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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正处于青少年晚期向成年早期的关键阶段，面临内外部环境的诸多变化，是抑郁的高发人群（张平 等，2023；Tianci T et al.，2023）。相关数据显示，研究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39%，远超于同龄人群（Evans T M et al.，2018）。长期处于抑郁情绪，会损害个体的学业成绩、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水平（王惠，陈艳丽，2023；Junsheng L et al.，2018；熊婕 等，2023）。一直以来，抑郁被视为学生自杀的重要风险因素（Becerra M et al.，2021；Eduardo F et al.，2024)，与自杀意念密切相
关（罗逸浩，黄艳苹，苏斌原，2021）。因此，加强研究生抑郁问题研究，开展研究生抑郁情绪的识别和预警，实现对抑郁情绪分层分类干预，是高校研究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重要方向。

过往针对研究生抑郁的研究，大多采用标准化量表的计分标准对抑郁情绪进行评级，但可能忽视了抑郁人群存在不同的亚组，即存在质的差异（Baptista M N，Cunha F ＆ Hauck N，2019）。与传统分析相比，潜在剖面分析被广泛用于研究个体心理间的质性差异，它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有效挖掘类别变量的数据信息，从而分析出各潜类别群体的独特性特征（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已有研究者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青少年抑郁的异质特征，如刘爱楼等人将大学生抑郁分为无抑郁情绪组、中度抑郁组和轻度抑郁组（刘爱楼，王瑞明，2022）。陈润婷等人将青少年抑郁情绪分为低抑郁—高压力组、中抑郁—症状弥漫波动组和高抑郁—负性认知情绪稳定组（Chen et al.，2021），但鲜有学者针对研究生群体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研究生抑郁情绪的潜在特征
分类。

鉴于抑郁的普遍性和危害性，本研究旨在探究研究生抑郁情绪的异质性特征，探究研究生抑郁的潜在类别与自杀风险的关系，从而筛选出研究生自杀风险的高危人群，为高校研究生的危机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某高校9515名研究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心理调查前由班主任宣读统一指导语，最终回收有效问卷共9146份，有效率为96.12%。所有研究对象自愿参与问卷填写，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ZUNG等人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Zung，1965），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4级计分。抑郁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得分/80，指数越高，代表抑郁的严重程度越高。抑郁严重程度指数在0.5以下代表无抑郁情绪，0.5至0.59代表有轻微至轻度抑郁情绪，0.6至0.69代表有中至重度抑郁情绪，0.7以上代表有重度抑郁情绪。在本研究中，抑郁自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1.2.2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

采用方晓义等人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scale，CSMHSS）（方晓义 等，2018），共96个条目，分为三级筛查，共22个筛查指标，本研究选取量表的自杀意图指标进行调查。自杀意图共有4个条目，如“考虑过自杀的方式或时机”“曾经有过自杀行为”等。量表采用4级计分，从1至4分别为“一点也不像我”到“非常像我”，得分越高表明研究生的自杀风险越高。在本研究中，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6.0和Mplus 8.3进行统计分析。第一步，对SDS量表的20个条目进行潜剖面模型拟合性评估，分析研究生抑郁情绪的潜在类别；第二步，以研究生抑郁情绪的潜在类别为自变量，将自杀风险作为因变量，采用BCH卡方检验法分析抑郁情绪潜在类别在自杀风险上的差异。

潜在剖面模型的统计指标包括：（1）信息评价指数：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Bay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adjusted Bay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BIC）、熵值（Entropy）。当AIC、BIC、aBIC值越小，表明潜在剖面模型的拟合度越好。Entropy系数能够评估类别分组的精确程度，通常取值0.8及以上；（2）检验评价指数：Lomendell-rubin（LMR）、Boot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若LMR和BLRT两个指标的p值都达到显著水平，则表明k个类别模型的拟合度优于k-1个类别的模型。

2 结果

2.1 研究生抑郁情绪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依次建立1～4个潜在剖面模型对研究生抑郁情绪的潜在类别进行探究，各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1所示。在模型比较中，随着分类数目的增加，AIC、BIC、aBIC数值不断下降，Entropy数值逐渐增大。仅当潜在类别为3类别模型时，LMR和BLRT数值均为显著水平（p<0.001），且Entropy数值为0.95，大于0.8，表明3个潜在类别（C1、C2、C3）的分类模型为最优模型（温忠麟，谢晋艳，王惠惠，2023；王孟成，毕向阳，2018）。进一步分析发现，各个类别的研究生归属于自身类别的平均概率为95.4%～98.5%，表明3个潜在类别模型的分类结果具有可靠性。

表 1 研究生抑郁情绪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标

Table 1 Potential profile model fitting indicators of depression in graduate students

2.2 研究生抑郁情绪潜在类别的命名和特征

3个研究生潜在类别组在抑郁情绪20个条目上的得分概率差异明显，表现出不同的群组特征。C1类别（n=1381，15.1%）各条目得分的平均值为2.32，抑郁严重程度指数为0.581，表明该研究生类别组处于轻度抑郁水平。相较其他两组，C1类别各条目得分波动幅度较大，故将其命名为“低抑郁波动组”。

C2类别（n=6238，68.2%）各条目得分的平均值为1.53，抑郁严重程度指数为0.383，表明该研究生类别组无抑郁情绪。其多数条目得分处于3个潜在类别中的最低水平，故将其命名为“无抑郁组”。

C3类别（n=1527，16.7%）各条目得分的平均值为2.33，抑郁严重程度指数为0.583，表明该研究生类别组处于轻度抑郁水平。该类别在3个潜在类别中的条目得分概率总体均衡，故将其命名为“低抑郁稳
定组”。

2.3 研究生抑郁情绪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BCH卡方检验法进行分析，以研究生抑郁情绪潜在类别为自变量，将自杀风险作为因变量。结果如表2所示，研究生抑郁情绪的3个潜在类别在自杀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χ2=177.05，p<0.001）。具体而言，C3低抑郁稳定组的自杀风险显著高于C2无抑郁组（χ2=116.88，p<0.001）和C1低抑郁波动组（χ2=4.28，p<0.05），C2无抑郁组的自杀风险显著高于C1低抑郁波动组（χ2=71.85，p<0.001）。

表 2 各潜在类别在自杀风险上的差异性检验

Table 2 The exami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suicide risk across potential categories

3 讨论

本研究使用潜剖面分析方法探讨研究生抑郁情绪的潜在类别，发现研究生抑郁情绪具有不同的类别特征，存在三种不同质的亚型，分别是C1低抑郁波动组、C2无抑郁组和C3低抑郁稳定组。这与以往研究一
致（Baptista M et al.，2019；刘爱楼，王瑞明，2022；刘凡凡，张思齐，尚玉秀，2023），抑郁人群内部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和个体差异性。

C1低抑郁波动组占被试总人数的15.1%，该类别研究生在生理状态（食欲减退、性欲减退、思考困难等）和悲观情绪（绝望、决断困难、无用感、空虚感、兴趣丧失等）上的得分概率较C2、C3类别高，在躯体症状（晨重夜轻、睡眠障碍、体重减轻、便秘、心悸等）上的得分概率较C2、C3类别低，说明该研究生类别组在生理状态和悲观情绪因子上存在不良反应，具有抑郁症的生物学症状和情绪症状，而抑郁症的躯体障碍症状较轻。故应重点对该人群的抑郁情绪进行干预，尤其是生理状态和悲观情绪方面的症状。

C2无抑郁组占被试总人数的68.2%，该组研究生人数占比最多，且多数条目得分处于3个潜在类别中的最低水平，说明该类别研究生属于无抑郁人群，受到抑郁症状的消极影响少，产生抑郁症状的可能性低。

C3低抑郁稳定组占被试总人数的16.7%，各条目得分概率较为均衡，介于 C1 低抑郁波动组和C2无抑郁组之间，唯有在自杀意念条目的得分上较C1、C2类别高，说明该类别研究生表现出稳定的抑郁症状，且伴有一定的自杀意念。按照传统抑郁量表的评分标准，该类别研究生仅会被评估为轻度抑郁，从而可能导致其自杀风险被忽视。这提示C3低抑郁稳定组是研究生中的重点人群，需要对其开展早期筛查和自杀预防
工作。

研究发现，研究生抑郁情绪类型在自杀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C3低抑郁稳定组的自杀风险最高，C2无抑郁组的自杀风险次之，C1低抑郁波动组的自杀风险最低。这一结果验证了前人关于研究生自杀意念的研究结论（赵静波 等，2019；安德宝，朱洵，张澜，2017），抑郁情绪是影响研究生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抑郁情绪严重的研究生可能有更大的自杀风险。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不同质的低抑郁群组的自杀风险差异显著。同样被划分为低抑郁情绪类别，但C3低抑郁稳定组的自杀风险显著高于C1低抑郁波动组。这提示C3低抑郁稳定组是研究生自杀风险的高危人群，学校及相关部门应对该研究生群组予以重点关注，开展心理健康筛查与监测，建立分类干预制度，制定长期跟踪方案，对罹患抑郁症的研究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针对高风险研究生开展心理咨询辅导，增强该研究生类别组的抵御风险能力（赵丽琴，阮鹏，2020），预防其自杀行为。此外，学校需建立危机干预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现研究生有自杀倾向，能够迅速启动干预措施。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析探讨了研究生抑郁的异质性特征，并考察了研究生抑郁在自杀风险上的差异比较，具有一定创新性。但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推断研究生抑郁和自杀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且样本的代表性有限，未来可考虑多地区样本的追踪研究进一步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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