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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应激压力（Stress）因素，对个体的情绪状态具有重要影响。它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对个体能够造成一定影响的事情，既包括积极影响，也包括消极影响［1］。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生活事件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生活事件的性质，可以划分为积极生活事件（如考上理想大学）和消极生活事件（如父母离异）［1］；根据与个体自身相关程度，可以划分为依赖性生活事件（如失恋）和独立性生活事件（如亲人离世）［2］；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划分为早期生活事件和近期生活事件［3］；根据影响程度，可以分为重大生活事件和日常生活琐事［4，5］。生活事件的划分标准会直接影响其对情绪的影响，进而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本研究关注不同性质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对积极生活事件的影响研究较少。一般认为，消极生活事件可以预测抑郁［6-9］，且相较于积极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更为强烈［10，11］，也更为持久［12］。在某些情况下，消极生活事件确实容易导致抑郁水平的升高。然而，也有纵向研究对267名抑郁患者进行3年随访发现，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短期变化没有影响，而积极生活事件可以显著降低1～2个月后的抑郁［13］。这可能是因为抑郁个体经常经历消极生活事件，对消极生活事件逐渐麻木和适应，所以对个体情绪影响已经不能大幅度增加；而相比之下，抑郁个体可能会认为积极生活事件发生的概率较小，所以其出现对抑郁个体的情绪改善和认知改变十分显著。由此可见，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个体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一些研究也证实了积极生活事件能够缓冲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13-15］，但积极生活事件和消极生活事件的比例需要达到2.9∶1以上（也称为罗莎达比率，Losada Ratio），才能发挥最佳缓冲力［16］。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当积极生活事件与大量消极生活事件同时发生时，会增加个体抑郁的风险，变成额外的压力来源［15，17］。该情况的解释主要来自混乱的生命过程假说（An erratic lifecourse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抑郁个体具有更加混乱和不稳定的生命历程，他们经历的积极生活事件是交织在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由于积极生活事件对个体的直接影响比消极事件要弱很多［12］，所以当个体经历的消极事件过多时，积极生活事件不能缓冲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反而会放大其消极影响。因此，即便是积极的生活事件，也可能给个体带来压力，如孩子的出生或搬进新房子虽然与积极情绪有关，但也可能升高压力水平［18］。奥维比克（Overbeek）等人［17］对4796名18～64岁的成年人进行两年两次跟踪测量，发现心境障碍的患病率与经历的消极生活事件和积极生活事件成正比。积极生活事件并不能缓冲消极生活事件的不利影响，反而在抑郁症患者的不稳定生活中，会造成额外的压力。该研究结果支持了混乱的生命过程假说。

综上所述，国内有关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的研究较少，且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探讨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为防治大学生抑郁提供参考。我们预测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直接相关，积极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受到消极生活事件的调节。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对湖北省某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学生共计2626名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445份，有效回收率为93.11%。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表 1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subjects

1.2 研究方法

1.2.1 大学生生活事件问卷

采用张志标在2007年编制的大学生生活事件问卷［1］，共44题，包括消极生活事件（23题）和积极生活事件（21题）两个分量表。消极生活事件量表主要包括学习工作、人际交往、家庭经济和情感四个维度，积极生活事件量表主要包括学习工作、团体活动、健康和人际交往四个维度。该问卷采用1～5分五级评分（1=“没有影响”，5=“极重影响”）。分数越高，代表个体受该类型生活事件的影响越大。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97和0.95。

1.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采用袁家珍等人1998年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19］，共有20道题，分为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关系四个维度，要求被试根据过去一周的相应情况作答。采用0～3分四级评分（0=少于1天，3=5～7天/几乎一直有）。总分在0～60分之间，≤15 分为无抑郁症状，16～19 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20分表示肯定有抑郁症状。分数越高，个体出现抑郁的频度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3。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以p<0.05为统计学意义差异标准。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 4.1中的模型1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查，结果发现有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最大因子解释总变异的28.10%，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无明显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对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的影响

分别以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为自变量，以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各变量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得分情况（x±s）

Table 2 Scores of each variable acros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x±s)

结果显示，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在性别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男生得分显著低于女生（p<0.05）；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大一、大二和大四三个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p<0.001）。大学生消极生活事件在性别、年级和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1）；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大一和大二两个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和大四（p<0.001）；独生子女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p<0.001）。大学生抑郁在性别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男生得分显著低于女生（p<0.001）；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大一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四（p<0.05）。

2.2 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消极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生活事件与消极生活事件均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如表3所示。

表 3 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的相关（N=2445）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2445)

注：**p<0.01。

以积极生活事件为自变量，抑郁为因变量，消极生活事件为调节变量，性别、年级和是否独生子女为控制变量，考察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积极生活事件不能预测抑郁（β=0.006，t=0.275，p>0.05），消极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抑郁（β=0.308，t=12.341，p<0.001），两者的交互项对抑郁的影响显著，说明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β=-0.142，t=-7.360，p<0.001）。

表 4 消极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会因消极生活事件水平的不同而改变，表5显示，在消极生活事件的低分组（M-SD）和高分组（M+SD）中，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预测均显著，且消极生活事件的不同分组改变了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作用方向。在低消极生活事件条件下，积极生活事件越高，抑郁水平越高；而在高消极生活事件条件下，积极生活事件越高，抑郁水平越低。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调节效应的具体模式，绘制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简单斜率检验图，如图1所示。

表 5 积极生活事件在不同水平的消极生活事件上对抑郁的影响

Table 5 The impact of positive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图 1 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3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

3.1 人口学特征对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在积极生活事件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在消极生活事件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说明男生经历的积极生活事件更少，而消极生活事件更多。男大学生在高校中似乎会面临更多挑战，可能与不同性别的社会角色期待有关，对男生的期待和要求可能比女生要更高更严厉［20］。本研究发现，男生在抑郁得分上显著低于女生，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21，22］。奇怪的是，男生在生活事件上明明更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抑郁水平却更低，可能与他们的反应风格、核心自我评价等有关。反应风格理论认为个体有反刍（Rumination）、分心（Distraction）、解决问题三种反应风格，反刍是导致抑郁的主要原因，分心和解决问题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抑郁［23］。研究发现，男性更多采用分心的反应方式，女性更多采用反刍的反应方式［24，25］。还有研究发现男生的核心自我评价高于女生［22］，这也可能导致在经历消极生活事件时，男生更容易不受其影响而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或升高。

研究结果显示，大三学生的积极生活事件得分明显低于其他年级，而大一和大二学生的消极生活事件得分高于大三和大四学生，大一学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四学生。大三学生的积极生活事件得分低于其他年级，可能是因为大三处于需要选择未来人生方向的关键阶段，学生需要主动投入到考研和就业的准备中，占据了大量时间，从而导致积极生活事件发生较少。低年级学生的消极生活事件得分高于高年级学生，可能是因为大一新生的应激压力较大，需要面临生活、学习、人际等方面的改变和适应，遇到的消极事件较多，抑郁水平可能升高，等到高年级逐渐适应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后，消极生活事件减少，抑郁随之降低。这提示我们要加强对大学生低年级学生的关注，帮助他们更好地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

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消极生活事件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与靳（Jin）等人［26］的研究结果一致，但该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的抑郁水平比非独生子女更低，本研究则没有发现类似结果。独生子女可能多在城市地区，父母可能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拥有更多的父母支持，这样就可能面临更少的消极生活事件，更低的抑郁水平［27］。但到了大学阶段，非独生子女因为拥有长期与同龄人相处的经验，可能获得更多的同伴支持资源，从而弥补了人际需求，因此抑郁水平并未比独生子女更高，这一现象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3.2 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生活事件与消极生活事件均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不论生活事件的性质如何，经历的生活事件越多，抑郁水平都会升高。与奥维比克（Overbeek）等人［17］研究结果一致。按照混乱的生命过程假说，积极生活事件和消极生活事件交缠在一起发生，使得积极生活事件的缓冲作用降低，甚至产生了额外压力，从而导致抑郁水平升高。积极的生活事件意味着改变，可能带来新的适应和压力。但本研究后续结果发现，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在高消极生活事件组是负相关，在低消极生活事件组是正相关，所以并不能真的支持混乱的生命过程假说。更可能的解释是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程度不同的个体影响不同。也有人认为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应激源到产生应激反应，需要受到个体中介变量的影响［9］。所以应该考虑更多中间因素如认知、社会支持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积极生活事件不能直接预测抑郁，而消极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抑郁，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28，29］。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的诊断和症状发展都具有独立的影响［30］。大学生面临的学习、生活、人际各方面的压力，自身又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在经历较多消极生活事件后，更容易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9］。积极生活事件不能直接预测抑郁，说明消极生活事件比起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更为强烈和直接，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10，11］。

消极生活事件能够调节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高消极生活事件条件下，积极生活事件越高，抑郁水平越低；而低消极生活事件条件下，积极生活事件越高，抑郁水平越高。这说明，经历高消极生活事件的个体，如果能够经历更多积极生活事件，那么将缓解抑郁的升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8，30，31］，但没能支持混乱的生命历程假说。积极生活事件能缓冲高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但不能缓冲低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这提示我们，在对抑郁进行研究和干预时，不能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消极生活事件上，还要考虑积极生活事件的影响。对于抑郁大学生的干预，可以考虑通过提升积极生活事件水平。比较符合这一治疗原理的理论是行为激活疗法［32］，通过让个体做一些感到愉悦和有意义活动，来改善消极情绪，提升积极情绪。要注意的是，这一干预可能对低抑郁大学生并不合适，根据本研究结果，可能会导致抑郁的升高，起到反作用。另外，抑郁个体对积极生活事件的感知没有消极生活事件强烈，可能导致积极生活事件被忽略，尤其是那些高消极生活事件和低积极生活事件的个体，很可能存在习惯化的消极思维倾向［28］。因此，致力于认知改变的干预，帮助抑郁个体保持认知平衡，可能也会取得良好效果。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样本中男女比例不均，女生较多，且仅限于大学生群体，可能会限制结果的解释；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判断因果关系；采用问卷形式调查生活事件和抑郁，缺乏对抑郁的更准确判断。这些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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