与居民消费水平等社会指标的关系。
基于文献应用数量及问卷的适用程度,本文选用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作为研究工具。该量表共27题,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因子,其中前三个因子归为个人力维度,后两个因子归为支持力维度。采用五点计分法,分数越高,表明心理韧性水平越高。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结构效度为0.54~0.73,以往相关文献对该量表的检验克伦巴赫α系数在0.75~0.9之间[21,22],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质量较高。
在文献搜集时采取如下标准:(1)所有研究使用同一测量工具,即胡月琴、甘怡群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2)研究报告中有明确的量化指标数据(一般包括样本量、均值和标准差);(3)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的青少年(初中、高中);(4)文献搜集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5)同一作者使用同一批样本数据发表的不同文章,只选用数据完整且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参与元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维普资讯、万方等中文数据库中,分别以“心理韧性”“心理弹性”“心理复原力”“青少年”“初中生”“高中生”等词汇进行全文检索,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共368篇。由于采用的是2008年编制的量表,所以搜索的起止年份为2008年至2022年。根据以往横断历史研究方法的惯例,除去已注明数据具体收集年代的文献,其余文献的数据收集年代(下文简称“年代”)均按照发表年代减去两年的方式进行计算[13,20]。因此本研究的年代为2008至2020年,共13年。这些研究共涉及263 816名青少年,各年度所对应的文献数量和被试数量如表1所示。
表 1 青少年心理韧性文献数量及历年分布情况
Table 1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on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ver the years
续表 |
||||
发表年代 |
文献篇数 |
样本量 |
性别 |
|
男生(篇数) |
女生(篇数) |
|||
发表年代 |
文献篇数 |
样本量 |
性别 |
|
男生(篇数) |
女生(篇数) |
|||
2010 |
1 |
707 |
1 |
1 |
2011 |
8 |
3659 |
3 |
3 |
2012 |
9 |
4141 |
8 |
8 |
2013 |
19 |
10 494 |
15 |
16 |
2014 |
22 |
11 639 |
15 |
15 |
2015 |
24 |
14 107 |
18 |
18 |
2016 |
34 |
22 981 |
27 |
27 |
2017 |
20 |
16 524 |
15 |
15 |
2018 |
30 |
20 044 |
19 |
19 |
2019 |
45 |
33 475 |
32 |
32 |
2020 |
52 |
41 180 |
41 |
41 |
2021 |
55 |
40 185 |
41 |
41 |
2022 |
49 |
44 680 |
29 |
29 |
总计 |
368 |
263 816 |
264 |
265 |
按照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惯例[20,27],本研究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文献编码、数据录入及分析工作。首先赋予每篇文献唯一编号,之后再把每篇文献的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数据收集地区、基本数据(心理韧性均值、标准差和样本量等)等录入数据库。最后将文献中含有被试性别的分组报告结果作为子研究录入数据库。具体编码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 横断历史研究变量编码表
Table 2 Variable coding table for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变量名称 |
编码 |
文献篇数 |
期刊类型 |
1=核心刊物 |
53 |
2=一般刊物 |
74 |
|
3=学位论文或论文集 |
241 |
|
地区 |
0=无明确地区信息 |
42 |
1=东部地区 |
130 |
|
2=中部地区 |
111 |
|
3=西部地区 |
67 |
|
4=包含了上述两类或更多类 |
18 |
如前所述,本研究从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社会联结(人口增长率)和社会威胁(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三大方面选取了3项社会指标来考察年代对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的“预测”作用。社会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为直观描述青少年心理韧性随年代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以数据收集年代为横坐标,心理韧性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如图1所示,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2008年到2020年间并无太大变化。
图 1 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2008—2020)
Figure 1 Change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2008-2020
为了更加准确地量化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年代效应,将数据收集年代作为自变量,期刊类型及地区作为控制变量,以青少年心理韧性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代不能显著的预测青少年心理韧性均值的变化(β=-0.057,p=0.52>0.05;F(1,367)=2.983,p=0.03>0.01),仅可以解释心理韧性1.6%的变异。同时,考虑到样本量大小的影响,本研究把年代作为自变量,心理韧性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样本量加权的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加权样本后,年代对青少年心理韧性均值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β=-0.10,p=0.29>0.05;F(1,367)=1.133,p=0.29>0.05)。
表 3 青少年心理韧性对年代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age
变量 |
未控制前 |
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 |
样本量加权 |
|||
β |
r2 |
β |
R2 |
β |
R2 |
|
心理韧性 |
-0.03 |
0.09 |
-0.06 |
0.02 |
-0.10 |
0.09 |
注:* p<0. 05,**p<0. 01,***p<0. 001。r为未控制相应变量的相关系数,β为控制相应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R2 为决定系数,下同。
除对青少年整体的心理韧性进行年代效应研究外,本研究根据文献搜集标准,结合264篇报告了性别子研究数据的文献,对男生和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也分别进行了横断历史元分析。从散点图(图2、图3)可以粗略看出,男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发展并无太大变化,但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图 2 男生心理韧性的变化(2008—2020)
Figure 2 Changes in mal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2008-2020
图 3 女生心理韧性的变化(2008—2020)
Figure 3 Changes in femal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2008-2020
为进一步量化这种关系,本研究在未控制、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和样本量加权的三种情况下对不同性别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均值进行与年代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代在未控制条件下(β=0.04,p=0.72>0.05,R2=0.001)、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条件下(β=0.04,p=0.65>0.05,R2=0.013)、样本量加权条件下(β=0.05,p=0.60>0.05,R2=0.001)均不能显著预测男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而年代在未控制条件下(β=-0.29,p=0.00<0.01,R2=0.033)、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条件下(β=-0.28,p=0.00<0.01,R2=0.047)、样本量加权条件下(β=-0.36,p=0.00<0.001,R2=0.044)均能显著预测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如表4所示。
表 4 男、女生心理韧性对年代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le and femal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age
变量 |
未控制前 |
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 |
样本量加权 |
|||
β |
r2 |
β |
R2 |
β |
R2 |
|
男生 |
0.04 |
0.00 |
0.04 |
0.01 |
0.05 |
0.00 |
女生 |
-0.29*** |
0.03 |
-0.28** |
0.05 |
-0.36** |
0.05 |
注:* p<0. 05,**p<0. 01,***p<0. 001。
综上所述,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不随年代而变化,但在性别群体上呈现出男生心理韧性水平不变而女生心理韧性水平下降的趋势差异。
由于青少年整体与男生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不随年代而变化,因此只需探究13年来女生心理韧性均值的变化幅度,根据以往研究的做法[20],通过计算反映其变化幅度的效果量(d)来衡量。具体计算过程如下:首先,以心理韧性均值为因变量,以年代为自变量,对样本量进行加权,建立回归方程(y = Bx + C,其中y为心理韧性均值,B为偏回归系数,x为数据收集年代,C为常数);之后,分别将2008和2020代入回归方程获得这两年的均值;最后求得M2008和M2020之差,再除以13年间的平均标准差(MSD),即可得到心理韧性均值变化量的d值(d=(M2020-M2008)/MSD)。经计算,2008和2020年的心理韧性均值分别为93.39分和89.19分,13年间女生心理韧性均值下降了4.2分,平均标准差为14.85,即d=-0.28,表明下降了0.28个标准差。根据Cohen(1977)的标准,d值(绝对值)大于0.20且小于0.5,但较为边缘,应属于“小效果量”。
由上述结果可知,近13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无太大趋势的变化。那么,这种趋势是否与社会变迁有关呢?基于以往研究的经验[27],将心理韧性数据与当年或几年前的宏观社会指标进行滞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社会指标中仅发现3年前的人口增长率与当年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即二者可能是“影响”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因素之一。
表 5 社会指标与中国青少年心理韧性得分的相关性
Table 5 Cor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indicators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ores
社会指标 |
当年 |
3年前 |
5年前 |
||||
β |
R2 |
β |
R2 |
β |
R2 |
||
青少年 |
居民消费水平 |
-0.04 |
0.001 |
-0.02 |
0.000 |
0.01 |
0.000 |
人口增长率 |
0.06 |
0.003 |
0.16** |
0.024 |
0.03 |
0.001 |
|
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 |
-0.16** |
0.026 |
0.03 |
0.001 |
-0.02 |
0.000 |
|
男生 |
居民消费水平 |
0.05 |
0.002 |
0.04 |
0.002 |
-0.01 |
0.000 |
人口增长率 |
-0.03 |
0.001 |
-0.04 |
0.002 |
0.01 |
0.000 |
|
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 |
0.1 |
0.010 |
-0.02 |
0.000 |
0.01 |
0.000 |
|
女生 |
居民消费水平 |
0.01 |
0.000 |
0.00 |
0.000 |
0.01 |
0.000 |
人口增长率 |
0.01 |
0.000 |
-0.05 |
0.003 |
0.00 |
0.000 |
|
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 |
0.09 |
0.007 |
0.03 |
0.001 |
0.03 |
0.001 |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2008年至2020年间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整体上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保持稳定状态,没有随年代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心理韧性发展趋势稍有不同。其中,男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保持不变,而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不大。与前人研究相比,本研究在先前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一是本研究引入了时间变量,增加了纵向视角考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二是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所中学或某一地区的青少年,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以一概全的推广性和代表性。同时,群体心理并不等于个体心理的叠加,因此由样本结论推断总体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差。而本文采用的横断历史研究方法,以前人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涵盖了13年内我国各地的368项研究,该方法使得我们可以从群体的角度对心理变量进行宏观整体的描述。另外,俞国良等人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进行了横断历史研究[23],发现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趋于平稳,女生相比男生心理健康水平更低。这也与我们所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心理韧性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体现,保持了同样的发展状态。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可靠性较高。根据本研究的结论,一方面表明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解,同时也可扩大研究范围进行探讨,例如这种稳定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否会持续到成年。另一方面,性别上心理韧性水平的差异受到何种变量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可能更多的是由于男女群体本身所存在的差异而引起,比如男女传统性别角色形象要求的差异或不同的认知方式等,而女生心理韧性水平的下降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例如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是否会一直下降,对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进行干预时怎样设计更符合其特点的活动。
本研究共收集了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增长率等几个可能的社会宏观指标,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发展的可能原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整体上3年前的人口增长率与当年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与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呈显著相关,纳入的社会指标与男生和女生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均不相关。由此可以初步认为,青少年心理韧性受这些社会宏观指标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因为数据的年份跨度较小(13年),做出这样的结论仍旧需要谨慎。本研究认为,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以探究心理韧性和社会宏观指标的可能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第一,扩大数据收集的年份,限于本研究量表编制时间为2008年,只能等到更多的研究积累后才能实现。第二,除了本研究收集的社会宏观指标外,还需要系统性的收集一些其他的社会宏观指标。第三,可以收集其他量表测量的心理韧性的数据进行分析,了解不同量表测量结果是否存在差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需要加以考虑,即心理韧性水平的发展可能与社会宏观指标的关系真的“不紧密”,可以从中观数据(学校和家庭)和微观数据(青少年群体)入手寻找到影响青少年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因素,且这些研究仍然可以以横断历史研究入手。
由结果可知,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没有呈现上升趋势,甚至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而由于现在并不能确定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受社会宏观指标的影响,所以可以从青少年的环境及受到的教育入手。在个体层面进行干预需要基于个体自身及情境等因素进行,一是干预方式很难统一,二是效率往往会偏低,三是来访很难坚持,脱失率高效果差[24]。因此,相比于个体干预,对青少年群体的心理韧性进行干预会更加高效[25]。在干预背景上,考虑到青少年的主要活动范围,可以将学校作为主要背景[26]。在干预内容上,学校可以从实践角度定期开设以心理韧性为主题的课程或团辅,也可以从认知角度来帮助青少年从中汲取力量,正确看待逆境[27,28]。认知理论认为,不是逆境本身导致了痛苦,而是对逆境的不同解释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对逆境的解释,则受到文化的影响[29]。中国文化传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优秀传统精神,注重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宇宙的联系,有利于青少年为逆境赋予积极意义,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30]。因此可以将中国文化渗透进团体辅导或活动中,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上述启发性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心理韧性的灵活定义决定了其具有较多不同侧重方向的量表,而不同测量工具之间是否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不同测量工具进行比较是否能更全面的认识心理韧性,进而揭示潜在的影响因素这些仍有待研究,未来可以对使用其他相关工具的文献进行横断历史的元分析,并与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另一方面,本研究虽然分析了青少年心理韧性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探讨了社会宏观因素的潜在影响作用,但并没有对具体影响机制进行更进一步的验证。未来可针对青少年心理韧性进行相关的追踪调查研究,将社会宏观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除此之外,本研究仅对性别这一亚群体进行了结果分析,而独生子女与否,地区经济水平等亚群体也具有较大研究价值,未来可以待文献数量充足时再进行更为深入且详尽的研究。最后,本研究选取的是全国范围的青少年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掩了对特殊群体的心理与社会指标的描述。比如对留守儿童,特殊儿童等群体,进行针对性的追踪研究可能更为严谨与准确。未来也应当关注某些特定群体,进而探索出更精确的变量作用和更聚焦的干预方式。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对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2008—2020)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整体上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不随年代变化而变化,但男女生青少年表现不同,男生心理韧性水平不变而女生心理韧性水平呈中等下降趋势。(2)整体上青少年心理韧性与3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当年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都呈显著相关,但与居民消费水平等其他指标没有显著相关性。男女生心理韧性与人口增长率、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及居民消费水平均没有显著相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才能进一步确认青少年心理韧性与社会宏观指标的关系。(3)以学校为载体、结合中国文化定期开展相关课程与团辅可能是提升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有效方法。
[1] 刘文,于增艳,林丹华.儿童青少年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9(1):31-37.
[2] Liu J J W,Ein N,Gervasio J,et al.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of resilience interventions[J].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2020(82):1019.
[3] 张坤.我国儿童心理弹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4):58-64.
[4] 李刚,朱毅,李娟,等.乡村青少年心理韧性现状调查分析[J].教学与管理,2022(27):33-35.
[5] 白慧慧,王雨晴,孙婉靖.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的元分析[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2(2):261-267.
[6] 张大均,苏志强,王鑫强.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1):3-11.
[7] 魏星,高双,许江,等.父母控制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三水平Meta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2(4):417-421,430.
[8] 胡义秋,何震,曾子豪,等.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认知灵活性和友谊质量的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3):682-687.
[9] 邹广顺,吕军城,乔晓伟.中国中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的meta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1(8):643-650.
[10] 吉彬彬,蒋思珊,彭媛媛,等.高中生心理韧性在学习压力与学习倦怠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12):1876-1880.
[11] 杨国顺.家庭关怀及正性情绪对郑州市流动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J].现代预防医学,2019(15):2799-2802.
[12] 金雪,熊敏,王洪礼.贵州农村高中生应对方式与心理韧性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9):1413-1418.
[13] Twenge J M.The age of anxiety? Birth cohort change in anxiety and neuroticism,1952-1993[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0,79(6):1007-1021.
[14] 辛素飞,梁鑫,盛靓,等.我国内地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迁(2002—2019):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J].心理学报,2021(8):875-889.
[15] Twenge J M.Changes in women’s assertiveness in response to status and roles: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1931—1993[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1(81):133-145.
[16] 辛自强,池丽萍.横断历史研究:以元分析考察社会变迁中的心理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44-51.
[17] 彭海云,盛靓,王金睿,等.2001—2019年我国青少年孤独感的变迁: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3):449-456.
[18] 王勍,俞国良.初中生心理健康的横断历史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7(11):74-80.
[19] 俞国良,李天然.社会转型中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结构与特点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8):191-196.
[20] 辛自强,张梅.1992年以来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变迁:一项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学报,2009,41(1):69-78.
[21] 郭佳佳,杨飞龙,冯长虹,等.初中生正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3):403-406.
[22] 王晓.过剩适应对中学生学校适应的影响:自尊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2):303-308.
[23] 俞国良,李天然,王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横断历史研究[J].教育研究,2016(10):113-122.
[24] 郭磊,皮凤丽.团体咨询对提高大学生心理韧性的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4):602-606.
[25] Masten A S.Resilienc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Past present and promise[J].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2018,10(1):12-31.
[26] Dray J,Bowman J,Wolfenden L,et al.Systematic review of universal resilience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the school setting:Review protocol[J].Systematic Reviews,2015(4):186.
[27] Xie Q,Wong D.Culturally sensi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resilience: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chinese resilience[J].Transcultural Psychiatry,2020,58(1):1-12.
[28] Pangallo A,Zibarras L,Lewis R,et al.Resilience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actionism:A systematic review[J].Psychological Assessment,2015(27):1-20.
[29] Shek D T.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Hong K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J].Childhood,2004(11):63-80.
[30] Pan J,Wong D,Chan K,et al.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Making Sense of Adversity Scale:Acculturative stressors as an example[J].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08(18):479-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