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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FF）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性别平等指数，中国在接受调查的146个国家中排名106。全球性别平等指数以四个维度衡量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分别是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政治活动参与度、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和生存状况。基于上述统计数据，评估测算出各国的“性别平等指数”，这个指数越接近数字1，说明该国性别平等水平越高。中国在2024年度的评估中，“性别平等指数”为0.684。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评估最早开始于2006年，中国“性别平等指数”自2008年取得57名的历史最高排名，之后的16年都连续出现了排名下跌，由此可见，近16年以来，当代中国女性在性别平等方面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并未有明显的改善。

这种现象与许多当代中国女性的实际感受可能存在差异。观察社会现实，我们发现女性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校园接受高等教育，女企业在经济领域也取得了抢眼的成就，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决策与参与也比以往要更加深入。这些社会现象似乎让许多人以为中国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与自我解放彻底进入新时期。但实际上，近年来，屡屡引发社会热议的事件，如“唐山烧烤店打人”“徐州丰县铁链女”“天价彩礼”；影视作品《都挺好》《我的姐姐》等女性形象的遭遇；长期以来很多地方的女性不能上桌吃饭、女性不能入族谱、甚至是过年只能去婆家不能回娘家等现象；近期某脱口秀节目引发的女性话题的热议……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中存在“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物化女性的情况。人们对这些社会事件的讨论只停留在表层，没有触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社会文化中仍然存在隐秘的、难以觉察的对女性的贬低和歧视。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观念，在西方兴起并影响到我国的女权或平权思想的冲击下，更多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并逐渐转入了文化潜意识、个体潜意识中，因而无法轻易被个人察觉。

2 中国女性地位及性别角色观念的历史变迁

著名人类学研究者巴霍芬和摩尔根，都认为父权制社会之前，曾存在一个以母权制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恩格斯进一步阐释，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母权制是主要的社会结构，女性在家族中占据领导地位，财产和权力通过母系血统传承。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产生，母权制逐渐成为有效积累和传承财产的障碍。这种障碍最终导致了母权制在野蛮时代的中后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父权制的兴起。恩格斯认为母权制的废除是女性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象征着“女性在全球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一转变也伴随着家庭结构的演变，男性主导的专偶制家庭取代了女性主导的对偶制家庭，其中专偶制主要约束女性，而男性则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度[1]。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农耕和畜牧业的兴起，男性逐渐在社会生产中取得主导地位。自周朝起，父权制开始确立[2]，伴随着“男尊女卑”的观念，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成为社会常态。周朝近八百年的历史中，礼乐制度逐渐完备，儒家文化在周礼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和发展。孔子的教导，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为个人提供了信仰和价值体系，也为国家层面的阶层和谐与皇权稳固提供了理论基础。自西汉时期儒家学说被推崇为社会主要意识形态，历经宋明理学的深化，至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深远。直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发起了“推翻孔家店”的运动，儒家传统思想被挑战，其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也开始逐渐被削弱。

“男尊女卑”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该书引用了孔子的诸多论述，因此，其主要思想源泉被归于孔子。《易传·系辞》首章提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里所表达的“男尊女卑”意在强调自然和谐与阴阳平衡，而非主张性别不平等。文中的“贵贱”指的是人在不同生命阶段和社会中的角色差异，并不涉及能力和身份的高低，更非思想地位上的尊卑之分。然而，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将封建等级秩序视为天理的体现，强化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对女性提出了“三从四德”等严苛要求，甚至推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这些观念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她们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自我意识受到严重压抑和束缚。

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这部作品被视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恩格斯提出，最早的阶级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步出现，构成了最早的阶级对立。他认为，经济上受压迫的女性在婚姻中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而女性获得平等的首要条件是将家务劳动社会化[3]。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使女性（尤其是无产阶级女性）重新融入社会生产，这将改变传统的家庭结构，并对性别关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3]。

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显著提升。口号如“红色娘子军”“妇女能顶半边天”和“男女都一样”激发了女性参与生产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然而，这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性别差异，导致女性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性别特征被淡化，从而引发了对女性性别特征缺失的担忧[4]。在毛泽东时代，反对“男尊女卑”和儒家宗族主义的斗争促使个人从家族和宗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如“中华民族”“工人”“农民”或“单位”。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和女性的身份在群体中被弱化，导致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未能真正独立和发展[5]。

在毛泽东时代，性别平等被大力提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一理念逐渐转变为认可性别差异的重要性。这种观念的转变促使男性和女性开始接受并尊重彼此的性别特性，不再单纯地推崇女性模仿男性的行为，这对于维护女性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儒家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观念，如“贤妻良母”和“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前社会对“贤妻良母”的期待是双重的：女性不仅要在职业领域取得成就，还要在家庭中扮演好照顾者的角色。女性的独立价值在平衡家庭与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在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角色中，女性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削弱女性的形象。“贤妻良母”的观念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了影响，并推动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复兴。这一模式原本是基于夫妻双方协调和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选择，而非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认同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接受“男主女从”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6]。这种“男女有别”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潜意识”。

3 中国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发展与西方的对比

在与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权运动相比较时，中国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发展显示出其独特性。

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对女性地位的提升作用长期被边缘化，并未成为国家层面的焦点议题。但正是这种边缘化状态，反而激发了西方女权运动的活力，使其不断为女性争取更多资源和更强的声音。与此相对照，中国女性的权益提升并非源自社会层面的女权主义运动，而是通过政治性的社会运动实现的“妇女解放”，这一直是国家层面关注的焦点[5]。在中国，女性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无论男女，个人命运都与集体命运交织在一起。因此，尽管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些改善更多是由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的，而非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斗争所驱动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性别差异常常呈现为一种男性与女性对立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模式深受本体论和理性思维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国的性别差异则是在追求整体和谐的文化背景下，男女之间阴阳互补互动的产物。中国的性别观念融合了阴阳和谐与男性优越、女性次要的传统观念[7]。在西方，父权制等同于男权制，其主要压迫对象是女性，这种观念基于宗教教义，将女性视作男性的从属。而儒家所构建的性别关系并非西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在中国，父权制实际上是一种父系家族权力制度，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女性，而是涵盖家族的所有成员。因此，中国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并非单纯针对父亲或丈夫，而是在男女共同受制于父系家族的框架下，依附于特定的男性。汪兵［8］
强调，“中国的‘男尊女卑’与‘长尊幼卑’是相互依存的”。女性在父系家族中的次要地位，反映了父权制的特征。这种双重从属导致女性几乎失去了个人权益意识的形成条件。儒家倡导的“男主外，女主内”原则决定了男女实现个人价值的不同路径，都将个人价值与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儒家对女性个人价值实现方式的规定，使女性成为家族的守护者，与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相背离，导致女性越努力，越远离自我本质。在儒家伦理下，女性承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以至于难以产生抗争意识。为了激发女性对家族事务的热情，避免男性对女性的完全压制，儒家通过家族内部的调节机制赋予女性一定的权力，以维护阴阳互补的互动格局。这种机制使得性别差异结构成为一个相互交织的循环系统，女性在家族共同利益的考量下，接受并内化性别规范，行使家族赋予的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从卑下转为尊贵，成为家族的守护者。女性个人利益被家族利益所包围，为了获得有限的个人利益，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成为父系家族权力的维护者，付出了丧失自我认同的代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受到了挑战，中国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研究表明，体制外劳动者表现出更现代的性别观念[9]；互联网提供了更多关于性别平等的信息和讨论平台，有助于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促进家庭分工的平等化[10]；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女性，更可能平衡家务和工作，在职业发展上有更好的表现[11]；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减弱，降低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12]。尽管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13-15］，但中国社会正在向性别平等的方向迈进，现代价值观正在逐步推动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4 中国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发展与整合方向——分析心理学的视角

尽管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和性别角色观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并在教育、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获得了更多资源和机会，但社会文化中仍然存在对女性的隐性贬低和歧视。例如，“剩女”“女博士”“女强人”等标签的流行，以及对女性外貌的评价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无意识内化，都反映出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女性在性别角色观念的发展和个体心理发展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要实现性别角色观念的全面发展和个体化的深度心理成长，中国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需要社会观念和政策的外在支持，更需要解放女性内心深处的束缚，从而在根本上获得自我整合和发展的力量。

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了男性内在女性化原型意象“阿尼玛”和女性内在男性化原型意象“阿尼姆斯”的概念[16]。荣格的理论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与生理性别相反的心理特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雌雄同体的存在。分析心理学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个体的自性化，即成为真正的自己，对女性而言，这一过程包括意识、发展和整合内在的阿尼姆斯。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融合了东方哲学思想，特别是与《周易》中阴阳转化的观点相呼应，使其理论与中国文化相契合。受荣格关于阿尼姆斯的论述启发，当代中国女性可以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在心灵结构，激发内在的阿尼姆斯，将内在的男性力量与外在的女性特质相结合，以促进性别角色观念的完善与发展。这有助于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中解放出来，真正基于个人兴趣和能力选择生活方式。例如，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穿着风格而不受到负面评价，可以展现温柔、耐心，也可以表现出果断和坚毅，不再受限于单一的性别特征。女性不受社会及传统观念的束缚，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婚姻、生育和职业道路，无论是全身心投入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生活。

同样，性别角色观念的发展和整合也有助于男性摆脱“有泪不轻弹”“娘娘腔”“顶梁柱”等刻板印象，使他们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情感和选择生活方式，不再受制于传统的性别期望。荣格的理论为中国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学基础，促进了对性别平等和个体差异的理解和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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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荣格．荣格文集［M］．高岚，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