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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指个体故意、直接且反复地破坏自己的身体，而无自杀意图的行为，包括切割、击打、烧伤自己，以及阻止伤口愈合等[1]。早期青少年的NSSI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学者在早期青少年中的研究报告指出，17.6%的被试在过去六个月中至少参与了一次NSSI[2]。
NSSI对早期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发展都会造成严重伤害，是未来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3，4］。鉴于NSSI的高发病率和负面影响，识别可能导致其发展和维持的机制和风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同伴侵害是指个体受到同伴反复且有目的地攻击和欺负却难以自卫，包括身体侵害、关系侵害、网络侵害、言语侵害和财产侵害[5]。作为一种青少年重要的压力源，同伴侵害会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发展[6]。根据NSSI的人际模型[1]，当个体遭受负面人际事件（例如同伴侵害）时，他们往往会选择NSSI作为缓解及规避压力与痛苦的手段。实证研究亦已证实，同伴侵害是促使青少年产生NSSI行为的一个关键风险因素［7，8］。例如，一项聚焦于早期青少年的研究揭示，同伴侵害可能会增加青少年参与NSSI的风险[7]。然而，目前同伴侵害与NSSI之间关系的具体心理机制尚不清楚。

一种可能性是情绪调节困难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情绪调节困难是情绪失衡的一个显著体现，具体体现在个体在情绪识别、理解及接纳上的困难，以及在情绪干扰下无法有效执行预期行动[9]，与同伴侵害［10，11］和NSSI［12，13］有关。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困难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外化问题之间起到中介作用[14]。人际风险模
型[15]指出，不良的同伴关系是压力的重要来源，这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同伴侵害可能导致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紧张，这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情绪调节机制，使他们难以有效处理负面情绪[11]。为了逃避他们感到无法应对或忍受的负面情绪体验，他们可能采取非适应性策略，例如NSSI来暂时缓解或逃避现实[16]。因此，提出假设1（H1）：情绪调节困难可能在同伴侵害与早期青少年NSSI间起中介作用，即同伴侵害可能导致青少年早期出现情绪失调，进而导致NSSI。

尽管情绪调节困难已被证明与青少年的NSSI有关，但并非所有经历情绪调节困难的青少年都会从事NSSI。个体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同的负面事件或情境对具有不同特质的青少年的影响程度不同。这表明即使在这些不利条件下，也可能存在一些因素能降低早期青少年NSSI的风险。感恩是一种个体特质，指个体对他人给予的帮助以感激之情回应，从而为自己带来积极的体验或结果[17]。研究表明，感恩是早期青少年风险行为和心理的重要保护因素［18，19］，与早期青少年的NSSI呈负相关[20]。根据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21]，感恩可以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并增强其认知灵活性，这有助于个体重新解释和概念化负面事件，以便更好地调节情绪。面对压力情境或负面情绪时，具有高感恩水平的人会使用更多积极的应对策略，并找到更多积极的应对方法，而不是选择非适应性的应对策略[22]，例如NSSI。此外，感恩可以缓解抑郁等负面情绪，这反过来大大降低了NSSI的可能性[23]。因此，提出假设2（H2）：感恩会调节情绪调节困难与早期青少年NSSI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三波的纵向研究设计来探讨同伴侵害、情绪调节困难、感恩和NSSI之间的纵向关联，研究跨度为一年。为了考察两个研究假设，我们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所提出的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研究假设关系模型图

Figure 1 The hypothesis relationship model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中国广东省四所普通小学的四年级至六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次追踪研究历时一年，每6个月进行一次施测，共进行了三次追踪测量。第一次（T1）数据收集时，测量被试的同伴侵害、NSSI和人口统计信息（如性别和年龄）；第二次（T2）数据收集时，测量被试的情绪调节困难；第三次（T3）数据收集时，测量被试的感恩和NSSI。将三次施测数据整合后，剔除缺失值、不认真答题或录入有误的数据，最后获得有效问卷为886份（其中47.4%为女生，N = 420），平均年龄为10.17±0.73岁，年龄范围为9至1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侵害

同伴侵害的测量基于先前研究，使用了收入动态儿童发展补充委员会研究（PSID-CDS-III）中使用的四个项目[24]。采用5点计分制，从0=“从不”到4=“每天”。例如，“有同伴指责或谩骂我。”分数越高，表明同伴侵害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在T1为0.70。

2.2.2 情绪调节困难

采用比尤尔伯格等人编制的中文版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16）[25]进行测量。量表由16个条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制，从1=“几乎没有”到5=“总是”。例如，“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就会失去控制”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在T2为0.95。

2.2.3 感恩

采用麦卡洛等人编制的感恩量表[17]进行测量。量表由6个条目组成，采用7点计分制，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例如，“我生命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东西。”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的感恩倾向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在T3为0.80。

2.2.4 NSSI

采用由格拉茨编制[26]、攸佳宁等人[27]修订的中文版故意自我伤害量表。量表由12个条目组成，采用6点计分制，从1=“从不”到6=“一周多次”。例如，“你是否没有自杀意图地故意割伤自己？”得分越高，表明NSSI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在T1和T3分别为0.85和0.90。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6.0软件以及SPSS宏程序PROCESS整理并分析数据。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其次，使用PROCESS的Model 4对T2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分析。最后，为了进一步检验T3感恩对T1同伴侵害与T3NSSI的调节作用，使用Model 14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进行Bootstrap抽样（N = 5000）来估计95%置信区间。如果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明存在一个调节的中介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所得结果表明，存在8个特征值超过1的因子，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26.93%，未达到总变异解释量的40%，因此可以认为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不显著。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T1同伴侵害与T2情绪调节困难、T1 NSSI和T3 NSSI均呈显著正相关，与T3感恩呈显著负相关。T2情绪调节困难与T3 NSSI均呈显著正相关。T3感恩与T2情绪调节困难、T3 NSSI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886）

Table 1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886)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0=女，1=男。***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T1、T2、T3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次测量，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SPSS的PROCESS插件的Model 4检验H1，即T2情绪调节困难是否显著中介T1同伴侵害与T3 NSSI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T1 NSSI后，T1同伴侵害能显著正向预测T2情绪调节困难（β=0.20，SE=0.03，p<0.001）；当T2情绪调节困难放入回归方程时，T1同伴侵害对T3 NSSI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05，SE=0.03，p>0.05），T2情绪调节困难能显著正向预测T3 NSSI（β=0.22，SE=0.03，p<0.001）。此外，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结果显示，T2情绪调节困难在T1同伴侵害与T3 NSSI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Effect=0.04，SE=0.01，95% CI［0.02，0.07］）。结果表明，T2情绪调节困难在T1同伴侵害对T3 NSSI的影响中起中介
作用。

表 2 T2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模型回归分析（N=886）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diation model of T2 emotion dysregulation (N=886)

3.4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我们采用SPSS的PROCESS插件，并选用Model 14，旨在验证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有效性。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性别、年龄、T1 NSSI后，T1同伴侵害（β=0.20，SE=0.03，p<0.001）对T2情绪调节困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当T2情绪调节困难放入回归方程时，T1同伴侵害对T3 NSSI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5，SE=0.03，p>0.05），而T2情绪调节困难（β=0.21，SE=0.03，p<0.001）对T3 NSSI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T2情绪调节困难和T3感恩的乘积（交互项）对T3 NSSI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3，SE=0.03，p<0.001）。

表 3 T3感恩的调节作用检验（N=886）

Table 3 Moderating effect of T3 gratitude (N=886)

为更清楚地解释T3感恩对T2情绪调节困难与T3 NSSI间接路径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即在T3感恩取值为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时，T2情绪调节困难对T3 NSSI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T2情绪调节困难对T3 NSSI的预测作用仅在T3低感恩的青少年的显著（β=0.34，SE=0.04，p<0.001）。对于T3高感恩的青少年，T2情绪调节困难对T3 NSSI的预测并不显著（β=0.07，SE=0.04，p>0.05）。因此，T3感恩可以显著调节T2情绪调节困难对T3 NSSI的影响。

图 2 T3感恩对T2情绪调节困难与T3 NSSI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Interactive effect of T3 gratitude and T2 emotion dysregulation on T3 NSSI

Bootstrapping结果如表4所示，在从T1同伴侵害到T3 NSSI的路径中，T2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效应仅在T3低感恩的早期青少年中显著（β=0.07，SE=0.02，95% CI［0.03，0.11］），而在T3高感恩的早期青少年中不显著（β=0.01，SE=0.01，95% CI［−0.00，0.04］）。具体来说，T3感恩对T2同伴侵害与T3 NSSI之间的关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这种调节作用只存在于低感恩的早期青少年中，而不存在于高感恩的青少年中。换言之，高水平的感恩削弱了情绪调节困难对NSSI的影响。综上，本研究所构建的包含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表 4 不同感恩水平下的中介效应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ratitude

4 讨论

基于NSSI的人际模型[1]、人际风险模型[15]和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21]，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纵向调节中介模型，以探讨同伴侵害与早期青少年NSSI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侵害对早期青少年NSSI的直接影响路径并不显著，这与先前的研究[28]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同伴侵害对NSSI的影响并非单一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和潜在的调节变量来实现的。如本研究所示，同伴侵害通过情绪调节困难的间接路径影响NSSI，而这一途径的后半段受到感恩的调节。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同伴侵害与早期青少年NSSI之间的关系。

4.1 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作用

与假设H1一致，我们发现情绪调节困难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NSSI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扩展了先前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困难是青少年NSSI的重要风险因素［12，13］，并且在同伴侵害与外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
用[14]。根据人际风险模型[15]，经历同伴侵害的个体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和愤怒。如果个体难以有效地应对这些强烈的负面情绪，便会导致情绪调节困难[29]。此外，长期遭受同伴侵害的个体可能会质疑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产生负面评价，这进一步增加了青少年出现内化问题（如情绪调节困难）的可能性[30]。同时，情绪调节困难可能会使个体感到痛苦和绝望，而同伴侵害等负面经历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他们本已有限的情绪调节能力，导致他们采用非适应性策略（如NSSI）来调节情绪［31］。

4.2 感恩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感恩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性因素，显著调节了情绪调节困难与青少年NSSI之间的关系，这与假设H2一致。具体而言，高水平的感恩削弱了情绪调节困难对NSSI的影响。对于高感恩水平的青少年，情绪调节困难与NSSI之间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这些发现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表明感恩与积极情绪、感受和温暖呈正相关，与焦虑、抑郁和脆弱性呈负相关［32，33］。此外，感恩的人愤怒和敌意更少，同时抑郁情绪更少，情绪上也更不容易脆弱，并且能更频繁地体验到积极情绪[34]。根据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21]，感恩有助于个体建立持久的个人资源（包括物质、社会和心理资源），并在遇到挫折时采取更多积极的应对策略。因此，高感恩水平的青少年在面对强烈的负面情绪时，可以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如认知重构、情绪积极表达和寻求社会支持，而不是选择非适应性策略（如NSSI）来缓解负面情绪。此外，感恩还可以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35]，使他们在面对逆境时更加坚韧不拔。这种心理韧性可以帮助青少年在面对情绪调节困难时更快地恢复情绪平衡，从而降低NSSI的风险。

4.3 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本研究揭示了情绪调节困难在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NSSI中的中介机制，以及感恩在情绪调节困难与NSSI之间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本研究揭示同伴侵害对青少年产生NSSI行为的影响，其背后存在一个关键的介导因素——情绪调节困难。因此，家长和学校不仅需要引导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以预防和减少同伴侵害，还需加强青少年的情绪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掌握更多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改善青少年情绪调节困难，并降低同伴侵害对青少年NSSI的风险效应。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感恩是情绪调节困难对青少年NSSI影响的保护因素。这表明我们应该注重青少年感恩特质的培养。例如，学校和家庭可以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引导他们写感恩日记和表达感恩行为等方式，帮助青少年提高感恩水平，从而降低NSSI的风险。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值得改进的地方。首先，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为增进研究的严谨性与广度，未来的研究应当从多元化途径收集相关数据。其次，被试来自中国广东省的四所小学，这可能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抽样范围，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最后，本研究仅关注了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作用和感恩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潜在的中介和调节因素，如与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相关的因素，从而更系统、更清晰地揭示青少年NSSI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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