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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情绪常被视为一种长期的、深度的情绪低落状态，对个体具有破坏性，处于抑郁情绪状态的个体可能对事物丧失兴趣、愁眉苦脸、郁郁寡欢，它可以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交、学习、工作能力和身心健康。严重的抑郁状态则可能导致个体思维迟缓、记忆力下降、意志活动减退并伴有失眠、食欲减退、阳痿、闭经及头晕头痛等躯体症状，甚至产生自伤、自残、自杀的念头和行为。研究者在对某校12718名大学生进行的心理筛查中发现，SCL-90量表采取1～5的5级评分，抑郁因子分大于2.5分的学生有1653人，占比为13%。研究者连续4年对大学生经济压力的主观感受进行调查，在12718名学生对“自感经济压力”一题的回答中发现，选择“中等压力”的有3679人、选择“较大压力”的有2338人，选择“很大压力”的有370人，总计达6387人，占比为50.22%。这6387人中，因心理筛查量表各种因子超常模被筛查出3629人，其中需要进行进一步进行面谈评估的达1727人，其中SCL-90量表抑郁因子分大于2.5分有843人。已有研究证明，经济贫困对儿童自尊心、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Ismayilova Leyla et al.，2016）[1]，马勒萨卡尔等人（Mal-Sarkar et al.，2021）研究发现，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与童年创伤影响孕期女性的抑郁情绪[2]。经济压力大的学生是否更容易被抑郁情绪困扰，研究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探索其预防和干预机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元认知是指对认知过程和内容的认识、调节和评价。韦尔斯（Wells）和马修斯（Matthews）在1994年提出了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并发展出了元认知疗法 ，通过修正患者不合理的元认知信念，重建其积极的元认知信念，使其对负性认知有更加灵活的、适应性的应对方式[3]。大量研究发现，元认知与多种心理障碍密切相关，例如焦虑症（Weight et al.，2022）［4］、应激相关障碍（Lysaker et al.，2015）[5]等。索利姆等人（Solem.，2016）探究了抑郁症的元认知模型[6]，元认知影响心理健康，并在个体应对精神健康问题的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Seow et al.，2021）[7]。认知自信作为元认知的重要维度之一（范文超 等，2017），是指个体对自己记忆力和注意力等认知能力的评价，如“我记忆力很差”“我觉得自己会记不清自己做过些什么”等[8]，而自我评价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主观体验，将认知自信纳入，或许可以揭示消极元认知对情绪变化的影响，从而找到情绪调节的路径和方法。

心理特权是“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优待、被豁免社会责任”的主观信念，常表现贪婪、缺乏换位思考能力（Campbell et al.，2004）[9]。高心理特权感的个体对他人缺少同情心（Ackerman et al.，2011）[10]，更容易在生活中感受到困扰，而心生不满（Grubbs and Exline，2016）[11]，并产生亲组织不道德行为（Lee et al，2019，陈戈 等，2024）［12，13］。心理特权会弱化个体的社会责任，如增加自恋、人际冲突、自私行为和攻击行为（白宝玉 等，2017）［14］，低阶层大学生的贫富外归因影响他们的心理特权水平（丁倩 等，2019）[15]。白杨等（2018）对心理特权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聚合效度、区分效度等方法证实了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16］。

已有研究发现心理特权存在个体差异和群体间差异，心理特权的形成因素也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那么在学校情境下，心理特权是怎样发生发展并影响学生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继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我们缺乏更多的研究依据。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严峻，因为学业不良、考试失利、恋爱困惑而焦虑、抑郁甚至采取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案例屡见不鲜，从心理特权角度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基于国内外研究的基础，考察大学生的心理特权、认知自信在不同自感经济压力水平上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并提出假设1：自感经济压力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假设2：心理特权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假设3：认知自信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假设4：心理特权、认知自信在自感经济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假设模型

Figure 1 Model assumption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随机选取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在参与者本人自愿的情况下，采取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315份，有效问卷1301份，有效率98.93%。样本分布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性别比例，男生556人（42.73%），女生745人（57.26%）；学科比例，文科390人，工科346人，理科175人，体育137人，艺术131人，医学66人，农学56人；常居地区分布情况，华南340人，中南314人，华中205人，西南123人，华北104人，华东87人，东北64人，西北6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情绪健康问卷

采用简单抑郁自评问卷PHQ-9，共包含9个条目，以0～3四点计分法计算总分，最高分27分，分数越高代表抑郁情绪越严重。

2.2.2 心理特权问卷

采用张登浩老师团队（2018）修订的心理特权量表[17]，该量表包含“唯利是图”“自命不凡”“贪得无厌”三个维度，共17个条目，以1～7七点计分法计分，用于计算总分和各维度总分。

2.2.3 元认知问卷

参考范文超等人（2017）编制修订的元认知问卷MCQ-30[8]，选取其中的认知自信和认知自我意识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共计12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分别计算各维度的总分。

2.2.4 自编基本信息量表

自编基本信息量表包含性别、专业领域、所在年级、长居地区、自感经济压力等人口学资料，自感经济压力，即“读大学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较大经济压力”。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9.1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采用PROCESS程序的模型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因素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6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3.02%，远小于40%的临界值，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根据相关分析可知，自感经济压力与心理特权、认知自信和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抑郁情绪与自感经济压力、心理特权、认知自信呈显著正相关；认知自我意识与自感经济压力和抑郁情绪相关不显著，故不纳入后续中介效应的分析。

表 1 相关矩阵（N=13013）

Table 1 Relevant matrix (N=1301)

注：*p<0.01，**p<0.01，***p<0.001，下同。

3.3 心理特权与认知自信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安德鲁·海斯（Hayes，2013）开发的SPSS PROCESS 3.3中的Model 6进行分析。控制性别、专业，将分类变量自感经济压力作为自变量，将低经济压力、中等经济压力和高经济压力进行虚拟编码，抑郁情绪作为因变量，心理特权和认知自信作为中介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图 2 抑郁情绪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depressed mood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中等经济压力对心理特权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8，p=0.000）；中等经济压力对认知自信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9，p=0.005）；高经济压力对心理特权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5，p=0.000）；高经济压力对认知自信具有显著正向预测（β=0.30，p=0.000）；心理特权对认知自信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30，p=0.000）；心理特权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36，p=0.000）；认知自信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5，p=0.000）；将心理特权和认知自信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后，自感经济压力对大学生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表 2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chained mediation models

进一步检验中介路径，结果如表3所示。心理特权-认知自信在大学生自感经济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总的标准化中介效应中等压力组为0.08，占比为44.44%，高压力组为0.24，占比60%。路径1，自感经济压力→心理特权→抑郁情绪，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路径2，自感经济压力→认知自信→抑郁情绪，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路径3，自感经济压力→心理特权→认知自信→抑郁情绪，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

表 3 心理特权、认知自信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privilege and cognitive confidence

4 讨论

4.1 自感经济压力与抑郁情绪的关系

研究证实了假设1，高自感经济压力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一项聚焦于超贫困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讨论了儿童的低自尊、抑郁和PTSD，证实了经济条件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Ismayilova et al.，2016）[1]。当大学生主观感觉自己及家庭正在承受较大经济压力时，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情绪或抑郁情绪。心理学家将“贫穷”视为对个体最大的创伤，也有人将“贫穷”视为一种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尔德·沙菲尔在《稀缺》中把这种病称为“管窥”。当我们的生活处于较大的经济压力中，我们的视野会变得狭窄，无法看到更广阔的可能性，而是被卷入了匮乏带来的担忧、焦虑和难过之中，无法专注于当下的工作，也不敢投入到可能存在一定风险的创造之中，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忧心忡忡、郁郁寡欢甚至是情绪低落、悲观失望的心理状态。

4.2 心理特权与抑郁情绪的关系

研究证实了假设2，心理特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高心理特权的个体，对事物和他人的满意度更低，对负性的事件和不利的处境容忍度更低，在生活中更容易体验到负性情绪。研究表明，心理特权与抑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arvey and Martinko，2019）[18]。这种心理特权导致个体对事物具有较高的期待，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学业心理特权影响大学生课程学习体验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卢曼萍 等，2021）[19]，这为理解心理特权如何影响个体的情感与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面对冲突的情境中，高心理特权感的学生，更容易因“担心”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人际冲突，从而体验到更多抑郁的负面情绪，不仅会破坏人际关系，也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4.3 认知自信与抑郁情绪的关系

认知自我意识与抑郁情绪的相关不显著，而认知自信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元认知知识在控制心理脆弱性方面存在显著作用（Henrik et al.，2017）[20]，老年人的认知效率和居住环境对其抑郁情绪有显著影响（Bacadini et al，2024）[21]；抑郁倾向个体抑制控制和情绪调节能力受损，更容易产生消极认知偏向（隋雪 等，2024）[22]，过度关注消极信息，从而曲解事物的本意。抑郁症患者对他人情绪和意图识别能力受损，影响社会交互（胡晶晶 等，2024）[23]。通过对认知自信与抑郁情绪的回归分析，证实了假设3，认知自信可以正向预测抑郁情绪，“认知自信”高分代表“认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好，记不住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评价。这种消极的自我评价带来的主观体验，与抑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主观感受是一致的，可能伴有情绪低落、紧张不安、思维迟缓、记忆力下降等表现，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

4.4 心理特权与认知自信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心理特权显著相关（CôtéS et al.，2021）[24]。心理特权在自感经济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即在同样的经济压力状况下，个体的心理特权感得分越高，越容易体验到抑郁情绪。高心理特权，更希望获得优待，而这种心理状态下往往事与愿违，进而体验到抑郁情绪。认知自信在自感经济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在同样的经济压力下，个体的认知自信得分越高，自我评价越负面，进而导致个体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心理特权、认知自信在自感经济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自感经济压力不是直接作用于情绪体验，而是通过心理特权感和认知自信间接产生作用。高经济压力可能带来高心理特权感，从而促使个体有更高的认知自信，这种“消极的自我认知”进而影响主观的情绪体验。

5 结论

（1）自感经济压力对大学生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2）心理特权、认知自信在自感经济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3）自感经济压力通过心理特权、认知自信的链式中介机制对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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