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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危机交织、动荡加剧的时代。全球视角下，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其中前1%的富有阶级财富急剧增加，而剩余数以亿计的人口则面临贫困与资源匮乏的双重困境（World Bank，2020；Credit Suisse，2023）。据世界银行（2021）报告，自COVID-19疫情以来，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在发展中国家甚为明显。而其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不平等的境况，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59.5增加到2022年的70.7（Credit Suisse，2023）。经济作为生活中的命脉，不平等现象波及每一个人。人们对经济不平等的接受和支持度不仅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还会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的行为反过来调控经济。即支持的人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导致经济不平等现象的进一步增加；相反，反对态度可能有助于减轻不平等的程度。社会支配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可以代表人们对经济不平等的态度，高SDO的个体因其认同社会不平等层级的特征而倾向于支持或容忍现有的经济不平等，从而在无形中促进了不平等的持续和加剧（Sidanius and Pratto，1999）。因此，对社会支配取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减轻经济不平等及其负面影响。

社会支配取向作为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SDT）的一部分，揭示了个体对于群体间社会不平等的偏好。自普拉托等（Pratto et al.，1994）首次提出该概念以来，社会支配取向成了理解个体在群体间相互作用中对权力和等级结构态度的重要变量。社会支配取向不仅与个体的社会态度、群体身份认同紧密相关，而且对群体关系、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将探讨社会支配取向与群际互动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现有研究揭示群际接触在改变个体社会支配取向方面的重要作用。

1 社会支配取向的概念

社会支配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来源于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SDT；Pratto et al.，1994）。社会支配理论认为，群体冲突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屡见不鲜，为了减少这些群体冲突、维持群体不平等，社会会宣扬一个群体优于其他群体的观点，使等级制合法化，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削弱等级制度的合法化，促进社会平等（Pratto et al.，1994）。基于此，普拉托等（Pratto et al.，1994）提出社会支配取向（SDO），即个体希望内群体能够支配并优于外群体的程度，是对群体间关系的一般态度取向，它反映了一个人更喜欢群体间关系是平等的，还是等级制的。它是预测一个人接受或拒绝与群体关系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核心个体差异变量。具体而言，高SDO的个体倾向于维持等级制度的合法化，而低SDO的个体则倾向于促进社会的平等（Pratto et al.，1994）。因此，社会支配取向可以被看作是对群体等级制度的偏好，这种偏好与偏见相关，且更多地出现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成员中（Fischer et al.，2012）。

威尔逊和刘（Wilson and Liu，2003）认为社会支配取向是一个反平等主义倾向的人格变量。然而，社会支配取向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具有系统可变性。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个体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才能保持稳定，否则，它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社会支配取向是一种社会化、情境性的变量（胡若晗，2020）。列文（Levin，2004）认为，社会支配取向是衡量个体希望支配群体的程度；一个人的群体地位越高，他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也越高。西达尼乌斯等（Sidanius et al.，2016）则认为社会支配取向是衡量个体希望能够建立和维持等级制度的群体间关系的偏好程度，不论内群体所处地位如何。研究者指出，社会支配取向主要由两个维度构成：支配（支配外群体的偏好）和平等主义（对不平等的群体间关系的偏好）。

国内学者指出，社会支配取向是以群体为单位的，认为社会存在不同阶层，这些阶层之间存在群体差异，如年龄阶层、性别阶层和文化差异的社会阶层等。而人们对这些阶层差异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维护这些差异，另一种则是消除这些差异（李琼、郭永玉，2008）。因此，社会支配取向也就是指个体对群体间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的偏好程度（王沛 等，201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支配取向的定义基本保持一致，均是指个体对群体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的偏好程度。

高SDO可能会加剧经济不平等。从个体角度来看，高SDO的个体可能因等级制度符合其利益而支持现状，从而对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构成阻碍（Sidanius and Pratto，1999）。然而，SDO作为一种个体意识形态，植根于社会环境，如民主水平、传统文化等，并受其影响。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和平等主义水平越高时，其成员的SDO水平越低（Fischer et al.，2012），这表明他们更倾向于群体间的平等而非支配（Pratto et al.，2013）。在中国，受传统文化中垂直文化内在等级结构的影响，中国人的SDO水平普遍高于西方人群（张智勇、袁慧娟，2006），这种倾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不平等。因此，探究SDO如何受其他因素影响对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2 社会支配取向的影响因素

尽管SDO曾被视为一种人格变量（Wilson and Liu，2003），但它并非稳定不变，而是会随情境变化而改变。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个体的SDO能够保持稳定，反之则会发生变化。因此，SDO是一种社会化、情境性的变量（胡若晗，2020）。作为一个社会化、情境性的变量，社会支配取向主要受到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影响。

2.1 社会层面

（1）社会地位

奴隶制和社会制度建立之后，群体之间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社会等级制度，分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支配取向也随之产生（胡若晗，2020）。处于高社会阶层的群体会将更多的资源（如金钱、机会等）分配给高阶层群体而不是低阶层群体，从而维护等级制度，加大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处于高社会阶层的个体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Guimond，2000；胡若晗，2020）。西达尼乌斯等（Sidanius et al.，2000）研究发现，与低群体地位成员相比，社会群体地位较高个体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更高，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的SDO水平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吉蒙等（Guimond et al.，2003）研究也发现，将参与者分配到具有较高支配权力的实验组之后，他们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显著提升。列文（Levin，2004）对以色列、北爱尔兰和美国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当群体之间的地位差距被认为较大时，群体之间的SDO水平差异也会更大。

（2）情境因素和文化因素

研究发现，个体在阶层间差异较小的环境下生活一段时间后，其社会支配取向水平会降低（Sinclair et al.，1998）。而当个体感知到自身所处群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其社会支配取向水平则会上升（王沛 等，2017）。哈拉比等（Halabi et al.，2008）研究发现，当个体的群体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们的SDO水平会更高，并且会较少地给外群体成员提供帮助。金钱启动后，被试会更支持社会不平等，SDO水平更高（Caruso et al.，2013）。此外，研究还发现积极的内群体接触能够降低个体的SDO水平（Dhont et al.，2014）。

当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民主程度和平等主义水平越高时，其成员的SDO水平越低（Fischer et al.，2012）。这表明他们更倾向于群体之间的平等，而不是支配他人（Prattoet al.，2013）。在中国，主要宣扬集体主义文化，且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讲究内在的等级结构，其存在的群体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多。因此，中国人的社会支配取向要高于西方人群（张智勇、袁慧娟，2006）。此外，胡若晗（2020）指出拥有更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往往具有更高的社会支配取向。

2.2 个体层面

（1）性别差异

从生理角度出发，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强壮。因此，从远古时期开始，持续了较长时间的父系社会中，男性地位高于女性，拥有更高的权力。这种性别差异和性别态度一直延续至今，性别之间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在SDO水平上存在差异。普拉托等（Pratto et al.，1994）指出男性比女性更具社会支配取向。这一结论也在后续研究中得到证实：即使性别之间的地位差距很小，男性的SDO水平仍高于女性（Levin，2004）。凯特利等（Kteily et al.，2012）的研究也发现性别能够预测个体的SDO水平。对不同国家的平均SDO水平的研究发现，SDO得分越低，他们越支持让女性担任领导职务（Pratto et al.，2013）。元分析结果也显示，性别赋予权力水平越高（女性获得权力的机会越多），国家层面的SDO水平显著就越低（Fischer et al.，2012）。无论协变量如何变化，社会支配取向水平的性别差异本质上是不变的（Wilson and Liu，2003）。

（2）种族差异

全世界拥有多种族人群，不同国家又有多个民族，这些身份上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异越大，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差异也越大，例如，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社会支配倾向的差异，比白人和亚裔之间的社会支配倾向的差异更大（Levin，2004）。因此，种族能够预测SDO水平（Kteily et al.，2012），如Ho等（2012）发现SDO的支配维度与种族歧视正相关。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歧视越大，SDO水平越高（Fischer et al.，2012）；SDO得分越低的人，他们越支持保护少数民族和帮助穷人（Pratto et al.，2013）。

当两个群体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时，群体间的社会支配取向的差异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例如，一项在以色列、北爱尔兰和美国的研究表明，社会支配取向的差异随群体地位差异的加大而增加（Levin，2004）。

3 群际接触对社会支配取向的影响

除了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群际互动也会对社会支配取向产生影响。研究者指出，群际接触是改善群体态度的最有效方法之一（Asbrock et al.，2012）。德蒙特等（Dhont et al.，2014）认为，群际接触的影响范围广泛，不仅能够减少个体的偏见，还能够影响人们对群际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最初，威廉斯（Williams et al.，1947）提出了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用于改善人际关系，他认为，群体之间个人的、私人的接触能够减少偏见，缓解种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之后，奥伯特等（Allport et al.，1954）在威廉斯的群际接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群际接触假说（Intergroup Contact Hypothesis）。他们认为群体间之所以存在偏见、冲突，是因为缺乏对外群体的认识或存在错误认识。因此，群体之间互相接触、了解能够有效减少群际偏见（Allport et al.，1954），群际接触是改变人们对外群体态度的有效方法。

研究已发现，积极的群际接触与SDO显著负相关（Asbrock et al.，2012），因而社会支配取向与群际接触紧密相关。德蒙特等（Dhont et al.，2014）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和纵向研究发现，积极的群际接触能够降低社会支配取向水平。群际接触不仅能够降低个体的SDO水平，还能使个体对次要群体（即接触群体以外的其他外群体）的态度更积极。娜塔莉等（Natalie et al.，2016）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两种宿舍条件——与同种族室友或不同种族室友共同生活，并在学期开始和结束时完成SDO的测量。结果发现，与同种族室友生活的参与者相比，在不同种族宿舍生活的参与者的SDO水平更低，对次要群体的态度也更积极。这可能是因为群际接触增加了个体与外群体交流的机会，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减少了偏见，增加了社会平等的机会，使得个体与外群体成员的关系处于平等地位，从而个体对外群体成员的评价更积极（Shook et al.，2016）。

莫德等（Maunder et al.，2020）进一步对外群体身份进行区分，结果发现群际接触能够降低SDO较高个体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偏见，以及降低SDO较低个体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偏见。这表明群际接触是否能够缓解个体对外群体的偏见可能取决于外群体的身份，这结果也证实了与外群体的合作性接触能够降低SDO较高个体对外群体的偏见（Maunder et al.，2020）。此外，将个体的性别作为一个变量进行探讨时发现，SDO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对女性管理者表现出偏见；与SDO较低个体相比，SDO较高个体经历群际接触之后会减少对女性管理者的负面态度（Contu et al.，2023）。

此外，一些研究结果也从侧面说明群际接触与社会支配取向呈负相关。例如，在调查社会支配取向和群际接触是否促进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当群际接触较少或无群际接触时，个体的SDO与多元文化支持呈负相关；而当SDO较高时，群际接触和多元文化支持呈正相关（Visintin et al.，2019）。也就是个体与外群体的接触越多，越能缓解SDO与多元文化支持的负相关关系，即群际接触能有效降低SDO水平。正如群际接触理论所提到的，群际接触不仅是减少偏见的重要影响因素，还可以抑制偏见的前因（Pettigrew and Tropp，2006；Visintin et al.，2019）。在对社会支配取向对环境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SDO与可持续环境行为负相关，而积极的群际接触能够减少SDO，促进可持续环境行为（Meleady et al.，2020）。这也证实了认知自由化假说（Cognitive Liberalization Hypothesis），群际接触能够塑造意识形态并解放思想（Hodson et al.，2018）。

综上所述，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经济不平等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还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态度与行为。社会支配取向（SDO）作为衡量个体对群体间不平等态度的关键变量，揭示了人们对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偏好及其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因此，理解SDO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尤其是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性别差异、种族差异，以及群际接触等，对于缓解经济不平等及其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而群际接触作为改善群体态度、减少偏见的重要途径，已被证明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SDO水平，并促进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通过增加与外群体的互动，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群体的处境，减少对不平等的支持，从而推动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干预和社会实践，促进积极的群际接触，降低SDO水平，进而缓解经济不平等问题。同时，跨文化研究也应得到更多关注，以揭示不同社会背景下SDO的表现及其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在多个方向上进一步深化对社会支配取向（SDO）及其影响的理解。首先，跨文化研究应得到更多关注，以揭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SDO的表现形式及其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机制。例如，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在塑造SDO水平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其次，研究可以探索更多情境因素对SDO的动态影响，如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或技术进步等宏观环境变化如何改变个体的SDO水平及其对不平等的态度。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纵向追踪设计，考察SDO在个体生命周期中的变化轨迹，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互作用。最后，实践层面的研究也应得到重视，例如如何通过教育干预、群际接触项目或政策设计来有效降低SDO水平，从而缓解经济不平等及其社会负面影响。这些研究方向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论理解，也将为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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