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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社会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小学阶段是学生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家庭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情绪是个人和组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心理因素[1]，家庭情绪氛围是小学生社会能力习得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父母情绪社会化（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的视角来探索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新热点（Denham，2010）[2]。父母情绪社会化是指父母所持的情绪理念或观念，以及亲子日常交往中表现出的相关情绪行为对儿童情绪和社会行为的塑造和教育过程（Denham and Burton，2003[3]）。衡量父母情绪社会化的目标和理念用父母元情绪理念，即父母对自我或其子女情绪行为的一种认知态度与情绪反应特征（Gottman et al.，1996[4]，1997[5]），分为情绪教导、情绪不干涉、情绪摒除、情绪紊乱四种类型。情绪教导理念指父母对自己和孩子的情绪知觉敏感，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反应，帮助孩子正确指称情绪感受，与孩子共同解决情绪问题。情绪摒除理念指父母认为消极情绪对孩子是有害的，会尽快改变或消除消极情绪，并让孩子意识到消极情绪不值得重视和关注，尽可能地忽略它，常常以转移注意力或惩罚来消除孩子的消极情绪。情绪紊乱理念指父母难以调节自己与孩子的消极情绪，短期内难以平复。情绪不干涉理念指父母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无特别的态度和意向，放任孩子自由表达任何情绪而不予干涉或反应[6]。已有研究
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7]、依恋倾向[8]、社会化[9]、问题行为[10]、社会适应[11]、社会能力[6]、学业情绪[12]、学业控制感[12]等。由此可见，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小学生家庭教育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以往有关父母元情绪理念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幼儿，且更多从父亲或母亲单面角度研究元情绪理念的基本情况、影响因素和作用，而针对小学生，且从父母亲双方角度进行对比的研究很少。因此，笔者对小学生的父母元情绪理念开展研究，对父亲和母亲的元情绪理念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下所展现出的具体发展特点进行差异研究，以填补此学术研究的不足。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通过网络问卷星平台对湖南省两个市四所小学三个年级的1100名孩子的父母进行测试，剔除耗时过长过短和随意作答的问卷，整理得到父亲有效问卷597份，母亲有效问卷1074份，问卷有效率分别为54.3%和97.6%。在孩子学校所在地方面：城市1103人（66.0%）、县镇568人（34.0%）；在孩子的性别方面：男生920人（55.1%）、女生751人（44.9%）；在孩子的年级方面：四年级421人（25.2%）、五年级802人（48.0%）、六年级448人（44.9%）；在父母的子女数量方面：一个孩子的有401人（24.0%）、两个孩子的有1056人（63.2%）、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有214人（12.8%）；在父亲的年龄方面：30岁以下3人（0.5%）、30～35岁82人（13.7%）、36～40岁212人（35.5%）、40岁以上300人（50.3%）；在父亲的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99人（16.6%）、高中或中专161人（27.0%）、大专184人（21.3%）、本科184人（30.8%）、硕士及以上26人（4.3%）；在母亲的年龄方面：30岁以下19人（1.8%）、30～35岁314人（29.2%）、36～40岁457人（42.6%）、40岁以上284人（26.4%）；在母亲的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239人（22.3%）、高中或中专309人（28.8%）、大专231人（21.5%）、本科271人（25.2%）、硕士及以上24人（2.2%）。

2.2 研究工具

（1）自编人口学问卷。根据查阅相关文献和本研究需要，自编被试的人口学问卷，问卷主要内容包括父母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年级，学校所在地等人口学变量。

（2）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采用叶光辉等人（叶光辉 等，2005）编制的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13]。该量表共42个题目，包括情绪教导、情绪不干涉、情绪摒除、情绪紊乱四个分量表，采用Likert式 6 点记分，从“1”到“6”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该量表在大陆被试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梁宗保 等，2012）。本研究由小学生的父亲和母亲分别报告，父亲问卷的总量表和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0.86、0.82、0.61和0.81，母亲问卷的总量表和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0.84、0.79、0.62和0.85。

2.3 研究程序

首先，培训主试。由本人和施测学校的一名心理健康教师对参与测试的各班班主任进行培训，学习指导语和操作流程等。其次，利用家长会期间，班主任告知前来参加班会的家长有关测试要求和注意事项，并让其通过扫描二维码参与问卷星平台的现场测试。

2.4 统计分析

问卷测试结束后对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采用统计软件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四个维度上的差异

如表1所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父母元情绪理念在父亲和母亲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得出：在情绪紊乱维度上母亲显著高于父亲，在其他维度上父母差异不显著。

表 1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四个维度上的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meta emotional concept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3.2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学校所在地上的差异

如表2所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父亲元情绪理念和母亲元情绪理念在孩子学校所在地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得出：来自县镇学校的母亲情绪摒除显著高于来自城市学校的母亲情绪摒除，父亲元情绪理念的四个维度在孩子学校所在地的差异都不显著。

表 2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学校所在地上的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meta emotional beliefs in the location of their children’s school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3.3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性别上的差异

如表3所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父亲元情绪理念和母亲元情绪理念在孩子性别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发现差异均不显著。

表 3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性别上的差异

Table 3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meta emotional beliefs among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3.4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年级上的差异

如表4所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别对父亲元情绪理念和母亲元情绪理念在孩子年级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发现差异均不显著。

表 4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年级上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meta emotional beliefs among children’s grade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3.5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数量上的差异

如表5所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别对父亲元情绪理念和母亲元情绪理念在孩子数量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得出：母亲元情绪理念的四个维度存在孩子数量上的显著差异，而父亲元情绪理念只存在情绪教导和情绪摒除两个维度的显著差异。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在父亲和母亲情绪教导的得分上，拥有一个孩子的显著高于两个孩子的，拥有两个孩子的显著高于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在母亲情绪不干涉的得分上，拥有两个孩子和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显著高于一个孩子的；在父亲和母亲情绪教导的得分上，拥有两个孩子的显著高于一个孩子的，且在母亲情绪教导的得分上拥有三个孩子的也显著高于一个孩子的；在母亲情绪紊乱的得分上，拥有两个孩子和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显著高于一个孩子的。

表 5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孩子数量上的差异

Table 5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fluenced by parental meta emotional belief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3.6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不同年龄上的差异

如表6所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别对父亲元情绪理念和母亲元情绪理念在自身年龄上进行差异比较检验，结果得出：自身年龄上父亲元情绪理念存在显著的情绪教导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发现，在父亲情绪教导的得分上，36～40岁的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

表 6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不同年龄上的差异

Table 6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meta emotional beliefs at different age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3.7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不同学历上的差异

如表7所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别对父亲元情绪理念和母亲元情绪理念在自身学历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得出：父亲元情绪理念四个维度和母亲的情绪教导、情绪摒除和情绪紊乱等三个维度都存在显著的自身学历上的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发现，在父亲和母亲的情绪教导的得分上，更高学历的显著高于更低学历的；在父亲情绪不干涉的得分上，本科生显著高于初中生和大专生；在父亲和母亲的情绪摒除和情绪紊乱的得分上，更低学历的显著高于更高学历的。

表 7 父母元情绪理念在不同学历上的差异

Table 7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emotional beliefs across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4 讨论与建议

（1）母亲情绪紊乱显著高于父亲情绪紊乱

结果显示，父亲与母亲在元情绪理念的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母亲的情绪紊乱显著高于父亲，在其他维度上父母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母亲明显比父亲有更多的情绪紊乱，母亲会对孩子的消极情绪更加敏感，出现神经质反应和失控行为，不知道如何教导孩子处理消极情绪。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李燕，2021[14]）。导致差异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年龄群体不同，也许相较于小学生，母亲对幼儿有更多的耐心，所以有更多的情绪教导，更少的情绪紊乱。小学生母亲更加情绪紊乱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女性本性比男性更感性、更容易情绪化、比较容易敏感；另一方面现代的女性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往往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压力出现和期望无法达到时更容易出现情绪紊乱。基于此，母亲应警惕对子女情绪的过度关注，避免掉进西方教育学家所谓的“过度现象”的育儿陷阱；同时要经常反思自己对孩子消极情绪的神经质反应和失控行为是不是因为生活中其他压力导致，孩子成了自己释放压力的替罪羊。

（2）在孩子学校所在地上母亲情绪摒除差异显著

研究结果显示，来自县镇学校孩子的母亲比来自城市学校孩子的母亲更容易出现情绪摒除，而来自两类学校孩子的父亲没有出现元情绪理念上的显著差异。以往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这说明来自县镇学校孩子的母亲对孩子的消极情绪敏感且挑剔，还会很固执地要求孩子赶快摒除它们，否则会给予必要的限制或处罚[15]。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来自县镇学校孩子的母亲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她们的教育方式更多来自周围环境的榜样或父辈的影响，他们一般都会采用惩罚或制止的方式教育孩子，包括应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因此，来自县镇学校孩子的母亲应该向周围环境中积极的榜样或父辈们学习育儿经验。

（3）在孩子性别上父亲和母亲的元情绪理念差异均不显著

本研究发现，对待不同性别的孩子，父亲和母亲都不存在元情绪理念上的显著差异。这说明：父亲和母亲在元情绪理念的各个维度上，并没有因为是男孩、还是女孩就区别对待。这与袁小龙的研究一致（袁小龙，2017），而与刘雅馨的研究部分不一致（刘雅馨，2021）。刘雅馨发现，父亲对待男孩的情绪摒除理念和情绪不干涉理念显著高于女孩，而母亲的元情绪理念不存在性别差异[16]。造成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地区差异，也可能是南北文化对父亲要求不同造成，北方父亲对男孩消极情绪的要求更高，不像对待女孩那么包容。因此，父母元情绪理念是对孩子情绪有组织和固定化的认知、感受与反应[17]，面对不同性别孩子的消极情绪，不必担心父母会区别对待。

（4）在孩子年级上父亲和母亲的元情绪理念差异均不显著

结果表明，面对不同年级的孩子，父亲和母亲的元情绪理念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父亲和母亲的元情绪理念不会因为孩子处在不同的年级而区别对待。以往没有相关研究。可能由于四五六年级的孩子年龄跨度短，情绪变化不大，因此不会引起父母元情绪理念大幅度的变化，面对孩子的情绪，父母继续保持原有的情绪认知和反应。

（5）在孩子数量上母亲元情绪理念四个维度差异均显著，父亲的情绪教导和情绪摒除差异显著

研究发现，在拥有孩子的数量上，父亲情绪教导、父亲情绪摒除和母亲元情绪理念的四个维度都存在显著差异；且孩子数量越多，父母的情绪教导越少、情绪摒除越多，同时母亲的情绪不干涉和情绪紊乱也越多。以往没有关于孩子数量的研究，只有针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研究（刘雅馨，2021）。刘雅馨同样发现母亲对非独生子女有更多情绪摒除，但其他差异都不显著[16]25。结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现本研究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孩子数量越少的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等各个方面更好，父母平摊在少子女身上的时间会更多，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时，他们会有更好的教育能力和更多的耐心教导孩子，而更多子女的父母态度刚好相反，父母越会采用情绪摒除快速制止孩子的消极情绪，母亲也越会采用情绪不干涉对孩子的消极情绪置之不理或无所适从。因此，教育者们更需要关注并提升多子女家庭中父母情绪和教育能力，以便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6）父亲情绪教导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父亲情绪教导存在自身年龄上的显著差异，36～40岁的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这与以往的研究不一致（王杰，2021[18]；刘雅馨，2021）。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的不同，面对幼儿和小学生，父母的元情绪理念本能上会不一致，此外，研究区域的差异，年龄段划分不同也会造成不一致的情况。这一结果与当代父母的社会压力有关，36～40岁的父亲正值壮年，虽然可能有经济压力，但就业和健康方面的压力较少，面对孩子的负面情况会有更多的耐心和时间；而40岁以上的父亲孩子还小、父母已老，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及自身的就业和健康压力，很少有时间和心情关注孩子的负面情况。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40岁以上父亲的元情绪理念，帮助他们缓解自身压力的同时，引导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有更多的情绪教导。

（7）父亲元情绪理念的四个维度、母亲的情绪教导、情绪摒除和情绪紊乱存在显著学历差异

研究显示，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父亲和母亲情绪教导比初中及以下的父亲和母亲更多，而且学历越高情绪教导越多，硕士学历的父母亲情绪教导做多；本科学历的父亲情绪不干涉显著高于大专和初中及以下的父亲；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父亲情绪摒除比大专的父亲更多；学历越高的母亲情绪摒除越少；学历越高的父亲和母亲情绪紊乱越少。这与以往的研究基本相同（李燕，2021；王杰，2021；袁小龙，2017）。由此可见，父母对情绪的觉察和应对受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学历越高，认知能力越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好，面对孩子的消极情绪能够更合理、更积极地看待，更能把孩子每一个消极事件或消极情绪看成是教导孩子成长的机会，更能有效地教导孩子解决问题，尤其是消极情绪问题。因此，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或文化水平对提高父母元情绪理念产生一定的影响。

5 结论

小学生父母元情绪理念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包括：母亲情绪紊乱显著高于父亲情绪紊乱；来自县镇学校小学生的母亲情绪摒除显著高于来自城市学校的母亲情绪摒除；在不同年龄上，36～40岁的父亲情绪教导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父亲情绪教导；父亲和母亲学历越高情绪教导越多，情绪紊乱和情绪摒除越少，本科学历的父亲比其他学历的父亲采用更多情绪不干涉。没有发现显著差异的有：孩子性别、孩子年级和孩子学校所在地的父亲元情绪理念；孩子性别、孩子年级和母亲年龄的母亲元情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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