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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群体心理极化现象愈发明显，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相互隔离，导致极端观点滋生，严重破坏社会共识。在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引发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社会心态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显然，高效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多学科协同参与（孙时进，2020），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作用，尤其在政策设计与成本控制、社会风险认知与沟通、舆情传播与民意构建、医患关系建设等方面。由此，促使心理学学科根植中国国情和文化，在政策规范引领下，创新运用心理学、社会工作等学科原理、方法与技能，主动预防和解决个体、群体与社会层面的各类问题（辛自强，2018），有助于形成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群众幸福感的全方位、全周期、多元化社会支持
系统。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善治”概念。社会善治以民心为核心、优化治权为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与活动，也是社会安康的重要保障。在社会治理向柔性转变的过程中，心理学将作为核心技术，助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心治”为主的治理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是社会善治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心理建设的宗旨。

社会善治是社会建设和心理学服务于社会治理的直接体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陈跃，余练，2020）。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往往侧重于制度建设，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心理学的介入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柔性补充。社会善治聚焦人的心理和行为，通过深入理解个体与群体的心理需求、动机和认知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和协调社会行为，弥补制度在应对复杂人性和社会心理问题时的局限性，使社会治理更具人性化与科学性。

1 心理学创新社会善治的时代背景

1.1 心理学拓展社会治理体系的多元维度

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心理建设在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心理服务领域进行系统部署并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明确将其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并将其作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心理服务的目标已转变为通过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为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指导（伍麟，曾胜，2022）。从我国发展实践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是以心理健康服务提升人民群众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目前，我国学者主要针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逻辑、建设定位、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学科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且较为集中地关注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理服务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不应把社会心理服务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务，而是应从加强社会治理、引导社会心态的角度，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强调社会心理与心理健康双路径服务的殊途同归（许燕，2020）。

1.2 社会主要矛盾变迁引领治理理念革新

传统治理模式中“轻制度、重行动”的策略无法满足社会心理服务需求。审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贯彻不深入、形式主义突出、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陈跃，余练，2020）。社会治理体系需以行动为导向重构，重新认识治理行动本质及其与其他治理要件关系，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制度。将心理学融入社会治理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建构制度，推动制度的变革，更好地关注人的社会心理问题（伍麟，曾胜，2022），更具动态性、抽象性和多变性。

“由心而治，以心促治”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坐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需求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促使其不仅局限于传统语境下的物质生活富足和精神生活充盈，而且在政治、法治、文化、道德、健康、生态等方面的需要也有增无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归属。满足人民的心理需要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均体现为从解决心理问题到体验美好生活的连续体，一端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另一端是满足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理需求（陈雪峰，2024）。

1.3 心理学聚焦社会心态的深度关切

社会心态的培育是心理学服务社会善治的新方向。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等方面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苗芃，2021）。社会心理作为社会心态治理的对象，其影响因素、生成机制、体现形式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有别于治理对象为客观事物的治理理念、范式和工具（陈雪峰，2024）。社会心态是超越个体的社会存在，反映人民的社会意识，影响其身心健康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个体的价值观念从而影响其对国家或制度的信任及认识（刘嘉，杨智辉，金思宇，2022）。社会心态一经产生，会传导给更多的社会成员，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动机、情绪倾向，对公众社会行为、人际交流交往等构成潜在的心理或情绪影响，进而再次产生影响社会心态的变动。消极社会心态可能会影响个体价值观念，导致对社会乃至国家的制度体系失去信心。社会善治中的心理建设要把握我国社会心态变化发展的特征规律，从深层的社会心态培育层面来着力，用更高效、更具体的行动来增强民众的社会信任及社会信心（苗芃，2021；刘嘉，杨智辉，金思宇，2022）。

2 理论维度：赋能社会善治的本质内涵

2.1 精准锚定个体心理需求的关键要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明确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在过去的社会治理中遵循秩序逻辑，强调对人的管理约束，较少体现主体性，这在社会转型期应对社会失范和无序时是必要的（吴翔，张莉，2024）。然而，社会治理会随着一些新的因素驱动而发生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实质是“由人民治理”和“为人民治理”，推动从将人视为被动治理主体视角，转变为将人作为积极参与主体，注重人在治理中的主体性、能动性。

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规律的学科，赋能社会治理遵循治理对象的基本心理特征和规律。个体的心理需要会影响其动机和态度，进而影响外在行为。个体的心理活动运行规律与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生命活动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是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心态治理必须尊重的客观存在。当个体层面的心理需要以群体共性的心理需要体现出来，即体现为社会心态时，心理需要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因此，只有当社会治理实践尊重和满足了人民的心理需要，才会有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

2.2 柔性塑造治理工作路径的创新策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这要求在加强社会治理过程中创新方式方法（伍麟，曾胜，2022）。在社会善治模式中，心理学倡导个体从私密空间走向社会公共空间，使个体更加善于自我表达和展现个性，也更愿意投身公共生活去改造和影响社会文化价值（伍麟，曾胜，2022）。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其内涵发生了深刻变革（孙时进，2020）。社会善治的核心在于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重视从管理思维向服务理念的转变，这一过程尤其强调对人的情感的关怀（许燕 等，2020）。心理学能够从“心理柔性”的角度弥补“制度刚性”治理的不足。从心理学角度看，社会善治体现在公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公平感等心理指标上。获得感是公众对自身从社会发展中受益程度的主观感受，当公众切实感受到生活质量提升、权益得到保障时，获得感增强。安全感涉及公众对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稳定性的心理感知，良好的社会治安、健全的保障体系能提升公众安全感。公平感则是公众对社会资源分配、机会获取等方面公平性的主观评价，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社会治理的认同与支持。比如，“枫桥经验”中的心理疏导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它强调在基层矛盾化解中，运用心理沟通技巧，了解矛盾双方的心理诉求，化解情绪冲突，实现矛盾的就地解决。

3 实践维度：精细社会善治的关键举措

从实践维度进行递进式分析，心理学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从微观个体到宏观制度的系统性支持，既可以作为工具优化治理效能，也能够作为战略塑造治理生态。

3.1 微观精筑：公民心理塑造

促进个体心理状态改善。现代社会宛如一张错综复杂的巨网，个体心理状态作为其中的关键节点，对社会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堪称社会治理的“细胞单元”，直接左右着社会治理的成本与成效。从认知行为疗法角度看，通过发展性心理教育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公民的自我认知能力与情绪管理技能，从而改善心理状态。例如，北京市部分社区开展心理健康促进活动，如“情绪调节工作坊”“情绪减压小组”，结果显示参与居民人际冲突倾向短期下降约20%，抑郁症状有所缓解。

助力负面思维模式转变。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信息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常常让公众陷入认知困境，受到谣言的影响而依赖直觉和经验进行判断，缺乏对信息的批判性思考和分析能力。通过系统的认知教育与心理干预，帮助公民破除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导致的非理性决策。

3.2 中观增效：基层治理提效

促使公共参与意愿提升。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认同会影响其行为和态度。当个体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员，并对社会群体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时，便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可进一步强化公众的公共参与意愿与责任感。以中国杭州“善城”平台为例，该平台通过即时反馈系统（如环保行为积分实时显示、社区排名榜单），激活青少年的“成就动机”，显著提高了垃圾分类准确率。上海浦东新区在老旧社区改造中引入“参与式设计工作坊”等模式，让居民通过沙盘模拟共同规划公共空间，居民全程深度参与，不仅提升了对改造的满意度，更增强了对社区的归属感与信任感。

实现群体情绪监测预警。随着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平台的普及，公众能够便捷地表达观点和情绪，海量的网络言论成了反映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通过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能够实时捕捉公众对各类社会事件、政策措施的态度和情绪变化，为社会治理装上了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追根溯源，精准突破，可及时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与风险隐患。例如，卫健委曾联合中国疾控中心、高校团队开展社交媒体舆情分析，研究范围包括谣言传播、公众情绪等。2023年甲流高发期，国家卫健委指导央视等媒体发布《流感防护指南》降低谣言影响，网信办开展“清朗行动”删除涉甲流谣言信息约12万条，为疫情防控营造了稳定的社会舆论环境。

开展精准需求共情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中，心理学的作用尤为突出。社会矛盾表面上多呈现为利益冲突，但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多样的心理因素，如不满、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以及认知偏差、价值观冲突等深层次心理因素。在基层调解工作中，运用共情沟通等心理学技术，能帮助调解人员更好地理解冲突双方的心理需求与情绪状态，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调解方案。调解员运用倾听、同理心技巧，让冲突双方充分表达情绪，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找到矛盾根源，最终达成和解。重庆市部分区县自2020年起试点“心理疏导+人民调解”模式，在调解中融入情绪管理技巧（如倾听、共情）。沙坪坝区某社区2022年针对婚姻家庭纠纷开展心理疏导试点，筛选低冲突案件后调解成功率达91%，同期全市同类纠纷平均成功率为83.5%。

3.3 宏观谋篇：政策设计优化

基于心理洞察革新效能。心理学聚焦人的心理活动、行为动机和情感需求，有助于从根源上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使社会治理更具人性化、科学化。2022年，浦东新区部分街道试点基层工作流程优化，引入任务设计与即时反馈机制，结果显示网格员职业倦怠感下降约12%，但人均日处理事件量因效率提升反增至18件。杭州市拱墅区卫健局与民政局联合推进的“运河幸福家”社区心理服务项目同样令人瞩目。该项目整合了社区心理健康筛查项目，通过深入分析EPQ人格测试等模块测试数据，根据测评结果定向推送活动，提升参与者满意度。

提升公共决策满意度。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心理学原理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深入了解公众的心理需求、行为偏好和决策特点，政策制定者能够站在公众角度思考问题，设计出更符合民众意愿和社会实际的政策。具体而言，可通过精准把握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期望值，合理调整服务标准与资源配置，提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与获得感；借助实验心理学方法，提前评估政策的心理接受度，提升决策科学性。例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室长期开展社会心态研究课题，其核心成果《社会心态蓝皮书》系列报告整合了经济、社会、心理等多维度指标；在政策试点阶段，2022年南京共有产权房试点项目，聚焦“房屋质量”“产权分配流程”等具体满意度指标，试点社区满意度超75%。

综上所述，心理学在社会善治中的作用已从“隐性辅助”转向“显性驱动”。只有实现“心理规律—治理技术—制度环境”的深度耦合，才能构建具有韧性的善治生态系统，最终实现“治理效能”与“人心感知”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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