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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个体发展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等外界多个微观、宏观及时间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等因素[1]。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国家推出的儿童发展补偿计划，引起了学者们对于父母教育卷入这一概念的关注。该计划的成功实施证明，父母教育卷入对于儿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随着胡佛-登普西（Hoover-Dempsey）[3]和桑德勒（Sandler）[4]建构的多水平父母教育卷入模型， 塞吉纳（Seginer）[5]提出了父母教育卷入的生态系统结构模型，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概括了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父母教育卷入方式及程度的影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诸多有关父母教育参与的案例，然而相关的理论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知网数据显示，我国第一篇有关父母教育卷入的论文发表于2011年。截至收稿，以“父母教育卷入”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仅有118篇论文发表（其中核心期刊28篇）。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父母积极主动地参与子女的教育可以有效促进儿童情感发展［6，7］，提升心理健康水平［8，9］，降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10，11］。然而，父母教育卷入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涉及范围广泛，影响因素众多，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因此，对父母教育卷入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2 父母教育卷入的概念与维度

2.1 概念界定

父母教育卷入（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在学界也被称为“父母参与”或“父母学习参与”，这一概念由塞吉纳界定为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理念、发展期望，以及在家庭和学校场域中为促进子女学业成就和心理发展所采取的多维行为。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完全统一，但对其本质内涵的认识已形成基本共识。学界普遍认为，父母教育卷入是父母教养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

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卷入并非单一维度的现象[12]，其内涵具有广泛性和多维性。除了参与学校活动这一显性行为外，还包含父母的情感投入和角色定位等隐性维度。基于此，格罗尼克（Grolnick）和斯洛维亚切克（Slowiaczek）[13]将父母教育卷入定义为：父母在特定教育领域向子女投入的资源总和，其研究特别强调了父母卷入中“支持与温暖”的情感特征。基思（Keith）等人[14]则从管理视角出发，认为父母教育卷入的核心在于父母对子女的引导与规范。

在操作定义层面，研究者们对父母教育卷入的界定主要呈现两大取向：其一是基于家庭的父母卷入研究范式，这类研究聚焦于家庭环境中父母对子女学习活动的参与程度。例如，基思等人[14]强调父母在家庭场域中对子女学习活动的管理与指导。其二是基于学校的父母卷入研究范式，这类研究更关注父母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关系。如爱泼斯坦（Epstein）[15]着重于父母与教师就子女教育问题进行的沟通与协作。这种概念界定的不一致性不仅增加了研究整合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异质性。

2.2 维度构成

在父母教育卷入的结构维度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框架。爱泼斯坦[15]从学校视角出发，强调学校和社区在促进父母教育卷入中的重要作用，将其划分为六种类型：养育、沟通、志愿活动、家庭学习、决策以及社区合作。辛格（Singh）等人[16]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包含亲子沟通、家庭监督、参与学校活动、父母期望等维度的划分体系。范恩（Fan）[17]则构建了沟通、教育期望、参与和监控的四维度结构模型。吕（Lv）等人［18］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领域，将父母教育卷入概括为家校联系、亲子沟通、学习协助、亲子活动和家庭监督五个维度。

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细化了父母教育卷入的行为表现，兼顾了家庭与学校双方面的互动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部分维度如志愿活动、决策、社区合作等在我国教育环境中并不常见，其适用性受到限制。同时，各学者提出的结构维度较为繁杂，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概括。

在这一研究背景下，格罗尼克和斯洛维亚切克[13]的理论模型更具概括性和解释力。该模型强调儿童在父母教育卷入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认为儿童能够主动加工父母提供的信息资源，而非被动接受。基于这一理论模型，研究者将父母教育卷入划分为三个核心维度：（1）行为参与，指父母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教育活动；（2）情感参与，强调父母对子女学校生活的关注，以及子女主动与父母分享校园经历的情感互动；（3）认知智力参与，着重于父母为子女提供促进认知发展的教育资源。

这一理论框架因其较强的概括性和解释力，更贴合我国的教育实际现状，因而在我国学界获得广泛认可。基于该理论模型，多位国内学者开发了适用于我国家庭教育背景的父母教育卷入测量工具［19-21］。这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为评估父母教育卷入程度提供了可靠的测评框架，对推动我国父母教育卷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 父母教育卷入测量工具

3.1 国外测量工具概况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开发了多种父母教育卷入测量工具。范图佐（Fantuzzo）、泰格（Tighe）和蔡尔兹（Childs）[22]以爱泼斯坦的类型划分系统为理论基础，将父母教育卷入划分为基于家庭的卷入、基于学校的卷入和家校沟通三个维度，编制了父母教育卷入问卷（family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FIQ）。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后被加尔巴奇（Garbacz）和谢里丹（Sheridan）[23]引入新西兰小学生群体研究，虽进行了一定调整，但仍保持了问卷结构的稳定性。

与爱泼斯坦的研究视角不同，格罗尼克和斯洛维亚切克[13]强调儿童在父母教育卷入过程中的主体性，将儿童定位为信息的主动加工者，并据此编制了父母教育卷入量表。该量表包含三个核心维度：（1）行为卷入，主要指父母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2）情感卷入，强调父母对子女学校生活的关注，以及子女主动与父母分享校园经历的情感互动；（3）认知/智力卷入，着重于父母为子女提供促进认知发展的教育资源，如书籍、博物馆参观等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生活体验。

胡佛-登普西（Hoover-Dempsey）和桑德勒（Sandler）［24，25］则突破了具体对象的局限，从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的角度构建了父母教育卷入的多层综合模型，并设计了涵盖行为、动机等多个方面的父母教育卷入问卷［26-28］。

这些测量工具的开发推动了父母教育卷入研究的深入发展。然而，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这些问卷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部分维度和题目（如“参加学校的志愿者活动”“与社区合作”等）在我国教育环境中缺乏代表性和普遍性；其次，这些工具未能充分涵盖我国父母教育卷入的特定内容，如中国家长普遍重视的学业监控、学习资源提供（如购买教辅材料）以及课外学习活动的创设等。

3.2 国内主要测量工具

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教育实际，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良好信效度的父母教育卷入测量工具。以下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量表：

宋冰[20]整合格罗尼克和基思的理论框架，结合初中生访谈结果，编制了初中生父母卷入量表。该量表包含情感卷入、智力卷入和行为管理卷入三个维度，分别设计了父亲卷和母亲卷，共42个题目，采用五点计分制。量表总体α系数为0.861，各分量表α系数在0.713～0.831之间；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859，各分量表分半信度在0.707～0.816之间。父亲卷的总体α系数为0.894，各分量表α系数在0.766～0.864之间；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841，各分量表分半信度在0.738～0.835之间，各项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吴艺方等人[29]基于多个理论模型，结合中国家长实际情况，编制了《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父母回答版）》。该问卷包含29个题目，采用四点计分制，涵盖家庭监控、学业辅导、亲子沟通、共同活动和家校沟通五个维度。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482～0.869之间，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6。重测信度研究显示，间隔1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483，符合测量学要求。

韩昳等人[19]从卷入程度和协同性两个维度出发，编制了中学生父母教育卷入量表。该量表包含39个题目，分为两个分量表：卷入程度分量表（含父亲卷和母亲卷，均包含智力卷入、情感卷入和行为卷入三个维度）和协同性分量表（含观念一致和协作行为两个维度）。各分量表分别采用5点计分、0～1计分和6点计分三种方式，其信度和效度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为评估中学生父母教育卷入提供了可靠的工具。

4 父母教育卷入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卷入对子女的学业成就［20，23］、社会情感发展[30]和心理健康［11，13］都有显著影响。

首先，在学业成就方面，父母的教育卷入能够提高子女的学习动机［14，21］和学习成绩［9，17］。孩子进入学龄期之后，学习成为孩子的主要活动，当孩子感觉到父母对自身学业积极关注和重视时，有利于其学习动机的提升，特别是在小学阶段，这种影响尤为明显[7]。如果父母在孩子小学学习生活开始的初期，通过辅导家庭作业协助孩子尽快适应学习生活，并适当与教师进行有效沟通，及时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就能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良好支持，从而促进孩子的学习动机，有效提升学业成就。

在社会情感发展方面，父母教育卷入有助于培养子女的社会技能[31]和情绪管理能力［9，30］。相较于低水平父母教育卷入的家庭，积极参与子女教育的父母往往能够为子女创造更多的社交机会，为孩子的社交技能发展提供平台，进而间接地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此同时，父母在与孩子沟通学校生活事件以及情感困惑等问题的过程中，会让孩子感受到更多地关注和理解，并学会情绪和压力的调节方式。这不但有助于提升孩子的自我概念和情绪调节能力，而且有助于孩子的社会化技能的发展。

多项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卷入与孩子的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父母教育卷入能够降低子女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11]和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32，33］。父母通过教育卷入的方式，让孩子在面对困难和压力事件时体验到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这能够有效增强子女的心理韧性[10]，帮助其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8，34］。有关父母教育卷入的研究，通常以卷入水平越高，效果越好作为前提假设。然而，教育卷入并不是影响心理健康的唯一因素，家庭教育往往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如，在低亲子关系状态下，父母教育卷入的效果必然受到一定限制。因此，父母在教育卷入过程中，既要全面考虑多种相关因素的作用，也要把握适度的参与程度，以免不恰当的教育卷入给子女带来不必要的压力［35］。

5 父母教育卷入研究的不足

5.1 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在有关父母教育卷入的研究中，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6]。截至目前，大部分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37]，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快速高效地获取大量的量化数据，但却难以深入了解父母教育卷入背后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动机过程，往往只能反映父母教育卷入的表面现象。对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父母在教育卷入过程中父母与孩子双方面的情感体验以及家庭内部教育互动的动态变化等，无法在数据中得到有效的测量，也无法在研究中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此外，一些研究在样本选取上存在局限性，多集中于特定地区、特定学校或特定年龄段的学生家长，样本的代表性不足，从而降低了生态效度，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推广范围。

5.2 文化差异研究的不足

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父母教育卷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存在显著差异[38]，但目前有关研究对文化因素的考虑相对较少。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和教育制度势必会影响父母对教育的认知、期望以及教育卷入的方式和程度[39]。例如，在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极高，父母往往在子女教育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且尤其注重学业成绩的提升[7]；而在西方文化中，更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和个性发展，父母教育卷入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培养子女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方面[40]。然而，现有的研究多是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非常缺乏，难以全面揭示父母教育卷入的文化多样性及其个性机制和背后共性的作用机制。

6 父母教育卷入研究的展望

6.1 统一概念界定与测量工具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父母教育卷入概念的理论探讨，整合不同学者的观点，通过元分析、跨文化研究等方式构建一个统一、清晰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发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综合考虑父母教育卷入的各个维度，进一步提升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这样可以为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提供有力的工具支持，促进父母教育卷入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

6.2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探究父母教育卷入的本质和内在机制，应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除了最常见的问卷调查法外，应适当加强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如纵向设计、深度访谈、案例分析、民族志研究等。必要时，在伦理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引入设计良好的教育实验，深入了解父母教育卷入的个体差异、家庭文化背景以及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具体细节。通过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有机结合，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父母教育卷入的复杂现象及其影响因素，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6.3 加强跨文化研究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教育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41]。未来应当加大对父母教育卷入的跨文化研究力度，选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样本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文化因素在父母教育卷入中的作用机制。通过跨文化研究，可以借鉴不同文化中的有益经验，为构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家校合作模式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教育交流与融合，推动全球教育的共同发展。

6.4 关注动态发展过程与干预研究

父母教育卷入是一个随着子女成长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7]，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等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程度，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相比于横向设计，纵向研究设计或交叉设计可以更好地揭示父母教育卷入在子女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变化规律以及对子女长期发展的影响。同时，基于最新的科研成果开展相应的干预研究尤为必要。探索如何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提高父母教育卷入的质量和效果，有效促进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协同发展，从而为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教育环境。

综上所述，父母教育卷入作为家庭与学校教育互动的重要领域，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心理社会发展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在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研究思路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未来有望在统一概念、优化测量工具、综合研究方法、跨文化研究以及动态发展与干预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理论指导，助力世界儿童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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