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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期是个体个性和价值观迅速成长并趋于成熟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同样，这一时期大学生们也可能伴随着心理健康的挑战。一些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者通过近十年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的结果发现，大学生整体的抑郁、焦虑、睡眠问题的检出率呈上升的趋势［1］。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十分复杂，与人际关系［2］、家庭氛围［3］、学业与就业压力［4］、社交媒体使用［5］等相关联，其中，生命意义感（Meaning of Life）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6］。它关系到个体对生活的理解、对价值的追求，以及对存在的情感体验［7］。生命意义感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并与许多积极因素相关联［8］。生命意义感的获得与维持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具有较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通常具有较好的适应力［10］、更低的自杀风险［11］，较少体验到压力和重复性的消极思维［12］。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甚至自杀风险［13］。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大学生面临着多样化的选择和压力，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的人格特质［14］、生活事件［15］、社会支持等［16］。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大学生对生命的认知和态度。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的证据表明，生活的目的和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有着很深的联系［17］。德西（Deci）和瑞安（Ryan）［18］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人生目标大致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内部目标（Intrinsic Goals）是指个体依据内在动机，如个人成长和自我完善，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这通常涉及对自我肯定、社群归属感、对社群的贡献，以及身体福祉的追求。相反，外部目标（Extrinsic Goals）则体现了个体追求外界认可和物质价值的倾向，这可能包括追求财富成就、他人赞誉和外表吸引力等方面。自我决定论指
出［19］，人们的行为主要受到内在动机的推动，以实现自我完善和成长。基于这一理论，那些寻求生活意义的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自我驱动性，他们的行为更多地由内在目标而非外在因素所激发。既往也有研究表明内部目标和外在目标中“经济成功”这一因素能够正向的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20］，内部目标与个体的意义寻求和意义拥有都呈正相关［21］。外部目标和动机同样可以驱使个体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价值。但这种外部的目标和动机往往和更低的幸福感相联系［22］，同时，外部目标的内容也和物质主义有着一定的关联［23］。而物质主义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往往和更低的幸福感、自我概念清晰性等相关联，虽然在有一些研究中也证实了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负面的价值取向。由此我们可以假设：

H1：内部目标与生命意义感呈正相关。

H2：外部目标与生命意义感呈负相关。

以往研究更多采取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从生命意义感的整体角度出发，探究其影响因素以及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来深入了解这一变量。但是这些特征都是被孤立地研究，对于探讨复杂的交互作用效力是有限的；同时这种研究范式假定样本内是同质的，从整体出发得出结论，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变量几乎不为同质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各有差异，几乎不可能完全相同［24］。近年来，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被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采取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各项指标，得出更贴近生活实际的结论［25］。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探究大学生群体生活目标的不同潜在类别，由此提出假设H3：内部目标—外部目标存在不同潜在类别，且不同潜在类别个体间的生命意义感水平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个体中心的潜变量分析，深入探讨了大学生的目标内容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内部目标—外部目标潜在类别在生命意义感得分上的差异性，为大学生提升生命意义感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提供实证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广东省和四川省的部分高校，剔除作答时间过短、未通过测谎题的无效问卷后，共回收1068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5%。被试均为自愿参与研究的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471人（43.70%）、女生607人（56.30%）。大一297人（27.60%）、大二317人（29.40%）、大三225人（20.90%）、大四225人（20.90%）、大五14人（1.30%）。

1.2 方法

1.2.1 生命意义感测量工具

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是一个广泛用于评估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知的量表，由斯蒂格（Steger）等人在2006年编制［26］，中文版由刘思斯和甘怡群［27］加以引进和修订。该量表包含两个维度，即意义体验（Presence of Meaning）和意义寻求（Search for Meaning），量表共有9个条目，采用李克特7点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0。

1.2.2 目标内容测量工具

选用由邝春霞、唐海波和姚树桥［28］在卡塞尔（Kasser）和瑞安（Ryan）［29］编制的期望指数量表（AI-35）基础上修订的期望指数中文版（AI-35）。该量表将目标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反映了个体在追求生活目标时可能关注的不同方面。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评分法，即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7级评分制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14。

1.3 数据处理

将收集到的数据整理后导入 SPSS 22.0，运用 SPSS 22.0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用AMOS 24.0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Mplus8.3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避免单一数据来源可能引起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取了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揭示了1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而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18.14%，这一比例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本研究中的数据不受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影响。

2.2 相关性分析

在本次分析中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各变量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其中生命意义感与内部目标（r=0.491，p<0.01）呈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感与外部目标（r=279，p<0.01）呈显著正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各维度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Table 1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dimension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潜剖面分析

本项研究旨在识别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的潜在类别，并尝试提取1～4个剖面来构建模型。对于这四个模型，我们计算了它们的拟合指标并进行了比较，如表2所示。在评估模型的拟合质量时，AIC、BIC和aBIC值越低，表示模型拟合得越好。此外，熵值（Entropy）超过0.8意味着分类的精确度至少达到90%，且该值越接近1，分类的精确度越高［30］。LMR和BLRT的p值若小于0.05，则表明增加类别数能显著改善模型。在所考察的四个模型中，随着类别数的增加，AIC、BIC和aBIC值均呈下降趋势。所有模型的熵值均超过0.8，且前三个模型的LMR和BLRT的p值均小于0.05，均显著相关。第四个模型的熵值最高，达到了0.968，然而，LMR p值为0.083，超过了显著性阈值。综合考虑拟合指标以及模型的简洁性和可解释性［31］，本研究确定三个类别的模型为最适宜的选择。表3为各潜在类别分类的归属概率。可见，每种类别组中大学生归属于该潜在类别的概率在91.10%～95.90%，这一范围表明了将人群分为三种潜在类别的分类结果是可靠的。图1为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的潜在类别。C1组在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的评分上都超过了其他组别，该组共348人（占比32.20%），命名为“高内部—高外部型”。C2组的得分介于C1组和C3组之间，共668人（占比62.00%），称为“中内部—中外部型”。而C3组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是最低的，该组共62人（占比5.70%），被命名为“低内部—低外部型”。

表 2 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汇总表

Table 2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fit indices summary table

图 1 内部目标—外部目标的潜在类别

Figure 1 Internal-external goal latent classes

表 3 各潜在剖面被试的平均归属概率

Table 3 Average belonging probability of latent profiles

将潜剖面得出的三种类别进行方差分析，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类别2和类别3的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类别1和类别2类别3的意义体验差异显著，中内部目标—中外部目标组的生命意义感要显著高于低内外目标组；这说明拥有中等程度的内外目标的人会有着更高的生命意义感；在意义体验上，三组的得分没有显著的差别；在意义寻求上，中分组>高分组>低分组。

表 4 不同剖面类型的方差分析

Table 4 ANOVA across distinct profile groups

3 讨论

3.1 大学生目标内容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均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正相关。内部目标的预测结果与以往研究相同，验证了假设1，但外部目标的结果与假设2不同，也与商士杰［20］的研究结果有一些差别。商士杰的研究发现内在目标追求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体验，而对外部目标的追求使生命意义体验的作用因为内外部动机的不同而不同。可能的原因是，追求外部目标并不意味着个体本身是一个物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的概念本身就没能得到统一的定义。卡瑟（Kasser）和瑞安（Ryan）认为个体对于财富成功、社会声望和外在形象在个体价值观中的重要性能衡量个体的物质主义水平，这与外在目标的追求较为一致。但是里金斯（Richins）和道森（Dawson）认为，高物质主义者不仅仅表现为对这些外在目标的追求，而且会把物质获得视为生活的核心，他们相信物质获得是快乐的最大源泉，并且用物质拥有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个体的成功［35］。对外在目标的追求只符合对物质主义价值观其中的一个表现，而不能反映个体对物质追求的强烈信念。因而，不能把二者简单地归为一谈。而且，物质主义在近来的研究中也被认为具有积极的一面［32］。

同时，目标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有生活目标的人在做出与健康相关的决定时不太可能经历冲突，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更有可能进行自我调节，从而经历更好的心理健康结果［33］。国外也有研究者发现［34］对未来目标的设定能提高人们的生命意义感，而这种正向作用与目标的内容本身无关。因此，有了一个生活目标，可以使人们更容易进行自我调节［35］，从而增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个体正是在确立与寻找自己目标的过程中，更明确自我的概念，了解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寻找和体验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3.2 不同目标内容潜在类别在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从个体中心的视角对数据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大学生目标的不同剖面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发现大学生的内外部目标的追求存在异质性特征，可分为３种类型，分别是“低内部—低外部组”“中内部—中外部组”和“高内部—高外部组”，这些类别在生命意义感及生命意义寻求这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3。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了目标内容潜在类别之间的一致性变化，这表明了从高到低的潜在类别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具体来说，当某一潜在类别在目标追求的强度上表现较高时，其他类别则相应地表现出中或低的强度。这种一致性反映了不同个体在目标追求上可能存在的层次性，其中高层次的目标追求可能与更强烈的内在动机和满足感相关联，而较低层次的目标追求可能与外在动机或较少的满足感相关。这一发现为理解个体如何根据其目标内容的不同层次进行自我定位提供了实证基础，并可能对个性化的干预和支持策略产生启示。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大学生被归类为“中内部—中外部”组（62.00%）， 其次为高内部—高外部组（32.2%），最后，只有小部分的同学被归类为“低内部—低外部”组（5.70%），这说明大部分的大学生能够恰当的选择自己的目标，既不会选择过多的目标，也不会选择过少的目标，知道什么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值得追求的。不过分追求外部的目标，也不只注重内部的目标。恰当的选择内部和外部的目标，能让我们在现代社会保持合适的动力去努力奋斗，同时也能保持我们内心的平衡，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学在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上都有着较高的追求，较高的目标一方面可以激励我们去努力追寻，但如果目标不能很好地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或者对于目标的期望过高，也有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一些挫败感。最后，少部分目标选择较低的同学，更可能出现生命意义感较低的情况，更加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和未来的工作，对于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会感到迷茫，这部分学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引导的。

3.3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项研究运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在自我决定理论和生命意义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大学生的目标内容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揭示了大学生可以根据目标追求的不同组合被划分为具有独特特征的潜在类别。这种分类不仅基于他们在追求目标时的行为表现，还涉及他们的心理动机和内在需求。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能够识别出具有相似目标追求模式的学生群体，从而为更精准的教育干预和支持策略提供依据。例如，某些学生可能更倾向于追求与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相关的内在目标，而另一些学生可能更关注社会认可和物质成就等外在目标。这种细致的分类有助于教育者和心理咨询师更好地理解学生的需求，进而设计出更符合个体差异的辅导计划。同时，高校可以通过心理老师或者辅导员，更加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生活目标和心理健康，关心目标感较低的学生。及时引导学生树立适当的人生目标。也可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课程和实践活动，让大学生们更多地了解和体验到更多的领域，帮助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懂得选择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同时，我们应该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大学生树立适当、合理的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让他们在设立和追寻目标的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本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证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但仍存在许多不足。首先，研究对象仅限于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这限制了样本的广泛性。后续的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样本的数量和多样性，纳入不同背景和特征的群体，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其次，本研究仅使用了问卷调查法，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样本仅来自大学生群体，样本群体范围较小。并且研究仅为横断研究，只能从静态反映当前大学生的目标内容和生命意义感状态。未来研究可考虑选择不同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横向、纵向、实验相结合的方法，使研究更加严谨可靠。最后，从研究工具上来看，本研究使用的期望指数问卷（AI-35）并不是本土编制的问卷，而是对西方心理学家编制问卷的翻译和修订。尽管其跨文化的一致性和信效度符合标准，但是其内容只能够部分反映当前大学生的目标内容，并不全面。今后编制出能更全面反映中国大学生的个人目标的目标内容问卷，并结合质性研究的方法，将会让研究更加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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